前记：一段久远的历史的回顾，当今青年听了会觉得如果天方夜谈。
如今，又在大兴创办民营学校之风，一直从幼儿园办到了大学。有时也将其称为“民办学校”。每当我看见这个字样，心中便会有一种复杂的的况味。因为在多年以前，我曾经是民办学校的教师，过着一种在今天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置信的日子。
在1950年以前，没有“民办学校”一说，那时叫“私立学校”相对于“国立学校”而言；而其后大约10年内，全国就只有清一色的公办学校了。后来，由于国民经济遭遇困难，国家无力兴办更多的中小学，满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需要。为解决大量青少的入学问题，在教育系统也搞起了“两条腿走路”，先后在农村办起了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而在城市里则由街道办事处主持，办起了许多民办中、小学。这些应运而生的形形色色的学校，与自成体系的公办中小学，有着天渊之别，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
1964年春天，我得到江北区雨花村街道办事处秦衍棠主任的一纸调令，成为他管辖范围内的民办新民中学的一名教员，教初一数学；二年级开始，改教语文，并且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直到1966年学生毕业，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武斗、工宣队进校掌权、成立革委会、上山下乡、复课闹革命等文革全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大约从1980年开始，逐步择优遴选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后来民办学校全部解散，并入公办学校，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我是1980年“转正”，调到字水中学，成为一个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公办教师的。在民办学校度过的16年，23-41岁，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我最宝贵的年华。吃了不少的苦头，也受到不小的锻炼。
鉴于时代越来越久远，知道民办学校的人会越来越少，我感到有必要把那种独特的生存状态记录下来。此文只写文革前的师生生活。
新民中学位于五里店畜牧场旁边，与养路队合用一所大房屋，老师们就在养路队搭伙。房屋中间隔开，学校所占面积大约略多一点。那房子是夹壁墙，空间高，连天花板也没有。学校这边，又隔出若干小间，分别作为教室和办公室。有一个小阁楼，是几位女教师的寝室。大门外有一块小坝子，可以安放一个乒乓台，侧边有一个连三合土都没有铺的篮球场，那是全校集合和上体育课的地方。至于教学设备，肯定十分简陋。经费之拮据，只说一个细节就可想而知：我们连粉笔头要磨到实在不能再用才丢。
学校的经费来源分三个部分：所谓公助，由教育科拨给一部分，那是很少的；再就是学费，当然也很少，那时还没有“乱收费”一说；还加上“勤工俭学”的收入，才能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转。任何支出都必须反复掂量，不是必须，决不能随便花去一分钱。当然，这与全靠财政拨款的公办学校相比，不啻天渊之别。
民办学校的师生来源都带有那一特定时代的痕迹。当时我们戏称“贤（闲）人教圣（剩）人”。也就是说，教师都是没有“资格”上大学，也没有分配“正式”工作的闲人，而学生都是公办学校不录取的剩人。而家庭出身不好则是多数师生的共同特点。因为他们只是有这种“先天不足”，所以不乏聪明能干的教师，也不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学生。
当时，我们学校的同事大多是20几岁的年轻人，工资少，待遇差，工作负担重，社会地位低，因此有几个“二十几”的自嘲：“二十几岁，二十几节课，二十几斤粮，二十几块钱。”这是我们生存状况的准确概括。什么时候能够转为公办学校，或者公办教师，是我们唯一的梦想。而像我这样自己还有“红疤黑迹”的人，就更要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看不到前途所在。男教师那时是不可能想什么找对象的事的。不过，也有个别的“幸运儿”，男女教师长期共事，产生了爱情，并不计较其他因素，终于结为伉俪的，据我所知，就有好几对，笔者也在此列。
那时，最使我们难堪的还不是经济的窘迫和工作的重负，而是社会的歧视。我们普遍的心理是既自卑又自傲。我们觉得，最好的应对办法是自己争气，把工作搞好，用事实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说起来也许如今的人们难于置信，尽管我们处在那样的环境里，却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还未闻“敬业精神”的概念）。对待学生有如弟妹（他们本来就不比我们小多少），教学也是尽职尽责。像我这样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老师是凤毛麟角，但是大家通过教学实践和互相帮助，仍然能够胜任工作。白天教学，晚上备课、批阅作业，工作繁重，并不叫苦。只是想到与公办学校的种种差距，难免心生不平之气。我当时教语文，对于作文指导、批改和评讲最是上心，深受学生欢迎。发现学生有明显的进步，甭提有多高兴了。学生的作文如果被我选为范文，也总是欢天喜地。多年以后，有学生说起当年上作文课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也许我当时认真写作文评语，为日后从事文学评论不无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有时不禁哑然失笑：像那样的“傻瓜”怕不会再有了。
有时，晚上工作处理完毕，几位同事竟然还有闲心出去压马路（那时晚上五里店极为清静，很少有车辆经过），甚至引吭高歌。我们最爱唱的是苏联歌曲，什么《山楂树》、《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得忘乎所以。有时，兴之所至，还会走进唯一的一家小酒馆，小酌一番。二两烧酒，一碟豆干或者胡豆，喝起来兴致勃勃。要是发薪不久，奢侈一点，有卤猪耳朵、猪头肉佐酒，那更是一种享受呢。
由于采取的是“半工半读”的学制，所以学生一周里只能三天上学，三天从事有偿劳动。我教的66级有两个班，没有劳动基地，主要的活计是割牛草，就近卖给畜牧场。每当劳动日，学生就自己结伴，到附近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割草，然后在预定的时间背到场里收购的地方过秤。而我们老师就等在那里登记每人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规定数量，但是学生们都很自觉，劳动热情很高，如果落后于人，会感到不好意思。当我看到同学们一头汗水，背着堆得满满的，甚至尖尖的一背背带着露水的青草，从四面八方前来集中，我心里着实非常感动。虽然他们劳动的价值却很低，一斤草只值半分钱。但是，就这样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也为解决办学经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时，也能找到一些另外的活路儿。比如，我就曾带领学生到江北城去搬运拆房造成的弃物。我和学生一道，经过狭窄陡峭的巷道，把一箩一箩沉重的砖石泥土抬去倾倒。在那炎热的夏日，口干舌燥，挥汗如雨，真是苦不堪言。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埋怨，更没有人偷懒。倒是学习上有些同学困难较大,跟不上进度，完不成作业，缺乏信心。老师们对于这样的学生尽管也不乏耐心，却往往收效不大。各方面客观条件都很差，这也难怪。
课余时间，也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比如歌咏比赛、拔河比赛等。那时我们老师胆子真大，竟敢在夏天带学生到嘉陵江边的浅滩学游泳。有些学生家在江边，水性很好，我们还组织他们横渡嘉陵江呢。有些学生就是由我们教会了游泳，受益终生。好在运气不错，没有出什么安全问题。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呢。
我们学校开展得最好的是乒乓球活动。我们的男女校队在附近都很有名。我学生时代就爱好这项运动，这时不但又常常挥拍，还经常和一位同事带领校队出去比赛，除了学校，还敢和附近的大厂如长安、三钢的厂队抗衡呢。在校际运动会上，我们经常名列前茅，为学校争光。这多少弥补了田径等弱项的落后，总算为学校争得一点面子。
我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把66级这班带毕业了。哪知他们没有能够参加升学考试，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全部上山下乡了。据了解，恢复高考后，全班只有一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她是原来的班长(她本来生活幸福，可是竟死于车祸，呜呼)。这些同学，大部分都回城进了工厂，成为普通劳动者。如今他们50多岁了，许多经历了待岗、下岗的痛苦，现在几乎都已退休。也有个别学生有机会畅游商品经济的大海而致富。如果开拓视野，并不局限于我教的这班学生，很有出息的民办学校学生，也不是没有。我可以举出几位：新民中学67级的廖崇新，后来成为我在文化馆担任文学干部时的业余创作骨干，最终成长为一位党政干部，担任过江北区教委主任，现在是区委宣传部长，副厅级领导干部了；我的诗友陈仁德，竟是忠县城关民中的一年级学生，后来通过刻苦自学，居然成为优秀的报人、作家，学养深厚的旧体诗人，《中华诗词》和《诗刊》的常客；还有不久前结识的朋友杨世英，原为渝中区官井巷民中的学生，后来下乡到万源，回城后当了企业家，又把利润投资到万源龙潭河景区，发展旅游事业，回报曾经养育他的当地人民。当然，我不知道的应该还有很多。
说到民办学校的老师，除了个别英年早逝的（祝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部实现了早年似乎十分渺茫的梦想，转为了公办教师，如今当时最年轻的都已经退休。其中有不少后来还圆了青年时代的大学梦——读上了师院的函授班，拿到了国家认可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他们有许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教师，有的当上了教研组长、教导主任、校长，江北区溉澜溪民中的孔繁民君当了江北区教委副主任、党委书记，我那位乒乓搭档郝保国，本是优秀的数学教师，后来在字水中学副校长任上退休。个别转业的也有杰出人士。例如本市著名诗人成再耕、作家黄兴邦，过去分别是米亭子民中和石桥铺民中的教师。当年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教育事业的民办学校的教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既受过磨难，也得到锻炼。回首往事，恍若隔世，对于走过的那段人生道路，我们无怨无悔。
这些上个世纪的旧事，只活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作为既往的历史，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不使湮没。作为一个见证者，我出于责任感，写了如上的文字。
2004.7.21凌晨写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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