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诗酒自娱 于 2012-11-19 07:43 编辑
新诗越来越被人漠视，写诗的人远多于读诗的人，号称成千上万的民刊大多是诗人们自慰的角落，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或广为流传的诗人非常之少甚至几乎没有。即使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论带来的表面繁荣，也掩盖不了新诗圈子化、边缘化的总体趋势。中国这个曾经号称千年诗国的国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临近端午节－－这个中国诗歌的节日，诗歌界突然发生两件与端午节有牵挂的事件：一是韩国与中国抢注“端午节”的注册商标，惹得中国诗人们大光其火；二是一个由民间组织发起、号称要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权威的汉语诗歌奖的“《新诗界》诗歌奖”决定在端午节正式颁奖。这两件事情突然地都与端午节这个纪念中国古代最伟大诗人屈原的节日发生了关系，表面上当然是偶合，但在了解发展了百来年历史的新诗的内部真实现状的人看来，这都是早已存在征兆的新诗危机的一种反映：新诗越来越被人漠视，写诗的人远多于读诗的人，号称成千上万的民刊大多是诗人们自慰的角落，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或广为流传的诗人非常之少甚至几乎没有，即使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论带来的表面繁荣，也掩盖不了新诗圈子化、边缘化的总体趋势。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每当遭遇最引发人们强烈情感的时刻或地点，每当人们最想和最需要抒发和发泄其思想情绪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古典诗歌，很少有新诗。因为，恰恰是古典诗歌最能表达人们的那种永恒的深远的情感，比如每到中秋节，人们吟咏的肯定是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到异地思乡时，人们吟诵的是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下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每年都到一些大学去讲课，知道大学生们毕业时，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那首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有人归结于新诗教育的滞后，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轻一代在表达现代情感情绪时经常引用的也是西方的现代派诗歌，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弗罗斯特的“林中路”，还有金斯堡的“垮掉”等等，可见年轻一代的新诗素养并不差，只是，那是西方的新诗。他们觉得西方现代诗更能表达他们对所处时代的体味与感受。
曾经有过读者调查，调查对新诗的看法，其中三类意见比较集中：一类是说看不懂---很多当代诗人对此不屑一顾，我倒觉得值得认真思考，人们对古典诗歌都看得懂，为何对用当代白话文写出的诗歌反而看不懂；还有一类是觉得太平板浅显，缺乏深度、变化与味道，这似乎应当归结为功夫不够；第三类则是觉得缺乏亲切感，难以亲近，很多人甚至觉得读西方现代诗比读中国新诗更亲切，更能表达和触及一个现代人的内心深处。这一看法其实击中要害，新诗确实有某种过于强调抽象与超越、不食人间烟火、远离读者与常识的宿疾和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假模假式的恶习。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中国这个曾经号称千年诗国的国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新诗到底存在怎样的深层的问题和发展障碍？
一、新诗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回顾新诗的诞生，我们不得不承认，新诗其实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我们都知道，就象中国的现代化是最初被迫的、是被西方列强的大炮强加的一样，新诗总体来说是一种学来的东西，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五四时期，痛感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变迁，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主张重建新文化，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做思想观念准备，这就是以新启蒙为主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化先锋领域的诗歌也不能幸免，旧体诗被认为不能承载和表达时代情感与思想，于是，胡适等学者身体力行提倡新诗。作为一个理性化的学者，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胡适显然主要以西方的思想观念来指导诗歌，主张诗歌要表达新思想新情感，启迪民智，塑造新人。在形式上也以西方现代诗歌为榜样，主张自由、活泼、口语的形式。就这样，在向国人介绍大量现代化思潮、观念的同时，新诗也被引进、模仿、学习过来了。因此，新诗自诞生起，就担负起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重任，是一种知识分子用以唤醒民众、灌输现代意识情感的工具，因此也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样的新诗显然就是一个早产儿，先天营养不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由于与中国古典的诗歌传统发生了过于巨大彻底的断裂，新诗在形式上一开始也不自然，只是模仿来自西方的翻译诗歌，而在翻译过程中，又遗失了西方诗歌在自身语境中的那种自然的优美、韵律与节奏感。因此，新诗一诞生就显得僵硬、机械，缺乏艺术本身具有的自然的自由的美感，更缺少活泼生动的本民族气息。即使是穆旦这样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写起新诗来仍不自然，无法施展，或者干脆借助翻译的便利优势直接从欧美诗歌中照搬拿来。而当代汉语诗歌更是成长不易，在本来就很单薄的传统中断二三十年之后，朦脓诗居然能横空出世，已是奇迹。但考察其来源，灰皮书之类功不可没，毕竟不是从自己土壤里自然长出的东西，所以硬伤早已暗伏，因此直到晚近，还有人指责朦胧诗领袖北岛的诗歌缺乏“中国性”，其诗作完全可以看作一个英国诗人或加拿大诗人所写。至于对新诗缺乏原创性与雷同性的指责，人们早已耳熟能详。
二、观念性诗歌为主导的新诗发展方向陷入误区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新诗是模仿引进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习的积累，新诗也应该逐渐本土化，完成其自然而然的转变。可是，新诗发展了百年，这一转换过程似乎还未完成，那就有别的原因存在了。那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百年来历史的曲折反复，一切都不断被冲突、战争打断，诗人们无法潜下心来研究斟酌诗艺，使得每一次动乱之后新诗的恢复都象重新回到起点，重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断裂。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那就是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被一种观念性诗歌主导，不断陷入误区。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居然是一个毫无诗歌天赋的、非常理性的学者胡适，在他的心目，诗完全是可以制造、甚至可以经培训后制做出来的，只要事先有了一个想法、观念。这样的诗歌理念，可想而知对诗歌的伤害何其深重。从此，新诗就追随西方的思潮、观念，被各种产生于西方的新思潮、观念引领，成为各种新思潮、观念的附庸。同时，还由于一味推崇观念、思潮，对于诗艺本身就基本忽略。一种新的观念、思潮出来，也就会有一群诗人跟着出来。有时为紧跟观念、思潮，干脆直接就是喊口号，看看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吧，可是那时候郭沫若还被认为是最有天赋的天才诗人。至于后来如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冯至等等，基本都是每人追逐一位西方大诗人，写一些语言干巴巴的练习之作（当然也偶有诗人们的天才灵感之作）。这种所谓的观念性诗歌路线，中间虽然历经历史的冲突与混乱，但总的路线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新时期文学，基本还是西方流行什么思潮、观念，我们就引进、模仿什么思潮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小说诗歌中，最容易引起轰动和让人激动的不是作品本身，居然是某种新的观念、思潮。
我们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在诗歌界影响甚大、被不少人推崇的所谓“非非”诗歌，实际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念诗歌，自诩是针对所谓文化的积淀繁冗，提出还原到简单、直接，只使用最基本的词汇，如名词，动词，认为这样反而能呈现更深刻复杂的也是更多更广泛的内容，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想当然的幼稚的语言游戏。看看“非非”那些所谓代表作吧，里面能看到一点真正的生命的体验与个人的脉搏的节奏、能呈现我们生存的严酷与背景吗？依据这样的理论写作出来的诗歌，最多不过是学生“习作”而已，难怪可以批量生产。“非非”这种理论在先实践在后的创作，其理论也毫无新奇之处，不过是混合“现象还原学”与“新小说”创作理论的怪胎，可以说诗坛的豆腐渣工程。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非非”不过是一点刚开始时还略觉新鲜奇怪的语言把戏，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震撼性的作品。但居然还赢得不少叫好之声，可见诗歌界的某种病态畸形状况。
还有一种所谓“反文化”的诗歌也风靡一时，其中典型的是韩东的《关于大雁塔》、《你看过大海》，居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吹捧成杰作。《关于大雁塔》是最拙劣最明显的观念性诗歌，语言干瘪、生硬、枯涩，据说是针对杨炼的《大雁塔》一诗反着来做，完全是一种对着干的小青年心理，是对西方六十年代文化的幼稚模仿，也是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惯性思维的产物。标榜所谓反传统、反权威、反文化，而并无切实深刻的内在体验与感觉，怎么可能引起阅读者的共鸣和深层感触？这样的小技巧小诡计怎么可能赢得人心、征服读者。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从来不反什么，真正的诗歌就是从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涌动出来、喷发出来的。这样矫揉造作的诗作却居然好评不少，被当成所谓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作品，难怪人们说当代诗歌界病入膏盲。
当然，观念性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界占主流位置，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可能是所谓追赶意识导致的。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通病，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而观念、思潮是最容易学的，但要学到根本的东西还需要漫长的岁月和足够的时间。当然，虽然这样，但也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西方发展积累了几百年的现代诗歌的技巧、理念演习了一遍，为缓慢逐渐涌现的可能的新的转型做了某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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