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述评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文艺研究》杂志社以及中共巫山县委、巫山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重庆西南大学和巫山县隆重举行，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海荣、西南大学党委书记黄蓉生、巫山县委书记何平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来自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包括张新泉、叶延滨、黄亚洲、傅天琳等四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在内的120余位诗人、学者出席论坛，通过主题讲演、综合论坛、专题论坛等方式，围绕华文新诗的诗歌精神、诗体、诗歌传播的重建、各国和各地区华文新诗及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走向、华文新诗的文体边界、华文新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华文新诗的底层关怀与底层写作、三峡文化与巫山诗歌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发表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呈现出良好的诗学氛围和严谨的学术风范。
论坛主席吕进在题为《重建的时代》的开幕词中将本届论坛的总主题确定为“华文新诗，重建与繁荣”，并明确指出：为打破不讲诗美规范、没有诗体法则，诗人难以写出来、读者难以读进去的新诗长期的尴尬局面，中国诗坛应担负起重建诗歌精神的使命，呼唤“破格”之后的“创格”，需要在个人性与公共性、自由性与规范性、小众化与大众化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上寻求“立”的空间，重建的时代，需要诗人和诗评家的高度文体自觉和敏锐的形式感，无畏的探索精神和宽阔的多元风度。《文艺研究》杂志社李香云副社长在致辞中也强调了诗的主要意义在于诗美的精神与丰富的想象力，诗歌体现了人类的情感记忆，能够产生强大的价值力量，有利于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
虽然本届论坛的议题十分广泛，但和前三届一样，多数学者仍将讨论的旨趣指向了新诗的二次革命与三大重建。在综合论坛中，吕进认为台湾《葡萄园》诗刊“健康、明朗、中国”的诗学主张对大陆诗坛具有珍贵的借鉴意义，和其他诗刊如《创世纪》相比，《葡萄园》为中国新诗的精神与诗体建设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叶延滨以十个辩证对立的关键词对诗歌最基本的精神要素进行了梳理，力图使诗歌的基本面回归诗歌本体，在新诗与旧体、先锋与主流、民间与学院等不同诗体与流派的创作群体及读者群体之间，建立共识，找到互相理解与勾通的管道。万龙生在题为“诗体重建的硕果—谈新时期的新诗格律建设”的主题讲演中，在对格律体新诗发展的三次高潮进行简要的梳理之后，着重考察了新时期的新诗格律建设，并认为格律体新诗的进一步发展、成型以至繁荣是可以期待的。古远清在对“台语文”的语言学与诗学特征以及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辨析之后，指出“台语文”不是台湾新诗的发展方向。姜耕玉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在变化中，现代汉诗应该正视汉字词汇被前人使用时留下的“踪迹”，那是每个诗人都能从中获益的无形资产，古典诗歌艺术中一些还有生命的东西，仍有继续存在和绵延的可能，我们应摆脱形式上的束缚，获得生命与精神表现上的诗意自由。吕周聚对诗与歌的关系进行了再思考，提出诗与歌之间可能根本不存在本质的区别，而是具有一种同构关系，诗意、诗味与韵律之间并不相互矛盾，它们可以和谐共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张德明就吕进与“新诗二次革命”论的内在关系展开讨论，梳理了“新诗二次革命”论的学术渊源、思维逻辑，剖析了这一诗学观念的理论内涵，判明了“三大重建”的诗学价值。此外许霆、沈奇、江锡全、徐国源、蒋登科、唐德亮、王端诚、蒲华清、师运山、陈敢、熊辉、田源、刘静、李文平、张中宇、徐润润、吕刚、晏红、涂鸿、萧敏、谭朝春、万启福、金铃子、张立新、童龙超、邱雪松、魏巍、李卫涛、干天全、张瑞燕、王学东、涂鹏、侯少隽、刘剑、罗小凤、雷文学、刘波、赵东、石生、子午、姚则强、马忠、张勇、韩冷、胡登全、袁仕萍、雷斌、李胜勇以及美国诗人王性初、韩国博士生文大一、金英明等围绕诗歌精神、诗体界限、网络诗歌、现代歌词、抗战诗歌、诗歌解释学等诸多话题在分论坛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广泛的交流。
来自中国台港澳地区和其他国家的诗学名家在论坛上畅所欲言，结合新诗创作的本地经验探讨诗歌写作的普遍规律。在主题讲演中，台湾诗人台客细述了几十年台湾诗歌的风雨历程，重点介绍了《創世紀》、《葡萄園》、《笠》、《秋水》、《大海洋》、《乾坤》等五大一小诗刊，并特别介绍了《葡萄园》诗刊明朗、健康的中国气派。台湾诗人、台北教育大学教授林于弘通过多层面的量化普查与数据分析，呈现了2007—2010年间台湾诗坛生态演变的沿革与更替，揭示了这种演变的意义与启示。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通过统计发现，澳门诗人的密度高达2.6-2.7个知名诗人/平方公里，任何写诗的个人都可以申请出版诗集，并可以向行政总署申请经费，所以澳门成了一片诗歌热土，创作特点更是多种语言融合，而且新旧体不打架，这些特殊的形态显示出与大中华诗歌的不同步性。香港诗人傅天虹通过三篇卷头语的抽样分析，对支撑时间最久的香港诗歌刊物《当代诗坛》进行研究，认为该刊基于以语种定义诗歌这样一种学术事实，自动呈现出它无与伦比的开放性和融合共生的美学原则。来自新加坡的诗人陈剑就中国文革对新加坡诗歌的影响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文革是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大风暴，新加坡也受到左翼文艺思潮的冲击，当时的批评准则也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左的形式主义和概念化影响了新加坡诗歌的创作，工农兵用语成为话语霸权，文艺理论彻底无产化、革命化，诗歌较少感人的语言，走进了死胡同，后经拨乱反正，才摆脱文革的影响，回到诗歌的正途。韩国汉学家朴宰雨详细介绍了中国新诗的韩译、韩国学界对中国新诗的研究，以及汉语新诗在韩国的创作和推广等方面的情况。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野草》研究的日本学者秋吉收，颇具深情地介绍了其父秋吉久纪夫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秋吉久纪夫是日本知名的汉语诗人，出版过汉语诗集，曾致力于将闻一多、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田间、闻捷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译介给日本。泰国诗人曾心则以“小诗磨坊”同仁的创作为例，就六行内新诗的创格尝试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并认为六行内小诗，是一种有所约制的新形式，是小诗的新品种，其前途无限广阔。
本届论坛还围绕华文新诗的底层关怀与底层写作、华文新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两个议题展开了讨论。高平发现，来自农村底层的青年诗作者，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中田园景物消失，乡愁难以排解，但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底层诗人还需寻找新的诗情。赵心宪则以王学忠的创作为例分析了华文新诗写作的“民间维度”，他所谓的民间概念具有多重的理论内涵：从政治意义到人类学意义，社会形态到审美表现，文化他性到民间自在性，民族性、本土性到价值普泛性等等。钱志富从底层诗歌与底层诗人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诗坛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伪底层诗人写的伪底层诗歌提出了批评。李志元描述了网络诗歌话语革命引发的诗歌写作态势与格局的变化，并对民间诗歌话语活力的高涨和低贱化诗歌写作趋势的加强进行了阐释与批判。江腊生概括了郑小琼诗歌底层见证与审美超越的特征。令狐兆鹏则从乡村、工地、身体等视角对打工诗歌的空间表征作出了描述与分析。北塔结合地铁诗建设的亲身体验，提出“地铁诗”可能就是一条让现代诗走向大众社会的康庄大道，是一条解决个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的有效途径。白杰对八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中国自白诗派封闭的、内视的、独语的、个人性的话语方式进行了分析。张立群、毕时岩受主题学研究的启发，在充分联系1990年代新诗语境的前提下，从几个方面探讨了“国家主题”的表现及内涵，为新诗公共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易彬认为彭燕郊的诗里有两类基本话语：沉重的话语和唯美的话语，它们始终相互渗透、彼此纠缠，共同合奏出彭燕郊诗歌的创作主题，充分呈示了彭燕郊以诗的方式对于时代的担当，更见证了彭燕郊对于个性与气质的坚守。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硕士生童敏、欧茂、赵明、赵玲、李铜飞等分别对闻一多、何其芳、郭沫若、穆旦诗歌的公共性和个人性进行了分析，以说明公共性与个人性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彼此共构的关系。博士生龚晓辉则从诗歌写作的具体艺术手法出发，阐明诗歌写作对公共性的介入有一定的限度，直接抒发情感并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向天渊则对新诗公共性问题的学理背景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与辨析。
本届论坛是巫山国际红叶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筹备组为此特别设置了“三峡文化与巫山诗歌”的议题。梁笑梅就以巫山国际红叶节为例，从“诗性地理”的角度，探讨了“诗以景行”的诗歌传播新途径和“景以诗行”的生态旅游新路子。万州诗人柏铭久和巫山诗人熊魁结合创作经验与体会发表了各自独特的诗歌观念。而姜鑫磊、周俊锋则分别对这两位三峡本土诗人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手法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并得到了两人的回应与肯定。赵洋洋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巫山意象群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孙佃鑫对巫山“神女”意象在当代新诗中的嬗变历程予以了描述和辨析。通过这一议题的探讨与交流，再加上观看多媒体歌舞剧《巫山神女》以及对大宁河小三峡、小小三峡、杨柳坪艺术村、巫山博物馆等风景名胜的游览与考察，论坛代表加深了对诗城巫山的认识与了解，诗人们更是纷纷表示要以新的诗作表达自己的激动与欣喜。
此次论坛汇聚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诗歌批评家和诗学研究者，使得对话与交流具有多层面、立体性、国际化的特征。论坛代表提交的一百零一篇学术论文，对前三届论坛已经提出和本次论坛新涌现的诸多诗学命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论述，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澳门大学教授朱寿桐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此次论坛论题广泛，但不平凡；新论迭出，但不走偏锋；体现了应有的学术风范。会议准备充分，秩序井然，盛况空前，十分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本届论坛将推动华文新诗沿着“重建与繁荣”的道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