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轩辕淳淳

《上海的红颜遗事》读书笔记

（一）

      “我想要写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对，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想要建立自己积极向上生活的徒劳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捂着伤口不让别人看，自己也不看的乐观的人，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去应付，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痛楚的人，一个怕被别人落下，被别人孤立，被别人抛弃的认真的人……。”
                                                                                                                                                                                                        --是为题记

      以上这段陈述，是海派女作家陈丹燕在自己撰写的传记文学《上海的红颜遗事》中，对同为上海女性的主人公作出的高度概括。作者一再强调自己笔下所呈现，或者说写作的初衷是欲呈现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经历，为此，她不辞辛劳地寻访故人，采集资料，不吝笔墨地在开篇中用真实的时间、地点，以及详实载录下的发生在即时即日的大事件和小事情为参照依据，来烘托其人其事的诞生，极尽生动地将之比喻为“她到这个世界上，像风吹起的一粒尘，风把这粒尘吹到一块豆腐上，所以我们碰巧就看到了她”，从而营造出一种令人感到屡见不鲜的，无需煞有介事，大惊小怪的氛围。试图以此来启发和诱导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自己置身于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和现实的存在感之中，去体察和理解其间的普通与平凡。

      尽管作者为实现构思意向在铺排上做出了极大努力；纵然主人公不仅碌碌无为而且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生，然而，就上苍赋予她的家世身份和生活际遇而言；就作者幽幽笔调之下所记录所承载的令人阅罢不得不深思的涵义而言，总之，在众多人的意识里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其列入“普通”和“普通人”之列。因为，主人公的父亲，是因了某种缘故而家喻户晓，并载入中华政治史册的剧本《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她的母亲，是曾经红遍大江南北，又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含恨坠楼自尽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而此位在这个令人类无比眷恋不甘离去的世界上仅仅生存了三十一年的《上海红颜遗事》的主人公，她于1944年生于乱世，在不由自主并非所愿中经历了毕生都没有搞清楚、弄明白的诸多莫名其糊涂后，于1975年死于非命。她的学名叫韦耀，而周遭的人，甚至后人，都习惯地称呼她的曾用名--姚姚。

      依照本人的体会，从某种程度上说，阅读《上海的红颜遗事》是件蛮辛苦的事情，该书虽篇幅不巨，读之却不胜疲惫，酸楚、欷歔之感始终伴随左右，掩卷后又不禁扣壶长吟，感慨良多。那滋味，就如同在某种特殊仪器下，监看到一个糖尿病患者的五脏六腑被糖分腌制、浸泡的全过程一样，既惊诧焦灼又无从左右。一方面不由嗟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另方面又深深顾眄：世事沧桑，虽尽人道，天命难为也。纠结之中决定再度精读《遗事》一书，与此同时以主人公为核心，依书中人物关系为序，认真地进行一番排列和梳理。但愿做完这件事情后，可以慰籍久久难以平静的心绪，从而获得些许行成于思的领悟和释怀。


上官云珠与女儿姚姚的合影

轩辕淳淳

（二）姚姚与姚克

      “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我至今仍然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以上诗一般美丽的文字段落，是从一位对生命感悟颇深笔者的心灵里流淌出来的，读来入眼入脑又入心，并随手记录下来，而今刚好作为此番将父系排列于首的解读。就生命的起源而言，最重要的角色即卵子和精子，它们是生命的种子，而就姚姚这个生命载体和生命过客而言，无论一生幸与不幸，都离不开使之成其为生命的那颗种子的赐予，故此，让我们从“父与女”列起。

      或许是由于时隔久远又身处异地他乡而难以搜寻到更多原始依据的缘故，姚姚的生身父亲姚克在《遗事》中着墨不多，然而作者力透纸背，仅寥寥数笔即足以勾勒出一个倜傥不群，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风流才子形象。她是这样表述的：“小女孩（姚姚）的父亲，是留洋回来的文人姚克，他是一个倜傥的苏州人，头发用发蜡梳得光光的，一小缕一小缕的，留着梳子的齿痕。穿白色西装和牙签条的薄呢背心，在说话里夹着一些英文。。。。。。”

      从《遗事》间得知，姚克的经历中除去一些令人刮目的（诸如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英文杂志《天下》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以及作为著名编导名气不在大牌黄佐临之下）身份外，还有不少令人瞠目的表现。曾因为鲁迅跟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牵线搭桥，以及在鲁迅著作翻译上的尽心竭力而成为那位文化先驱的密友，并“荣幸”地获得了先驱病逝后于万国殡仪馆大殓礼上的抬棺资格。按照西方礼仪，只有与逝者最为亲近的十位门生弟子方可享受抬棺的殊荣，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十人之一的姚克，同为其好友，《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刘半农，则是鲁迅杂文中讥讽的对象，而他的另一好友殷夫，又是被国民党在龙华监狱处决的进步作家。就此，姚克在《遗事》中被总结为：“一个活跃在上海的的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良好，整天想着折腾自己喜欢的事，不算红色这一边的，也不算白色那一边的，他不想，他们也都不要他。”身为中国早期的海归，他不愿意去大学里当教授，却甘愿与许多当年文化届的人士一样，在日本人的监视下，终日泡在古装戏里锻炼着自己的艺术，安慰着自己的理想。

      无奈才子多风流，就是这样一位父亲，由于自己的蓝杏出墙，另有新欢，在这个世界上与自己参与缔造的某个生命仅仅相处了两年的时光，便从此无缘聚首。在两岁的女儿刚会叫爸爸的时候，姚克和女儿的母亲上官云珠离了婚，不久，便携同第三任妻子辗转香港任教去了，当时是1946年。22年后，他又远赴美国任教，直至1991年12月与世长辞，就此整整45年中再也不曾踏上故土，与上海一别后又无比悲凉地生存了29年的亲生女儿姚姚，再也未曾谋面。

      据姚姚的发小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女儿张小小回忆，在姚姚不到三十岁的那一年，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与姚克取得了联系，身居美利坚的亲生父亲竟然用写在宣纸上古体诗似的毛笔字与女儿交流。当时已从音乐学院毕业两年多虽正值盛年却因身为问题生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姚姚，虽无法预知自己已来日无多，但着实正在为生计苦苦挣扎。得知父亲的消息，特别是父亲提出与女儿相见的三种方案时，高兴得心花怒放。尽管这对父女的团聚因两年后女儿的惨死终成泡影，但可想而知那一刻的到来，就象一颗被点燃的小小火花，对于前途茫茫的姚姚来说，已经足以成为或许能够救命的稻草了。在姚姚的感觉里，她的亲生父亲是永远不会不要她的。小时候，有一天她从妈妈的房间里找出一张照片给奶妈看，她指着照片里的一个男人对奶妈说：“这就是我的爸爸，我自己的爸爸，他不是真的不要我和妈妈，他自己做错了事，妈妈不要他了。不过，他心里是想着我和妈妈的。他想要回家来，可是妈妈不要他回来。”据当年曾与姚克过从甚密的黄宗江说，老年的姚克很想要回姚姚的骨灰。为此，“老黄”曾夸下海口，只要“老姚”来找他，他便一定为老朋友办妥此事，然而直至老朋友们在人生的“彼岸”相会之时，也始终不曾得见“老姚”回归故里。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五十年后，张小小在上海遇到一位研究姚克的美国教授，教授对研究对象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很主动的人，总是积极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也是一个厚道的人，从来没发现他刻薄别人。”而无独有偶，作为姚克女儿的挚友，张小小对姚姚也有与之类似的评价：“姚姚从来不会说别人的坏话。”

   姚克与姚姚，一笔难写两个“姚”字，他们父女或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血脉相传的，姚姚从来没有被姚克教育过，可他们还是以这样神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上官云珠与姚克

凤舞

题记先就引起人对书中人物的好奇。

轩辕淳淳

（三）姚姚与程述尧

       “我是一只小鸟，而爸爸的爱是天空，我飞翔在父爱的关怀中。我是一条小鱼，而爸爸的爱是海洋，我游弋在父爱的温馨中。”

      以上赞美父爱的句子，听来格外感同身受，想必是出自一个幸福女儿之口。姚姚虽无缘在亲生父亲身边成长，但相信如若能看到这些温暖的句子，也会和我一样心悦诚然。从《遗事》的某些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程述尧这个名字，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山谷里的一汪清泉一样，曾经作为父爱的代名词在姚姚幼小的心灵里照耀着，流淌着，滋养着她一天又一天渐渐长大的岁月。当移情别恋的生父姚克带着另一个女人远走他乡时，养父程述尧在姚姚生命的第六个年头里走进了她的生活。

      被极品女人接受的男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就此，《遗事》中对上官云珠的第三任丈夫是这样表述的。程述尧，“一个从北京消沉闲散、家族关系牵丝盘藤的胡同四合院里宠大的长子，年轻的他，将头发用发蜡抿顺了，穿上燕尾服，打上领带，将黑缎的硬帽夹在肋前，散发着斯文的英气，叫人想到张学良。那时候，在燕京大学里特别出挑而且活跃的男生，会被同学公选出来，称为大活宝，他就是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大活宝，学的是乡村教育专业。当程家坐吃山空，从北京最好的贝满女中毕业的大妹妹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给人做家庭教师补贴家用的时候，程述尧仍过着燕京式的快活日子。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个规矩，一年级的学生不得放肆，每年，由全校学生公选出一个最无羁的一年级生，把他和衣扔进未名湖里去。每年主持这个仪式的，就是程述尧。有一年，同学公选出来的是一个一年级女生，于是学生们决定要由一个男生陪她一起下湖，那个男生，也是程述尧。他喜欢演戏，和当时燕京大学的同学孙道临、黄宗江一起在南北剧社演话剧，还是剧社的社长。”

      曾经担任过燕京大学剧社社长的程述尧，在成为姚姚的养父时是上海兰心剧院的经理，这个已经被姚姚喊了两年“程伯伯”的北方男人似乎与这个上海小囡非常投缘，他是她的程伯伯时就受到她的格外喜欢。姚姚改口叫他爸爸，他用北方人爽快的声音回答：“哎。”她从屋子里飞奔过来，他总是张着双手接着她的小身体，让她正好落在一个安全的怀抱里。

      在周遭人的印象里程述尧有一张书卷气的长脸，带着孩子气的懵懂与精明，和一颗从基督教学校熏陶出来的悲悯的心，他总是快活而诚恳的，给了姚姚童年时代在一个男人发硬的膝上撒娇的黄昏。检查姚姚功课是燕京大学教育学士的事，姚姚小学里平平的成绩，从来没在他那里挨过骂。他不敢在姚姚妈妈打骂女儿的时候说话，到那时，他就站得远远的，伤心地，惊慌地，心疼地望着姚姚。以至于姚姚弟弟的老奶妈在若干年后还能夹叙夹议地回忆起程述尧对待自己继女的表现：“程先生是好人，到底是读书人，懂得道理。他对姚姚是真的好，一下班，手里还拿着包，外套也没有脱下来，就宝贝宝贝地叫。他们要好得像亲父女一样。宝贝欢喜撒娇，可不敢对妈妈，就对程先生。”当七岁的姚姚有了一个同母异父名叫程灯灯的弟弟时，程述尧特地到孩子的房间里，对弟弟的奶妈说：“以后你不光要宝贝灯灯，也要宝贝姚姚。”孩子的心地是最纯净的，也是最敏感的，最善于洞察的，正是因为这些真挚的，隽永的，茉莉花馨香般的父爱，让姚姚硬是与弟弟一样，主动提出并心甘情愿地在自己名字前边加上了程爸爸的姓氏。就此，身为读者我敢断言，在一个学龄前孩子的意识里，此举丝毫没有巧言令色的成分，而是一颗纯澈而又稚嫩的心，本能地在向一股由温暖和护佑汇集而成的巨大流动靠拢。

      然好景不长，命运再一次让姚姚的生活里减少了许多快乐。国人众所周知，建国后的“十七年”间，一浪高过一浪诸多的风起云涌不知道摧垮了多少人的精神和肉体，毁灭了多少原本幸福美好的家庭。程姚姚有那样一双“极致”的父母，自然也难于幸免，由于继父在“三反”运动中被诬陷为贪污分子，不仅一度被社会抛弃，也被好强上劲，一味追求进步又不乏虚荣的妻子所抛弃，这一次失去可以叫爸爸的人，是姚姚九岁的时候。

      值得读者欣慰的是，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乃至姚姚短暂的一生中，那个在时代的洪流中被修炼得“不光是逆来顺受，而是逆来兴高采烈受，热烈欢迎受”，无论面对什么侮辱都不动气，只要能在门口的肉摊上买到排骨就可以自得其乐的叫作程述尧的男人，尽管他资质优越却一生怀才不遇，屡遭迫害又自身难保；尽管在成为姚姚继父之前他曾经是文学才女影界名伶黄宗英的第二任丈夫，失掉姚姚继父身份后又成为上海交际界名流吴嫣的丈夫，然而，他都毋容置疑地在姚姚的生命历程中担当过一个至关重要的，无从替代的，难以忘怀的角色--亲人。

轩辕淳淳

题记先就引起人对书中人物的好奇。
凤舞 发表于 2014-1-10 11:06

问好凤舞斑斑！谢谢关注！

没事看了本闲书《上海的红颜遗事》，作者是海派女作家陈丹燕。这位女同胞以前是给孩子写书的，所以笔调委婉亲切，颇有些娓娓道来的风格。加之书中主人公的家世身份以及不无传奇色彩的身世，读来令人感慨良多。因而一时兴起整了篇读书笔记，发上来和有兴趣的朋友分享，权当说故事了。

篇幅较长，一共七段，俺没有耐心，懒得每日惦记着上来更新，干脆一并贴上，有兴趣的朋友慢慢看就是了。咱接着贴哈：）

轩辕淳淳

（四）姚姚与灯灯

      “每一个女生的生命里，都有着这样一个男孩子。他不属于爱情，也不是自己的男朋友。可是，在离自己最近的距离内，一定有他的位置。看见漂亮的东西，会忍不住给他看。在想哭的时候，第一个会发短信给他。尽管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从自己生命里消失，成为一个女孩子的王子，而那个女孩子也会因为他变成公主。可是，他还是呆在离自己最近的距离内的时光里，每个女孩子，都是用尽力气，消耗着他和他带来的一切。但是这样的感情，永远都是超越爱情的存在。”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在某个“名人名言录”里看到的，出自于80后作家，畅销小说家郭敬明笔下。无论作者的这段文字所指何来，毫无疑问绝不是为姚姚和灯灯量身笃造的，问世时距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之所以至此奉为楔引，盖因一眼看去总感觉字里行间于这对姐弟的身事有些似曾相识的牵扯，即便是生搬硬套，也自以为不无贴配。因为他们的情感世界里实在是需要这样一份能为自己贴胸垫背的情愫。以本读者一厢情愿地揣读，姚姚生命里那份超越爱情而存在的感情，应该是属于她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程灯灯的。

      程灯灯，学名韦然，是上苍在姚姚七岁时赐给她的家弟，尽管姐弟俩染色体中的某些成分并非来自同一个精子库，但有了这个弟弟，无论是儿时生活里尴尬家庭气氛下的相互慰籍，相互取暖，还是十年浩劫中亲人所剩无几后悲凉岁月间的相依为命，共度难关，对于姚姚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中之幸。在那个随时都可能遭遇众叛亲离的时代里，最起码，还有个永远不用提防，绝对值得信赖的人可以荣辱与共。

      姚姚的妈妈与灯灯的爸爸离婚后，姐弟俩不得已也随之父母分居两处，而渴望亲情的姚姚常常会等全托的弟弟从幼儿园回家时，向妈妈提出要去找弟弟玩。弟弟那里的人，都是她熟悉和喜爱的。奶妈的身上暖暖的，会用无锡官话给姚姚讲故事听，曾经的继父程述尧总是高高兴兴的，扬着一张不以为苦的笑脸来迎接这个一向视如己出的女儿。姚姚每每扑进门去，一样撒娇地叫“爸爸”，一样和弟弟玩做一堆，她从来没有提起过离婚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由于灯灯的爸爸程述尧要和别人为他介绍的女子吴嫣结婚，只得一度将灯灯送回北京老家去由爷爷奶奶抚养，如此，姐弟俩也只有寒暑假时才得以见面。但就是这点小小的奢侈，也因为灯灯那位阅历复杂的继母吴嫣婚后仅五月便无辜被囚，而中断了五年之久。在灯灯的记忆里，有关他五年之后再度重返上海与亲人们团聚的情景，在《遗事》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那是个晴天，街上有人上班，我和爸爸沿着高安路走，我爸爸点给我看，楼顶上有一扇窗子打开了，窗子里站着三个人，她们向我招手。我是一岁多离开妈妈的，再回到妈妈的家，已经十岁了。我那时大叫着妈妈，就往前冲，什么也不知道了，过马路时，大概是差点出车祸吧，我听见有人在马路上骂我，可我也不懂，也没有停下来。窗上的人不见了，她们下来接我了。我见了一个门，就往里面跑。可是跑错了门，我再跑出来的时候，姐姐已经到街上了，她叫了我一声，抱起我就上楼。抱了一层楼，她抱不动了，可硬抱着。这时候妈妈下来了，我的姨妈也下来了，妈妈把我接过去抱着，她也抱不动我，就那么拦腰抱着，我们这样回了家。”

      老话说，男孩子只吃十年闲饭，可想而知，当时十岁的小男子汉灯灯被身材娇小的十七岁姐姐抱着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而即便是后来，弟弟已经长得比姐姐还要高大，回上海度假正在洗澡的时候，姚姚一回家，仍旧会不顾一切地冲进浴室里，一把抱起那个正站在浴缸里湿淋淋的身体。由此可见，在姚姚的心目中，他们这般两小无猜的姐弟情深是百无禁忌的。

      当轰轰烈烈的“十年浩劫”劈头盖脸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和安定，淹没了姚姚的手指不断在键盘上雀跃而发出的清脆钢琴声，将这对姐弟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日子时，22岁的姐姐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15岁的弟弟是北京育英学校的中学生，他们和当年全中国的百姓一样，有迷茫懵懂，有无奈彷徨，当然也不乏盲目追随。但与很多家庭不同的是，以往他们曾为之荣耀的父母，带给他们的是更多噩梦般的“首当其冲”。家被抄了；亲朋，包括他们自身被隔离审查了；母亲被逼得跳楼了；诸多爱他们也被他们深爱的亲人撒手人寰了。。。直至他们其中的一个在经历了许多悲凉的日子后也悲惨地丧身于非命，姐弟俩始终都是那个特殊时期里既可以相互理解，又能够彼此依赖的牢不可破的共同体。

      1975年9月23日，一个秋雨蒙蒙的上午，有个叫作姚姚的女子带着一颗颠沛流离的心和在世上生存了31个年头的生命记录，于上海最著名的南京路上香消玉殒。噩耗传来，灯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被有关部门所告知的姐姐的死因，甚至揣测其中另有阴谋。当他将这个已经无可更改地被证实了的死因向亲友们一遍又一遍地诉说无数后，终于不得不接受“这个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肯定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的残忍现实，可想而知，那时的灯灯，是怎样的肝肠寸断，痛彻心扉。“姐姐对于我有时候像妈妈一样，或许比妈妈还要亲近，因为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经历和处境。”这是被记录在《遗事》中灯灯的一句发自肺腑的告白。

      带着阅读后些许怅然的心态，我在网络上不甘地寻找着，发现在有关上官云珠雕像落成的信息里有这样一段话：“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上官云珠与自己一双儿女灯灯跟姚姚的合影

轩辕淳淳

（五）姚姚与燕凯

      “假如一开始，你就不要泛起在我的眼前，那么，我也许就不会知道幸福的滋味……你何其残忍，把所有的爱满满地那么卒不及防地都给了我，告诉我，你永远喜欢我，永远不会离开我。让我错认为，我可以幸福得象个被宠溺的孩子，让我错认为，只要抱住你，就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按照人类异性相吸的法则，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一生中最高的兴奋点恐怕莫过于获得异性的宠爱了，无论富贵又或贫穷，有男人宠的女人就是公主。诸如《甄缳传》里那位崔槿汐的扮演者孙茜，虽然演技平平，姿色平平，但因为有了蔡远航的超级宠爱，顿时乌鸦变凤凰。可见，女人一旦荣幸地进入爱情状态时，自我感觉之好，幸福指数之高几乎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然而，以上席慕容这段有关爱的箴言却告诉我们，有时候幸福是稍纵即逝的，拥有与失去之间的落差犹如从青春期直接跌入更年期一样，猝不及防地足以令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转眼之间便破败凋零得一派萧瑟。

      就《遗事》中所述，出现在姚姚短暂生命历程里的爱情插曲大约有五次之多，如若再计算得精细些，从二十出头一厢情愿地爱恋上本校一个钢琴弹得倍儿棒的小开型男生，并因大胆赋信表白搞得自己声名狼藉，以至于挨了妈妈耳光的所谓懵懵懂懂的首次异性恋情，到云淡风轻地被介绍相识，又因自己的家庭出身难以达到对方工作的高政审要求而好聚好散的研究军舰的工程师；从两段令自己沸腾，让自己燃烧，乃至归天后依然有骨血遗存世上的轰轰烈烈之爱，到临终前那段悲凉的日子里，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接触的一位远方亲戚，满打满算也顶多只有三千多天的时间。就此，足以得见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何等的情感充沛，即便多情大多是女人的常态，但与《遗事》的作者一样令我感到格外惊奇的是，这些爱的经历竟然出自于一个从小目睹着男女恩怨成长的女子之身心。或许，“正是这样的人才更需要感情，更需要知道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可以热烈地爱上一个人。那种想要爱的念头，常常要比什么都强烈。想要爱上人的念头，会像开锅的牛奶一样，在一分钟里面升高，“噗”地漫出牛奶锅，不可收拾。”如果说姚姚的一生中有两次这样刻骨铭心的爱，那么有个名叫燕凯的男人，应该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燕凯是同校民乐系低姚姚两届的校友，曾因拥有当时最优越的红五类出身而成为学校首批造反派的领袖。他和很多干部子弟一样，热血沸腾地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另一个像父辈经历过的革命大时代，终于可以像父辈一样做一番大事业，继而终日奋战在造反夺权的第一线。而当时的姚姚，在坚决与家庭划清界限后，也因有幸成为由黑五类子女转化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坚决要求参加革命的一员，终于被革命组织接纳，并就此认识了革命组织的领袖人物燕凯。那时候，是1966年。

      之后的两年间，随着干部被冲击和夺权，燕凯的家庭也因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新一轮造反派查封，不再与“红色”相干，而与此不久，姚姚与燕凯相爱了。这场被世事一层层地埋到身体最深处的爱情，终于在这个春天，像野地里的荒火一样燃烧起来，烧掉了所有不是从心里出来的东西，也许包括了人们在内心由于造反和被造反燃烧起来的怨愤，那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像斑马线一样明显的界限。

      很欣赏《遗事》作者陈丹燕以下这段荡气回肠的感慨：“我没有想到，像姚姚，像燕凯，他们还能有这样汹涌的真挚的疼痛的爱情，那是让他们的战友们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眼睛都变得温柔起来的爱情。就像他们在战友们滚烫的枪筒里插进了一枝玫瑰，或者也在他们自己血污的命运里挖出了一条清清的小溪。他们在爱情里的沉迷和奔放，在那样一个禁欲与凄苦血腥的春天里，带着一种倔强不甘的气息吧，像隆冬里的花，不论怎样的不合时宜，它就是要开，而且要像春天里所有的花那样开放。”

      和许多双方差异颇大的情侣一样，他们之间也有着那么多的不同。姚姚特别娇小，燕凯相当高大；姚姚是典型的上海娇小姐，燕凯是彪悍的山东大汉子；姚姚大燕凯两岁，性格成熟、细腻，心思无人知晓，燕凯爽朗、透明，一切都写在脸上，任何想法也藏不住。燕凯在标准的革命家庭长大，父母是从农村出来闹革命的军人，响当当的革命者，而姚姚的妈妈是旧上海的电影明星，爸爸是侨居海外的反动文人。依照同学的回忆，他们不仅没有相配的地方，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培养感情，可是，突然，他们就爱上了，而且几乎是在各自的感觉中进入状态的。

      很多人见证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有同学仲婉，有弟弟灯灯。。。连关在牛棚里的钢琴教授周小燕都知道了。他们觉得，那是一次从冬天到春天，让人看了心醉神迷的爱情，就像在外国电影里看到的一样，姚姚为燕凯疯了，燕凯也为姚姚疯了。在当年那个视爱情为洪水猛兽的环境里，与其说两位被情爱之火烧灼得如痴如狂的当事人不想掩饰恋情，莫不如说他们根本无法掩饰令彼此幸福得无与伦比的心情。初显端倪的是姚姚的表情，它的脸上浮现出轻轻的笑容，惊喜的，有点害羞的，犹豫的，有点被吓着似的，那是拘束的中国孩子看到亲热的情人时的笑。继而彻底穿帮的是燕凯的举动，那原本就是个藏不住一点点心思的男人，高大英俊的他总是情不自禁地一下子把姚姚抱起来转圈，被举起的姚姚，满脸飞起红云，她皮肤本来就白，这下连眼皮和额头都是红格彤彤的。当她在燕凯的手里转着的时候，大声地笑了起来。再后来，他们居然无视谈恋爱被开除学籍的校规，干脆一起住进了燕凯的琴房，不惜造成一起轰动的同居事件。

      或许，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可是它就这样发生了。像上帝应该住在他的天堂里，小河应该流在它的河床里，小孩子应该睡在他的摇篮里一样单纯地发生了。然而，姚姚和燕凯爱得物我两忘的小琴房外面，酷烈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还在熊熊地燃烧。尽管他们像度蜜月一样曾在某个春天逃到杭州的旅行里去享受潋滟的西湖碧波和白堤上的桃红柳绿，甚至说不定自欺欺人地惘以为自己在古人归隐山林的山水间徜徉着，就可以住进桃花源里尽享长治久安了。有人说，那是一段鸵鸟式的快乐时光，可仅有的几颗沙粒又怎能埋头，他们即便是鸵鸟也不是幸福的鸵鸟，因为，不久之后，噩运便毫不留情地降临了。

      在姚姚离开上海去军垦农场的日子里，燕凯死了。在给姚姚寄去最后一个装有满满一大包麦乳精、午餐肉、凤尾鱼罐头和一小瓶蚊怕水的食品包裹后，为了抗拒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他惨烈的死了，骄傲的死了。他用剃刀将自己的身体割成了一条松鼠黄鱼，两个手腕上的脉管都割了，脖子上的大动脉也割断了，然后再割两条大腿腹股沟上的动脉，最后切腹。他割开的喉管噗噗地翻着血泡，是那个声音先惊动了房东家的小姑娘，他的身体放光了血以后缩得小小的，让人都认不出来了。

      令人无比震惊和感慨的是，这个革命军人的后代，曾经的造反派领袖，不去跳河，不去上吊，不去触电、不去吃药，却选择了如此残暴狠毒的方式对自己下手，想必是抱着以求必死，以求速死的决心。就此，作为读者，我理解他的恼怒，理解他的愤恨，理解他的骄傲，理解他的自尊，理解他的无奈与无助，甚至也理解他的不无浅薄和一时糊涂，而最无法理解又最想了解的是，燕凯，丢下你最心爱的姚姚独赴黄泉，你忍心吗？你舍得吗？


儿时的姚姚

凤舞

回复 6# 轩辕淳淳


    谢谢轩辕兄分享。

轩辕淳淳

（六）姚姚与凯凯

      “我的生命不该有你，但——上天总爱开我玩笑，随时要看我臣服倒地。。。生命中的缘分，向来是由许多的不经意拼凑而成，也让模糊的印象逐渐镌镂上心头，鲜明得不能忽视。”

      以上新生代偶像台湾言情小说家席绢这两句颇为理性的自圆其说，虽貌似潇洒，细细品来却充满着无奈和挣扎，就像姚姚在燕凯走后的日子里，所经历的又一次足以令她和她故事里另一个主人公的情感传奇，明知预示着粉身碎骨的结局，却还是在那么多的不经意之下拼凑而成了。

      毫无疑问，燕凯的死带给姚姚巨大的打击。“姐姐把头发养长了盘在头上，为了遮掉她头顶上的一缕白发。那是她知道燕凯已经死了那天长出来的。。。开始的时候，她根本静不下来，不能看报纸，不能看书，整个人跟梦游一样，一静下来单独坐一会就受不了。过了好几年后，她才能和人说起燕凯这个名字。”若干年后的灯灯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遗事》的作者。可见，1971年夏天的那个失去了父母，没有家，失去了情人，没有毕业也没有工作的姚姚，是怎样的肝肠寸断，无所依傍，只有一个人踉踉跄跄，丢盔卸甲地在苦海里挣扎。

      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否极自有泰来时。关键时刻是灯灯的爸爸，曾经的继父程述尧让姚姚暗淡无光的生活有了转机。由于程述尧夫妇被人从淮海路沿线的居所里赶了出来，新住处刚好与姚姚住的地方不远，就此，彼此之间走动得频繁起来。姚姚见到程述尧，依旧带着女孩子的娇气喊他“爸爸”。离开程家时程述尧会追出来高叫：“宝贝，明天来哦，我们做色拉吃。”

      或许是程家居住的那个街区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气息抚慰了姚姚的心，每天每天她走在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小马路上，听着家常的琐细的声音，渐渐脸上又有了笑容。姚姚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唱歌自然是她的长项，有时她会演唱李铁梅的唱段给程述尧的妻子吴嫣听，而吴嫣早年曾接受过民国四公子之一余派大弟子张伯驹的真传，与京剧界传奇人物孟小冬是小姐妹，还跟梅兰芳和周信芳一起同台唱过压轴大戏，是正经的梨园编外弟子。对于姚姚这个西洋范儿的李铁梅自然要指点一番。于是，来往于这条街区的人常常能听到姚姚的歌声。渐渐地，当爱情使姚姚白了头发，最最家常的生活，带着那一年上海人默默珍惜的气氛，来拯救姚姚了。

      然而，时乖运舛，上苍对于这个身世坎坷的名伶之后似乎格外严苛，竟然毫不留情地再度让她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这一切，来得竟是那么偶然，偶然得令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把“天妒红颜”这个帽子扣在一望无际的大气层头上。偶尔的一天，程述尧与当年在燕京大学剧社里一起演话剧的老同学相遇了。又是偶尔的一天，老同学带着自己太太生的女儿和姨太太生的儿子去探望程述尧，儿子的妈妈解放前去了美国，听说在联合国做译员。就是那天，姚姚在程家透过竹帘子变得青青的阳光里，遇见了那个长相酷似燕凯的少年，程述尧老同学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凯凯，年方一十有七。

      如果说，只是因为拥有与燕凯相似的长相和名字中相同的凯字，就能够让一个曾经饱受爱情眷顾的二十七岁高校艺术女生对一个尚未成年的中学里的小男孩意乱情迷的话，也未免太离奇了。然而，在那个学校里没有课上的年代，姚姚和凯凯常在一起打桥牌，常在一起听72转密纹唱片，常在一起谈论自己读过的书，而在姚姚竭尽全力麻醉自己过后又不得已安静下来，垂下眼帘黯然神伤的时候，是凯凯站在她的身后，用手臂环起她瘦小的肩膀，轻轻地叫她一声，“姚姚姐姐”。

      在姚姚发小张小小的记忆里：“凯凯与燕凯一样高大，但显得斯文些，没有燕凯的野气。而且，凯凯比燕凯大胆心细，他一直有一条联络的途径，与纽约的生母保持联系。那时，他已经非常明确自己一生的努力方向，只要有一丝可能，他就要离开中国，去找自己的妈妈。”不仅如此，凯凯还冒着成为现行反革命，身败名裂的危险，通过生母帮助在上海几乎举目无亲的姚姚找到了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的生父姚克，并且与之取得了联系。或许，在姚姚的心目中凯凯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早熟而坚定的少年男子汉。

      姚姚和凯凯就是这样不经意间渐渐亲密起来，他们被人看到打桥牌的时候用一个杯子喝水；被人看到姚姚在公园里的照片脸上带着暧昧的笑容。对于姚姚来说，那笑容是久违的，是复杂的，其中蕴含着许多东西，有顺水推舟，有心痛和心动，有自责和推诿，也有纯真的少女气息。

      程述尧偶然发现了这段恋情后十分恼火，在他看来，这种年龄差距之下的姐弟恋几乎不亚于乱伦，而凯凯当时只是个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因而认定是姚姚的行为不端。故此，这位一向温和儒雅，从容淡定，处事波澜不惊的男人，平生第一次对姚姚大动肝火，甚至把她带到上官云珠跳楼的地方，要她指着那个地方发誓，以后与凯凯断绝来往。可姚姚除了掉眼泪以外，不仅没有听从劝告，还断绝了与程述尧的来往。

      终于，东窗事发。1972年隆冬，学校在毕业体检时发现了姚姚已怀有七个月身孕，而就在第二天，这对亡命鸳鸯竟然双双私奔至广州，准备从深圳偷渡香港，而后转道美国，去投奔自己远在大洋彼岸的父母。由于没有购买赴深圳火车票的介绍信，他们居然迫不及待地指望能混进运猪仔的车皮里以便逃命。凯凯前往侦察车厢，却一去不归，姚姚窝在旅馆里用完了身上仅有的钱后，不得已知会上海的亲戚前来广州接应，而最终等来的是学校工宣队带着亲戚送去的钱到广州把姚姚带回上海。那天是12月29日，那时，姚姚才知道，她的患难男友，十八岁的上海青年凯凯，早已经被公安局抓获。在1972年时，他企图叛逃出国，前途已被毁尽。

      就此，故事还没有结束，在一周后的1973年1月7日，姚姚在一间墙上涂着黄油漆的产房里，忍着强烈的宫缩，安静地待产，最终在别的产妇叫痛声中，默默生下了一个男孩。她原本不打算再看这个刚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去的婴儿一眼，拒绝在喂奶的时候把孩子抱过来，可护士交班时没搞清楚，还是歪打正着地让她们母子见了一面，也算是不枉缘分一场吧。面对着眼前那个小小的，红红的，香香的孩子，姚姚居然固执地不肯抱上一抱。几天后，她向医院交上了一份永远不会要回孩子的保证书后，一对医生夫妇抱走了那个孩子。

      对于姚姚和凯凯的故事，我不想称其为孽缘，却又觉得实在有些不无荒唐，最起码他们是不够理智的，不够明智的，不够睿智的。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一个行进的足印都伴随着一个梦，谁又能说，在泪雨中升起的彩虹，她不是最绚丽的呢。


三代同堂，上官云珠与母亲及女儿姚姚的合影

轩辕淳淳

（七）姚姚与上官云珠

      “试将理想的父亲和理想的母亲对比一下。父亲以宠爱孩子为好，而母亲在必要时要牢牢管束孩子，有时也要加以严厉的斥责。父亲老是吵吵嚷嚷，过于严格，孩子就会对他敬而远之。而母亲怎么严厉，只要出自于一片爱心，孩子仍然寸步不离跟着她。”

      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思想家，想必对事物的感知会更敏锐、更透彻也更理性一些，诸如他的这段感言，细细品味一下，似乎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许多家庭的亲子状态，而纵观《遗事》中的种种亲子篇幅，女主人公姚姚的成长环境和过程亦就此得到了高度的契合。如果说，她在程述尧那里曾经享受过一个慈父的博大情怀的话，那么上官云珠所给予她的除了严苛的母爱外，还有一种无可替代的缔造，其势头，犹如种子破土而出般的不可阻挡，其结果，就像基因再生一样的绝妙和神奇。

      都说女儿是母亲的翻版，但或许所指内在因素居多，就物质的交叉遗传而言，似乎父系的基因对于女儿的影响会更强烈些。从不少儿时的照片上看，女儿姚姚并没有母亲上官云珠漂亮，眉眼微微下挂，没有母亲俏丽，轮廓略显粗旷，不如母亲娇媚。直至成年之后，才由弱渐强，由浅至深，由内及外地逐渐渗透出越来越多的貌似上官云珠般的气质来，想来除去DNA的作用外，必然与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密切相关。

      姚姚是上官云珠的第二个孩子，她的爸爸姚克是妈妈的第二任丈夫。在姚姚的生活里妈妈是那么强大，是她让女儿两次失去爸爸，是她让女儿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她在家里立下很重的规矩，要把女儿培养成从小教养严格的淑女，甚至连玩的时候摔了跤都不可以。作为电影界的翘楚，上官自然不会忽略对女儿在艺术上的培养，像上海有钱有教养的人家那样，五岁的姚姚就在妈妈的安排下开始学钢琴。上官有空在家的时候，会检查女儿的学琴进度，如果琴弹得不好，她就用佣人做针线的竹尺打手，更有甚者，还会抬手狠狠打女儿的耳光。

      “妈妈脾气不好。要打的。”姚姚常对自己的小朋友说，但她并不在挨打的时候哭闹。或许，在那样一个复杂家庭背景里生存的孩子，早就习惯了接受上苍所安排的一切，就算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过大人争吵的声音；就算她知道妈妈在盛怒之下打爸爸嘴巴；就算爸爸走了，弟弟和会讲故事的弟弟的奶妈也走了，自己只能跟着不敢撒娇的妈妈留在原来的房子里，放学后一个人上楼梯回家；就算成年后因一时青春萌动丧失自尊而遭到妈妈的痛斥和痛打后，还需挨着饿站在饭桌前给吃饭的妈妈打扇，在姚姚的眼里，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朵小浪，她都不会哭。她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的心情紧紧关闭在心里的孩子。然而，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常常垂着眼帘，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这个动作，一直跟着她一辈子，帮助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堪的时刻。

      其实，哪个母亲不宝贝自己的女儿呢？医生查出姚姚肺上有个小点，上官云珠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还在很长时间里都逼着姚姚每天必须吃两个当时属于昂贵食品的鸡蛋。姚姚很怕妈妈，即便对鸡蛋已经腻烦到深恶痛绝，常常希望奶妈帮着代劳，可只要妈妈在身边就二话不说立马乖乖送进嘴里。上官云珠脾气不好，却由衷希望后来的丈夫对姚姚好，看到姚姚可以对程述尧撒娇，用长泾话叫他“爸爸”，尾音长长地卷上去，她心里非常甜蜜。姚姚在音乐学院附中上学时，因钢琴成绩不理想而未能晋升本科，又是靠有本事的妈妈出面，想办法将其转至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

     其实，哪个女儿不眷恋自己的母亲呢？姚姚内心深处怎能不为妈妈骄傲！上官不仅带幼小的女儿参加过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拍摄，还经常带她出入电影圈，就此，有诸多合影为证。乖巧的姚姚，五岁时就知道维护妈妈的虚荣心，在由邓颖超亲自主持的，她与周恩来美丽干女儿孙维世的盛大婚礼上，配合妈妈在镜头里做出一个幸福的样子来，跟江青和李纳母女争芳斗艳。她靠着美丽的妈妈站着，抿着嘴唇，像一个端庄的洋娃娃。如果说，当时的姚姚不光是为了讨妈妈欢心，其中不乏还有些小小的虚荣，毕竟能与众不同的比较风光地生活，即使是小孩子也会本能地追逐这些光彩的。那么，在妈妈已经被逼跳楼身亡后的艰难岁月里，有人在餐馆的饭桌上认出了姚姚是上官云珠的女儿，即时即刻，她的心里依然会升腾出一种自得的情绪，无疑就是那种叫作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情感因素在作祟了。

      成年的姚姚出落得亭亭玉立，在外形上终于可以用一个成熟女子的身体标准和美丽如雕的妈妈做比较了。她的身材和妈妈一样娇小、匀称，皮肤和妈妈一样白皙、光滑，连额头都和妈妈一样，在发际线的中心有个别致的美人尖。。。然而，由于生存年代的缘故，在很多方面她们的比较会产生逆向的结果。诸如，姚姚和妈妈一样爱漂亮，却不得不丢下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去选择中性的衣着；姚姚和妈妈一样有讲究的生活习惯，却不得不以艰苦朴素为尺度，而时时克制自己的奢华欲望。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她们母女就象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既一脉相承，又难脱迥异。一方面她们有相同的世界观，都在为自己所信守的“事在人为”而天真地努力着，她们天真地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最终改变一切，就可以不被社会抛弃，不被亲人抛弃而安定地生活。

      那个从旧上海的明星路上趟过来的母亲，那样一个靠自己奋斗出人头地，却始终保持着单纯的理想主义世界观的女子，她一直在拼命努力，要做一个能够上戏的红色演员。而她的女儿姚姚，一个看上去和妈妈感情上那么疏离，又进入反抗期的女孩子，居然继承了母亲积极乐观的世界观和对命运与社会的倔强。她到底是跟着妈妈长大的孩子，也许她们不亲，但是她们很像。因而，女儿也一直在拼命努力，要做一个红色青年。拳拳赤诚之下有所不同的只是，上官云珠曾经把姚克从香港托人带给女儿治疗肺结核的英国奥丝滴灵钙针上交组织，从而以示自己的阵线分明，而姚姚所秉其后尘的表现是，以参加妈妈的批斗会当众表示与之划清界线，并揭发其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为代价，赢得了共青团员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光荣身份。。。

       “三生烟火，一世迷离”，可叹滚滚红尘之中这一双母女，她们虽身处两代，却一样的红颜薄命，一样的饱经风霜，一样在尝尽人间冷暖后惨烈地英年早逝，但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不尽相同。一个惨遭摧残后，走投无路地愤然一跃，了断残生，一个倍受煎熬后，前途在望地撒手人寰，死于非命。就此，《遗事》中有如下记载。

      “上官云珠跳楼的时候，正好跳到楼下正在歇脚的菜农的菜筐里。那时候是凌晨，小菜场还没有开门，送菜的农民在她家楼下等着。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小菜场用的那种大菜筐吗？用粗铁丝编的，有圆桌那么大。她正好跳在一筐青菜里。11月份，那种一烧就酥的小棠菜，碧绿生青的小棠菜。那筐菜里全都是她的血。跳下来的时候她还能说话，告诉人家她住在哪里，还没到医院就死了，死在一张从小菜场借来的真正的黄鱼车上。”

      那一天是1968年11月23日，逝者上官云珠，终年48岁。

    “1975年9月23日上午，下着小雨，秋天就要在雨中回到上海。。。10点45分，姚姚经过南京西路时，一辆长江航运局的载重卡车突然出现，驾驶楼门上的钩子挂住姚姚的塑料雨衣，她立刻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结实沉重的黑色橡胶后轮，碾过她的胸和头，将她的上半身压扁在南京西路上。”

      逝者韦耀，年仅三十有一。


上官云珠与女儿姚姚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