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文本）

本帖最后由诗酒自娱于 2014-1-5 19:57 编辑

前不久，国字号电视台举办了一次模特大奖赛。因首次有男模参加，我便有一搭、无一搭地看了。小伙子的体形、五官及做派都还可以，惟独考察到“才艺、素质”的时候，这些或有大学学历，或有白领经历的男人，仿佛一齐掉进了幼儿园：怎么能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样一句很不高明的广告语，说成是自己信奉的人生座右铭呢？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一个尘封已久的京剧伶人——先演员后琴师的杨宝忠。
　　如果他活到今日，如果他参赛，当是怎样的光景？
　　杨宝忠(1899—1968)，男，汉族，安徽合肥人，京剧琴师
　　
　　半条街都姓杨
　　这是弟兄二人：哥哥叫杨宝忠，是有名的琴师；弟弟杨宝森是有名的京剧老生。他俩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杨桂云(字朵仙)是有名的花旦，且善理财。父亲杨小朵也是有名的花旦，且善操琴。当时北平前门外百顺胡同大半条街的房子，均为杨家的产业。故有人云：“愿为小朵门前狗，不作江西七品官。”
　　
　　祖父的死
　　本文专说杨宝忠。他生下来就是个大少爷，未受“坐科”之苦。家里请人给他说戏，又有姑丈王瑶卿(京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人称通天教主)倾囊相授，他11岁便以“小小朵”艺名登台演出于北京、天津，颇受欢迎。21岁，拜著名老生余叔岩为师。他的感觉灵敏，能将玻璃、陶器、瓷器，聚集一处，按顺序敲击，即发出高低不同却和谐悦耳的音乐旋律来。
　　据说，祖父的死与他密切相关。一天，杨桂云带着长孙杨宝忠到天津唱戏。回程途中，火车停在丰台。北方冬季风大，把孙儿的帽子刮掉。因下车拾帽而误了上车，祖孙遂顶着风寒徒步回家。连累带冻，到家即病倒。数日后撒手人寰。
　　
　　精通西乐
　　杨宝忠17岁变声，家居休养的他开始研究胡琴、钢琴、小提琴和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他还与许多音乐名家交往，如老志诚、柯政和、刘天华。他拉的一手小提琴，每个音符都好似一条优美的弧线，或出于幽谷，或腾入云端，余韵不绝。
　　杨宝忠常在天主教堂给唱诗班伴奏圣歌。只要他去，便有人(如京剧名票南铁生)也跪在圣众席后排祈祷，为的是听他的演奏。很难想象：世俗世界的一个伶人能进入那样圣洁不尘的心境。他的耳音和乐感，让人倾慕，而反应的灵敏，思维的深度又非一般人所及。虽说胡琴与小提琴都是弦乐，但胡琴声音偏于激越，不够柔美；小提琴则婉转柔媚，但有时显得气势不足。文化乃人生中的一种智慧。一个人能兼善这样的两种乐器，其心智与胸襟绝然不凡。
　　一次，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举办音乐会，其中有老志诚的钢琴独奏，也有他的小提琴独奏。杨宝忠用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乐曲《梅花三弄》，令听客与同行惊叹不已。“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中国古人的乐思被他的西洋技法演绎得细腻流畅，并放射出异样光泽。杨氏“三弄”像春风吹遍了京城。很快，这支曲子由美国胜利唱片公司以优厚的酬金请他灌制成两面一张的唱片，一上市即畅销全国。
　　尚小云与他合作演出的新戏《摩登伽女》里，最后一场叫“斩断情丝”。尚小云以西洋踢踏舞蹈场面作为结尾。他特请杨宝忠小提琴伴奏。而当杨宝忠手握提琴，身着西服，风度翩翩地走上舞台，频频向观众躬身致意时，那个热烈轰动的场景，是现在靠着一句“掌声有请”才有掌声的歌星大腕所万万不及的。
　　
　　《击鼓骂曹》
　　其实，杨宝忠的戏是唱得不错的，惟一的问题就出在扮相上。他要生在今天就好了，身材修长，宽膀细腰，两条长腿，满头黄发，高鼻梁，赭石色的眼珠儿，整个一副西服架子，是个标准男模和武打明星。他平素看上去就是三分洋人，走在街上常被人们误认为是西洋观光客。所以，他的外号叫“洋人儿”。
　　《击鼓骂曹》是他的拿手戏，也最受欢迎。戏中的鼓艺，可谓登峰造极。鼓点子不同凡响，每擂一通，观众皆报以掌声。可惜吾生也晚，无缘得见。1984年，天津市京剧团来北京演出，剧团以该团老生演员杨乃彭的《击鼓骂曹》作为打炮戏(即首演剧目)。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观众，都是冲着“骂曹”来的。因为谁都知道杨乃彭的这出戏，为杨宝忠亲授。有的观众，从一开场手里就举着录音机。当剧中的祢衡将鼓槌举起，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在等候，等候一个沉埋数十载的灵魂随着鼓声归来。“夜深沉”曲牌奏响了，大气磅礴中充满柔美与激情的旋律，烘托着敲金击玉般的铮铮鼓声。人们悲欣交集，很多老观众流出了热泪，他们在为杨宝忠的英灵而祈祷，而哭泣。
　　以后，电视台若放送京剧“骂曹”一折，不管谁演，我必看。不为看舞台表演，只为听那“夜深沉”，听那敲击心扉的鼓声……
　　人的生命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为艺术才能长存。
　　　　
　　都是朋友
　　天津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小?舞(骆玉笙)，曾演唱过一个新曲目《击鼓骂曹》。她在这个段子里仿照京剧“骂曹”，也有“夜深沉”曲牌，也有双手击鼓，用的也是南堂鼓。那年，她带这个曲目来北京演出，首演在广德楼剧场。演出前几天，广告登出：“特请杨宝忠胡琴伴奏”。这一条宣传，使得门票被争抢一空。
　　演出那天，人们苦苦等候杨宝忠的出场。等到了最后，也没见他的影子。观众大失所望，有的离席而去，有的嘟嘟囔囔，场内秩序一度混乱。其实，那晚的节目挺精彩，人称“金嗓歌王”的小?舞自有号召力，仅由于宣传失真而影响不好。事后，有人问杨宝忠，他笑而不答，追问再三，也只说一句：“都是朋友。”
　　这话，当如何解释？谁也不明白。多少年以后，一位曲坛名票(李石如)对这四个字做了分析。他说：“小?舞去北京演出请杨宝忠伴奏，是临时帮忙。帮了这个忙，皆大欢喜。可今后怎么办？回到天津再演，又该怎么办？没有杨宝忠伴奏，岂不是让小?舞的这个段子减色吗？凡事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了。宝忠够意思。”
　　正因为是朋友，也正因为替朋友想，他才未去，任别人误解。
　　
　　老胡琴
　　但凡好东西，大多来之不易。这里不单是个有无财力的问题。比如张伯驹、潘素夫妇为了那些国宝，除了典当黄金、首饰、房产以外，还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乎把老命搭上。杨宝忠也有件宝，就是他手里那把用来伴奏的老胡琴。它也算得来之不易。而这个不易，则在于它的偶然性。
　　早年北京王府井的东安市场里，有两家“清音桌”(即京剧清唱茶楼)。一个叫舫兴茶楼，一个叫德昌茶楼，每日下午两点开锣，一直唱到日落时分。茶楼门前的海报用正楷写着“特请五城弟子随意消遣”。啥叫“五城”？那时的北京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故叫五城。所谓“弟子”，就是指票友。每逢周六、周日，这里就热闹非常，座无虚席。在这两座茶楼之外，还有一家清茶馆，它坐落在“润明楼饭庄”对面的一座小楼上。楼上，阳光充足，窗明几净，桌椅一律是竹藤编制，室内备有当日报纸杂志和各色棋类，壁上挂着几把胡琴和月琴。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里时尚而温馨。京城的文人墨客，票界名宿和棋界高手，多来此一抒雅兴。虽非“群贤毕至”，也称得上“风流云集”。
　　一天，有两位先生(张振华、白宝华)发现这里的一把老胡琴的音色颇好，宽亮又圆润，遂决定请杨宝忠来看看。翌日下午，3人来到茶馆。杨宝忠未待泡茶，就走过去摘下那把老胡琴，仔细查看一番后，立即坐下来，拉了段“小开门”(京剧胡琴曲牌)。他喜形于色，悄悄对白先生说：“您问问老掌柜，能不能让给咱们？”
　　茶楼主人50来岁，精明干练。他一听，忙说：“这几把胡琴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挂在这里，专为诸位先生消遣，不能出手。”
　　白先生对他说：“我这位朋友(指杨宝忠)喜欢这把旧胡琴，您让给他再买把新的。”
　　见掌柜面露难色，白先生又道：“我这位朋友，您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他就是杨宝忠杨老板。”掌柜听了，忙说自己实在“眼拙”。他三步两步走到杨宝忠跟前客气一番，双手拿着那把胡琴，说：“既是您喜爱这把胡琴，就送给您了。别提什么，您留着玩吧！”颇有古人“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的气概。
　　杨宝忠接过胡琴也客气几句，俩人都十分高兴。接着，杨宝忠拿出20元钱对掌柜说：“一点小意思，收下吧！”掌柜连连摆手，执意不肯。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的20元可不是个小数，30多元就够买一两金子了，何况那时的胡琴不贵。
　　白先生说：“这不是胡琴的钱，是杨老板的一点谢意，你就收下吧！”
　　掌柜略加沉思，抱拳道：“那我就谢谢杨老板了。”
　　老胡琴经过杨宝忠的一番加工，成为他日后得心应手的伴奏工具。没过多久，白先生得到一把杨宝忠请当时最高明的胡琴工匠制作的胡琴。工艺精致，担子上刻着“宝华先生雅玩杨宝忠敬赠”的题款。还是他亲自登门送琴，说：“一是表达谢意，二是留个纪念。”
　　这样的伶人旧事，怎不叫人感叹———京畿之地，帝辇之下，故都优雅如许。人气最厚，人情也浓，难怪它能如此长久地维系着中国古典艺术的脉缘。
　　
　　“阿马蒂”
　　梅兰芳中年对西洋音乐也热衷过一个时期，为此还购置了钢琴、小提琴、西洋音乐书籍和乐谱。后来，几位朋友劝梅兰芳别在洋玩意儿上瞎费功夫，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京剧本行。于是，把钢琴送给了齐如山的小女儿，西洋乐谱及唱片给了儿子(梅)葆玖，自己只保留了那把意大利小提琴“阿马蒂”。这琴被经常上门做客的杨宝忠看上了，竟爱不释手。又因梅兰芳不再练小提琴，他便多次提出用自己那把德国仿制的“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交换，梅兰芳同意了。
　　杨宝忠跟一位意大利音乐教师学习提琴，练了许多乐曲，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把萨拉沙泰(Sarasate)那首弓法较难的《吉卜赛之歌》(Ziqeunerweisen)演奏得十分动听。抗战胜利后，他每次到上海必带“阿马蒂”，带上“阿马蒂”必去梅宅，演奏几段给梅兰芳夫妇和在座的其他朋友听。演奏前，他还拱拱手，谦虚地说：“这次再请诸位听听我有没有长进。”一个有月色的夏夜，杨宝忠在梅家阳台上奏起《吉卜赛之歌》，听得梅公子(绍武)入迷又动心，并表示自己也要跟学小提琴了。
　　1950年代末，杨宝忠还通过梅兰芳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借出一件藏品———梅雨田(梅兰芳伯父)的胡琴，到梅宅演奏。杨宝忠用它给梅葆繫(梅兰芳之女，老生演员)伴奏了一段《文昭关》。杨宝忠弓法娴熟，速度极快，琴音铿锵悦耳。好琴加好手，一曲下来，令人终生难忘。
　　梅绍武问他：“您的演奏为什么与众不同？”
　　杨宝忠答：“这是我平时常练小提琴的好处。你有没有听出我用上了‘斯泰加托’(Staccato，断奏)的弓法？”
　　没法子，这就是天分了———你没有，我没有，就他才有。
　　
　　多姿多彩
　　多才多艺的杨宝忠，生活上也是多姿多彩。说学逗唱，哪一门也考不住他。来一段“岔曲”《风雨归舟》，活脱一个荣剑尘(单弦名家)；唱几句“鼓词”《大西厢》，直逼鼓王刘宝全。莲花落，十不闲，梅花调，他是件件拾得起。说段单口相声，荤素杂陈，令人捧腹。来个口技，还带表情，活灵活现。
　　那时环翠阁(北京的有名青楼)的陆素娟，风头最健。每至中山公园，绕场一周，尾随之众，如过江之鲫。陆小姐对不感兴趣的宾客，即使呼三喝四，能一概不理。陆素娟酷好京剧，唱得一口梅派青衣，杨宝忠自是最受欢迎的人了。若饭后到她家，必是进口香烟，四色干果的照例文章。杨宝忠不但能说腔，能托琴，陆素娟唱《凤还巢》，他还能唱两句小生与之搭配。而那时的陆素娟已有下海的念头，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她终于成了伶人。
　　
　　转折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有位以“雍女士”名义登台唱京戏的德国女人。她天赋很好，又受过名家传授，与她合作的老生演员便是杨宝忠。二人合演的《四郎探母》等剧，都获得好评。一次，他们在北京吉祥戏院演《法门寺》，角色的阵容非常整齐。开演之前，下场门(旧式剧场为四根圆柱支撑的方形舞台，在后面板壁的左右两边，各设一门，系演员上下场所用。右端之门称为上场门，左端之门称为下场门)台口忽然竖起一个启事牌，上面写着“杨宝忠艺员嗓音失润请君原谅”几个大字。观众一时议论纷纷。
　　该他上场了。虽然第一句要了个碰头好，到了后面，即使已把调门放低，但他唱起来仍显吃力。全剧演得平淡，无精彩可言，而观众很谅解，没一个人喝倒彩。足见，杨宝忠是有人缘的。这出《法门寺》对他来说，震动很大。也引起朋友的关注，一位老票友看罢，即说：“信忱(杨宝忠字)的前景不妙了。”
　　正是由于嗓音的变化，这位余(叔岩)派正宗老生放弃了演员的行当，走上了琴师道路。有人说：原本他该大红大紫，是烈性白酒的嗜好，终止了他的演艺生涯。杨宝忠自幼就喜音乐，家学渊源，其腕力指音都有过人之处。有了改行的打算，曾与姑丈王瑶卿商量，谁知姑丈一桶冷水浇下来，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当了文场(即京剧伴奏)，就永无回头之日。纵便能再回头，恐怕连今天的地位声誉都没有了。”
　　杨宝忠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拿起一只心爱的鼻烟壶，就地摔了粉碎。这一摔，倒摔出了他改行的决心来。
　　
　　“扶风”行
　　照行内的规矩：在未拜师以前是不能吃戏饭的。也就是说，你杨宝忠的胡琴再拉得好，没有师傅也不能算文场。在民国二十三(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兴堂饭庄”拜弦子圣手锡子刚为师，杨宝忠从此正式改为琴师。
　　他第一次正式登场操琴是拜师后的第四天(12月24日)，为马连良伴奏《借东风》。马连良多有眼力呀！待杨宝忠刚拜了师，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戏班“扶风社”。马连良处处以礼相待，酬劳极高，不但在广告、报纸和戏单上，加上“特请杨宝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设立琴师专座，真是尊宠备至。每次杨宝忠举琴出场，台下必是一片掌声。为表谢意，他总要向前走几步，或点头或鞠躬，然后再退回到琴师的座位。杨宝忠从不反复调弦，定音向来是一手准。应该说，马连良的演唱和杨宝忠的伴奏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配合默契。那时他俩合作灌制的《借东风》、《甘露寺》、《苏武牧羊》等老唱片，现在都是极具欣赏价值和珍藏价值的声腔艺术资料了。
　　翡翠玉石无其光润，丝绸素绢无其细致。杨宝忠的胡琴实在太好了，常常是胡琴花腔迭出，掌声热烈而长久，以致造成喧宾夺主之势。加上他率性而行，不管谁唱，胡琴从不收敛，像只万花筒似的，令人目眩神迷。有一次，马连良的情绪低落，演唱效果欠佳。一路演来，心中暗自不悦，觉得是杨宝忠的胡琴刮了自己的胡子。也就从那晚起，马老板疏远了颇具威胁力的杨宝忠。杨宝忠也是个心细之人。他不久即发现：马连良演出时，用的是自己；可在吊嗓子的时候，就换了人。杨宝忠私下里对朋友悄声道：“我快要离开马家了！”
　　俩人终于分手，马连良改用了李慕良。
　　
　　一诺千金
　　杨宝忠与马连良分手之后，有段时间很不得意。也是，以他的声望和很高的酬金，当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班社。这时他已从百顺胡同搬到和平门外西河沿西口的一所四合院居住。房子条件很好，原是京剧名票、文物收藏家夏山楼主(韩慎先)的房产。外院是杨宝忠聘请的纪师傅制作胡琴的工作室，里院为自己的住宅。
　　闲来无事的日子，在客观上给他一个反思的机会。他反复地想：难道自己的人生真的应验了通天教主那句话：“胡琴再好，也是傍角儿(指戏班次要演员、乐师、后台服务人员对主要演员的依存关系，依傍名角而生活)，俯仰由人，自己不能做主。”经过这番打击，他决心帮助弟弟———“要让我们老三(即杨宝森)成名！”一定把他雕琢成器，务使其身价地位并驾于马连良。
　　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宝森终于有一天，组班挑大梁唱头牌了！凡杨宝森演出，海报上必写“杨宝忠操琴”5个大字，以加大影响力。杨氏昆仲的合作，对杨宝森的表演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其嗓音也越发地好起来，每场演出也都十分卖力，常常贴演“双出”。他真的成了继余叔岩之后、成家立派的老生。杨宝忠用胡琴把弟弟包个风雨不透，杨宝森所有的行腔、吐字、用嗓、气口，都在这位伟大琴师的掌控范围之内。从杨宝森的身上，也找回并再现了杨宝忠自己的舞台青春。难怪有人认为：杨宝森创立的杨派之能够流传，哥哥的胡琴要占一半的功劳。甚至有这样的看法———与其说宝森会唱，毋宁说是宝忠会拉。若无杨宝忠指导唱法并作唱腔设计，《文昭关》、《碰碑》、《击鼓骂曹》等杨派名剧的舒展平和、古朴苍凉的表演风格，也不会如此盛行。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但对杨氏兄弟而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这是《文昭关》里的有名杨派唱段。戏中，杨宝森扮演的伍员(子胥)一夜白了头。可他自己只活了49岁(1909－1958)，头发还没来得及白呢！杨宝森生前冷落，红在了死后。而有幸的是，杨宝忠有始有终地为他伴奏，伴奏到他最后一场演出。
　　一个人的生命力，大多在困境中滋长。弟弟跻身京剧“四大须生”的行列，杨宝忠以全部心血和大半辈子生命实现了“我要帮助老三成名”的诺言。大丈夫轻生死，重然诺。这就叫“一诺千金”。
　　
　　制琴
　　杨宝忠还有经营之才。他不但能拉胡琴，同时也能制胡琴。从胡琴的取材、选料、泡制担子和筒子，以及蒙皮、刻马儿，在他是无所不能，无一不精。出于兴趣，也出于精明，他在家里开辟一个工作室，聘用姓纪的师傅制琴。所制的胡琴都经过杨宝忠亲自选料，成品也须他亲自检验、试听，合格后才可送出销售。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他的胡琴筒子里贴有“杨宝忠胡琴”的标签，以杜假冒。他的胡琴音质好，制作也精细，故销路很广。他从中获得收益，但更多的是获得乐趣。
　　他还约请乐器行的名师制琴，择其优者加贴监制之名号。杨宝忠传世的两把胡琴“黄老虎”和“黑老虎”，就出自琉璃厂最具盛名的制琴大家史善明之手。现在这两把琴的身价，当在十万元以上。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1952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继而在天津市京剧团担任琴师(杨宝森为团长)。杨宝森去世后，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国家文艺一级，工资待遇不低。他埋头工作，也深得信任。为人忠厚的杨宝忠，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很满意的。
　　他夏天穿白衬衫，灰色派力司裤子。冬季是旧式驼绒袍，一派艺术家的风度。说到吃喝，若以今天的尺度衡量，简直就摆不到桌面了。到了节假日，他或去天津有名的小白楼一带吃份西餐；或到天津中国大戏院隔壁的广东小酒家来一盘白斩鸡。当然，还得喝两小盅白酒。那酒后陶陶然，是他的享受和快乐。
　　除了喜欢吃点喝点，杨宝忠平时很简朴，把富余下来的钱照顾子女。每月领了工资就分别给子女们寄钱，这儿汇几十，那儿寄一百的，从不间断。而汇款的事都是托天津戏曲学校的一位姓萧(英鸿)的老师代办。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萧老师感叹道：“杨老师晚年总是惦记子女们。我劝过杨老师，您这么大岁数，何必呢，杨老师总是一笑，说‘我应该多帮助孩子一点’。”说的时候，脸上泛出一片真挚的爱子之情。
　　
　　最后的《吉卜赛之歌》
　　“文革”开始，杨宝忠立即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以“反动权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常听人说，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曾感叹中国老百姓是最好的。准确地讲：是最好统治的。别说老百姓，连知识分子在内，都是上面说什么信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位学者认为：当被统治者顺从并习惯于统治者的头脑思考，两者在客观上就成为了“同谋”。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我们这个社会出现过的许多悲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同谋”的产物。
　　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医。在此期间，他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串门。杨宝忠管梅夫人(福芝芳)叫舅妈，管姜妙香夫人(冯金芙)也叫舅妈。姜夫人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则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三天去梅宅吃饭，三天去姜家就餐。所以杨宝忠自己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
　　尘土衣冠，江湖心量。尽管环境险恶，生活困顿，但杨宝忠给梅家老小带去的是音乐和快乐。梅绍武、屠珍夫妇曾对我说：“‘文革’时期，杨宝忠常来我家串门，母亲同情他年老体弱，又知道他工资被扣发，就请他常到我家来吃饭。他是我家老中小三辈都欢迎的人。杨宝忠生性好说笑话，虽然受尽挫折，却仍然乐观，还诙谐地表演他在天津被勒令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怪样儿，逗得母亲忍俊不禁。他每次一来，先到母亲的上房问安，坐不到半小时就要借碴儿到我们俩住的西屋来。孩子们一见就把他围起来，要听他讲故事。梨园掌故，马路新闻，音乐故事，他是装了一肚子。晚饭后，孩子们就非请杨大爷拉拉提琴不可。那时西洋古典乐曲属于‘四旧’、‘毒草’，没人敢听、敢演奏。因我家是独门独院，大家也就能偷偷地享受一番。由我们的女儿红红钢琴伴奏，他就精神抖擞地奏起《吉卜赛之歌》。乐曲依旧，但因他的处境和心情，悠扬的琴声便多了一丝哀愁。我们最后听到杨大哥的演奏是在1968年。有一阵子他没登门，大家就觉得情况不妙，大概凶多吉少……”果然言中：就在这一年，他活到了头。
　　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器行，当然，乐器行的人也特别尊重他，喜欢他。一来聊聊闲话，二来弄弄胡琴，或制作或修理。刚开始，他是在乐器行里面的一间屋子摆弄乐器，后来嫌光线太暗，自己就挪到了临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过这里的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发现，劫持回津，囚于斗室，无人管理，无人过问。几日后，冻饿而死。
　　夕阳十里，西风一叶。一个极具才情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是很弱、很弱的。杨宝忠广结人缘，最后却是孤立无援。杨宝忠生性乐观，而离世的那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眼中可有泪？他的死，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谋”的结果。我敢断言：那些发现他在北京西单乐器行坐着的人，一定是年轻人；那些把他押回天津并关进无取暖设备小屋的人，一定是年轻人；还有那个掌管着小屋钥匙却不给他送饭送水的人，一定也是年轻人———他们一定就是天津戏曲学校的学生、造反派。不错，“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可杨宝忠却是直接被这些人弄死的。这不是“合谋”是什么？“文革”的血腥战果，正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名曰“革命群众”的个人来实现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痕，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在领袖号召下，在革命组织的策划主持下，由熟人、亲人、同事、部下、朋友、学生、街坊、邻里直接动手干的。我们自己“应该反省，手上是否有血痕？”———前不久，女作家方方说的这句话，指向的是一个并未消失的现实。
　　害死杨宝忠的年轻人，大多数现在可能都活得很风光，也心安理得。父亲(章伯钧)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感兴趣，这可能与他德国留学时住在犹太人家庭的生活经历相关。父亲曾明确告诉我：迫害犹太人的暴行，纳粹希特勒是罪魁祸首，但也有全德国民众的狂热参与。我听了，目瞪口呆———这就是说，数百万犹太人被关押、被屠杀的罪行，也是上与下的“合谋”了。
　　如今有成就的京剧琴师，可以独自举办专场音乐会，甚至是京剧胡琴交响乐音乐会。以京剧曲牌“夜深沉”命名的大型乐曲，也已搬进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掌声、鲜花、欢呼、赞美、恭维，艺人终生期待的东西，应有尽有。遗憾的是，杨宝忠没赶上这些专为中国京剧音乐弓弦大师举办的盛典。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些盛会都属于古典与流行时尚的“对接”，中国传统艺术落到了这个份儿上才风光，说明它自身已虚弱到快要咽气了。所以，杨宝忠也不遗憾———他活在中国京剧真正繁荣的鼎盛期。真的，文化方面的事物很难判断它的正与反、先进与落后、幸与不幸。
　　“故人何在，前程哪里，心事谁同？”杨宝忠的灵魂是慢慢地从躯体中离去，恍似白云一缕，袅袅舒卷于天际。我们若隐隐听到从远处传来“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咏叹，请勿惊惶，那是杨氏昆仲在另一个世界又继续他们的粉墨生涯了。
　　　　　　　　　　　　　　　　　　　　　2005年6月－12月于守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