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王力对偶理论的错误根源——兼论字类对称法与词类对称法的短长》

孙逐明

《再论王力对偶理论的错误根源——兼论字类对称法与词类对称法的短长》



　　我国古代文艺多作而不论，对偶亦主要用“对课”方式教习，较完整的理论著述仅《缥湘对类》一书有寥寥数语传世，且不严谨不完备，故不受现代人重视。
　　王力先生首创对偶语法分析法后，迅速被大众接受并普及；“词性一致”和“句型一致”成为了经典法则，特别是“词性一致”被联律界当成了金科玉律。
　　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几年，原国粹论坛理论版首席版主胡自立先生联合数家对联论坛成立了《名联诊所》，仅凭一字词性不合就把许多古今名联开除“联籍”。2007年国粹论坛发布的《联律通则》讨论稿《中华国粹网简明对联语法规则（初稿）》也几乎无条件地把“词性一致”（仅把自对除外）当成对偶的基本法则之一（注①）。迄今为止，对联论坛上讨论最多、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一直是词性是否一致。
　　我和一些学人指出：古代偶句并不全都词性一致，不一致者比比皆是。为此，我于2007年7月撰写了《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一文，认为：“词性一致论”有以偏概全的不足；对仗属于修辞学范畴，王力错误地把修辞学的字类与现代语法学词类混为一谈，是导致以偏概全的主要原因。
　　2008年1月《对联文化》全文发布了此文。之后，《联律通则》的修订稿也采纳了我们的批评意见，增添了五条词性可以不一致的附加条件。（注②）这一局部修正虽已前进了一大步，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通过近几年的研究，更多有力证据可以证明王力把字类和词类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而且找出了错误的根源。本文将根据这一线索展开讨论。

　　一、关于“词类”的概念

　　“同门类字词相对”是古今对偶法度的总纲，唯对于“同门类”的理解不同。古人谓之“字类”，采用“字类对称法”；王力则把字类换成了语法学的词类，采用“词类对称法”。
　　王力之所以这么做，是他认为“古代诗人们在应用对仗时所分的词类，和今天语法上所分的词类大同小异，不过当时诗人们并没有给它们起一些语法术语罢了。”——可以断定，这一看法是错误的。
　　在继续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先得澄清“词类”的正确涵义。
　　“词类”就是词的分类，而词是可以从多种角度分类的，故“词类”也有多种不同涵义。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语言学概论》（注③）指出：“词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也就是通过词语的不同类聚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词汇系统。……词既是语法单位，又是词汇单位。词的内部分类，在词汇和语法角度上是不同的。”概而言之，词的内部分类有两大类，下分若干小类：
　　第一大类，“语法学的词类”。
　　《语言学概论》指出：“词的语法分类主要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如分成实词和虚词，实词又分成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等，虚词又分成介词、助词、连词、叹词、象声词等……”
　　第二大类，“词汇学的词类”。
　　《语言学概论》指出：“词的词汇学分类主要根据词的内部结构、音节数量、意义、来源以及地位和用途等，这些分类又都是相互交叉的。”例如：按“词的音节数量”可分单音词与多音词；按“词所含语素的数量”可分单纯词与合成词；按“词的地位用途”可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按“词的不同来源”可分古语词、新造词、方言词、外来词……
　　《语言学概论》还指出：“按照词汇意义的不同，可以有各种分类，如按照义项的不同情况可以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另外，在词汇系统里，各个词语之间形成纵向的和横向的联系。从纵向来看，词与词之间有上下位关系，上位词和下位词有种和属的关系，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从横向来看，词汇之间还有类聚关系，表示同类概念的一组词聚合成类义词。词和词之间还有一种横向联系就是同义词和反义词。”——这是根据语义聚合关系的分类。
　　分类角度不同，分类标准必定各异。“语法学词类”与“词汇学词类”最基本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分类，而后者一般不牵涉到语法功能。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王力对偶理论里的实词、虚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都是语法学词类和词性的专业术语；如无附加说明，王力笔下的“词类”全部特指“语法学词类”，当代语法学著作也大都如此；至于“词汇学词类”则采用具体的名称，如近义词、反义词、类义词等等，一般不再冠以“词类”二字。本文也准此。

　　二、古代字类和语法学词类的区别和联系

　　（一）古代字类根本不是语法学的词类，而是词汇学的词语分类。原因很简单：它根本不考虑语法功能，纯然按词义分类。
　　具体说，“字类”是词汇学里的“语义类聚关系”的聚合，属于类义系统。
　　现代词汇学是这样定义类义词的：“类义词表示的是同类概念的一组词，常常表现为一个个的词群。也是指反映同类概念、表示同类意义的词。例如：夏朝　商朝　周朝　秦朝　汉朝（表朝代）　红　黄　蓝　绿　灰　黑　紫（表颜色）”（注④）对于类义词在对偶里的作用，也有清楚的论述：“类义词还可以用来构成对偶句。例如：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四首》之一）　诗中两个对偶句都是利用类义词来构成的：‘两个’和‘一行’、‘千秋’和‘万里’都是‘数量’相对，‘黄鹂’和‘白鹭’是鸟类相对，‘黄’和‘白’、‘翠’和‘青’是颜色相对，‘鸣’和‘上’、‘含’和‘泊’是动作相对。全诗对仗工整自然，充分显示了类义词在表达上的作用。”（注⑤）
　　判别类义词的法则很简单：当一群词具备某种共有的上位意义时，这一群词就是类义词。所共有的上位意义被称为“类概念”（意思是：可以用来“分类”的概念意义）。比如“红、黄、蓝、绿、灰、黑、紫”共有的上位意义是“颜色”，“颜色”就是它们的“类概念”。
　　古人有关字类论述的所有典籍里，无论是虚实死活四大字还是小类，从来没有讨论过具体的语法功能。〔请注意，所谓词的语法功能包括“词与词的组合能力、承担句子成分的能力以及形态变化的特点”三个方面；类似于“文理不通”式的抽象评述，是不能视为语法功能的阐述的。〕
　　《缥湘对类》是这样定义虚实死活的：“盖字之有形体者为实，字之无形体者为虚。似有而无者为半虚，似无而有者为半实。实者皆是死字，惟虚字则有死有活。死谓其自然而然者，如高下洪纤之类是也。活谓其使然而然者，如飞潜变化之类是也。”——这里无一字涉及语法功能，而“有形体”、“无形体”、“自然而然”和“自然而然”就是四种范畴最宽的“类概念”。
　　古人不曾给小类下定义，更不曾讨论语法功能，它们是更典型的类义词。
　　古代小类的名称都与类概念关系密切：大多数本身就是类概念，如“服饰”就是“服饰门”的类概念；有一些稍加概括就会变成类概念，如“草木花果门”的类概念就是“植物”；少数名称并不很科学严密，但亦与类概念有关，如“天文门”的类概念大致上是“上空的自然景观”。余可类推。
　　唯有“语助字”小类与语法功能略有瓜葛。然所有语助字都可互对，通通只归一类（《词林典腋》37小类里的“虚字对”就是“语助字”，再不细分），故只要是没有实在意义、不能充当句子成分、只能帮助造句的字词就是语助字，至于它们的具体语法功能是根本无须追究的。
　　显而易见，“同门类字类相对”实际上就是“类概念对类概念”。例如“红”对“绿”是类概念“颜色”对“颜色”，余可类推。
　　（二）语法学的词类与类义系统的关系
　　语法学词类虽然不是词汇学的词类，但也与类义系统密切相关。
　　词类主要根据语法功能兼顾概念意义归类（详见后）；采用了双重标准，必然是双重性的系统。从内涵看，词类是以类义关系作补充的“语法功能系统”；从外延看，词类是受语法功能制约的“准类义系统”。这种双重性体现在其定义之中：词类定义都由“类概念”和“语法功能”两部分组成。
　　以网上《现代汉语》名词的定义为例：“名词是表示人、事物、时间、处所等名称的词，能够用数量短语修饰而一般不用否定副词‘不’、‘没’修饰。”（注⑥）前半截是类义定义法，“名称”就是其类概念；后半截是语法功能定义。
　　词类的“准类义”性表现在：相同词类的词，绝大部分是类义词，只有少部分受语法功能制约而出现两种例外——第一，有些词义似乎同类的词，因语法功能有异而被筛选淘汰出去，例如“斗争”和“战斗”的词义都像是动词，“斗争”因不具备动词的语法功能〔它不能被“不”修饰，一般不作谓语〕，就被淘汰出去而归入名词；第二，有些词义似乎不同类的词，因语法功能相同而被补充进来，例如“红”、“绿”的意义不是动词，而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里它们带了宾语，具备了动词的语法功能，就被补充进动词的队伍了。
　　类义关系是对偶成立的充必条件。准类义系统的词类与纯类义系统的字类有比例甚高的交集，故词性一致法则也相当有效；又因并不曾全交，故有以偏概全之弊。

　　三、王力早期错误的词类观

　　王力误把字类和词类混为一谈的根源，在于他早期的词类观有严重错误。
　　对偶所采用的语法体系是借鉴西方屈折语系的传统语法学而成。屈折语系主要依靠词语的形态标志区分词类。汉语除个别词语之外缺乏形态标志，故汉语词语的语法归类是老大难。我国语法界早期的词类观十分紊乱：马建忠和黎锦熙认为汉语词无定类，陈承泽认为词有定类；对于区分词类的标准，马建忠、王力、吕叔湘主张意义标准，而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主张句法标准。其具体法则更是无一雷同。
　　王力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注⑦）里说：“至于中国的词呢，它们完全没有词类标记，正好让咱们纯然从概念的范畴上分类，不受形式的拘束。”
　　通过长期的争鸣，当代语法学家已经形成共识：词无定类是错误的，它将导致词汇学无法建立。单纯采用意义标准是错误的，王力在1955年写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注⑧）一文已经认识到：“如果单纯凭概念的范畴分别词类，就会造成了所谓‘世界文化的通规’，而埋没了语言的民族特点。”；单纯采用语法功能标准也是错误的，如黎锦熙的“依句辩品，离句无品”是一种句本位的词类观，龚千炎先生指出，它“根本不符合汉语的特点和实际，汉语缺乏形态变化，词与句子成分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句子是由词、更多由词组逐层组合而成。因而我们……不应该用句子成分控制词类，控制七位、控制语序，甚至去控制复句。‘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在语法史上产生了坏的影响，……”（注⑨）正确的方法应当是采用三结合的办法：以语法功能标准为主，兼顾词语意义（包括概念意义和语法意义）和形态标志（如果有的话）作综合判断。
　　由此可见，王力早年的词类观有错误，名义上是语法学词类，实际上相当于词汇学的类义系统。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的词类系统是受对偶修辞的启发，借鉴了古代字类系统而建立的，二者不但分类原则完全相同（纯然按概念意义分类），连名词的定义与《缥湘对类》的实字都十分相似：“凡实物的名称，或哲学科学所创的名称叫名词（noun）。……我们所谓名词，就普通说，除了哲学上的名词之外，只能指称具体的东西，而且可以说是五官所能感触的。”它与古代实字定义“字之有形体者为实”“似无而有者为半实”如出一辙。
　　王力早期词类观深受对偶修辞的启发，在他1952年的论文《汉语的词类》（注⑩）里已有明确记载，下面是他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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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词类的基础
　　词类并不是模仿外国语法定出来的东西，它在汉语里是有根据的。现在我从三方面来证明它：
　　（一）从文学上看中国古代的文学里有骈偶的句法，由骈偶的句法产生了“对联文学”，就是普通所说的对对子了。对对子的办法是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对得更工整的是单位名词对单位名词，数目字对数目字，副动词对副动词，连介词对连介词，等等。对得更工整的是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形体对形体，动物对动物，植物对植物，等等。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柢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鲁）
　　“头”对“嘴”，“脚”对“皮”。“眉”对“首”，“夫”对“子”，“墙上”对“腹中”，是名词对名词；“重”对“尖”，“轻”对“厚”，“浅”对“空”，是形容词对形容词；“横”对“俯”，“对”对“为”，是动词对动词（“横”在这里当动词用）。“冷”对“甘”也是形容词对形容词，但有些人因为它们居于副词所常在的低位，则认为副词对副词。（原注：还有“指”对“牛”也可认为名词对名词。“指”字在这里是动词，因为“指”在另一些地方是名词，这叫做借对。“柢”对“中”也可以认为借对，因为“柢”，“底”同音词义近。如果意思很好，偶然有一个字不拘也不要紧，例如：“千”对“孺”。）
　　……
　　由上面所说的看来，可见词的分类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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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看出，王力的逻辑是：古人对对子是按古代字类的虚对虚、实对实、死对死、活对活写成的，却可以用现代语法学的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来解释，足以证明字类与词类是同一范畴，都属于语法学；字类是词类的源头。
　　这段文章旨在阐述词类与字类的传承关系，但已奠定了“词性一致”论的基础。
　　由此可知，王力早期错误的词类观是受古代对偶理论的启发而形成的，反过来又成了他现代对偶理论的基础。基础错了，自身能不出问题吗？

　　四、王力关于对对子的检讨的来龙去脉

　　王力对于词性一致论的错误是有所察觉的，在他1955年所写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里就旗帜鲜明地对此作了检讨。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段检讨的来龙去脉。
　　1946年王力出版了《汉语语法纲要》（此书1954年译成俄文），1951年出版了《中国语法理论》，这两本书均阐述了他早期错误的纯概念分类的词类观。
　　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语言学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2年王力发表《汉语的词类》，仍然坚持他早期的词类观，并认为汉语词类与外国语法无关，指出我国古代字类是它的源头。此文还初步创立了词类对称法（详见上节）。
　　1953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词类问题的讨论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展开，参与者有国内知名语法学家，也有前苏联的汉学家。最后的共识是：肯定了汉语具有词类，否定了单凭意义或单凭语法功能分类的片面观点，初步形成了“语法功能、词义与形态标志三结合”的分类标准。这次讨论，奠定了当代语法界词类观的基础。（注⑪）
　　1955年1月，前苏联语法学学者龙果夫在《中国语文》1月号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注⑫），根据斯大林的语言学观点，批评了王力早期的词类观：“王了一在他的几篇新论文里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完全放弃了叶斯泊生的‘三品说’，而在叙述语法时停留在词类和句子成分的范围内。他强调词类范畴对汉语来说是有机地存在的，不是模仿外国模型的结果，但是他不是从语法方面着眼看那些范畴的基础，而是从修辞上，从词汇上，从语言历史的个别事实上去看……王了一在《汉语的词类》里正确地写到，词的分类有它自己的一定基础，但是他又不是从语法上看这些基础，而是从修辞上看，从所谓‘对对子’的现象看，从‘好’（上声）和‘好’（去声）一类的语音变换上看，这些对现代汉语只是词汇的因素，而不是语法的因素。”
　　斯大林和龙果夫的语言学的是非功过本文不予评论，仅就龙果夫对王力词类观的批评而言，却是正确的。龙果夫还精辟地指出：对对子是修辞现象，对对子的法则是“词汇的因素，而不是语法的因素”，王力把修辞现象与语法现象混为一谈了；对偶里字类与词类的对应关系是“个别事实”，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王力接受了龙果夫批评，于1955年撰写了《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检讨了纯然按概念意义给词类分类的错误，肯定了“语法功能、概念意义和形态标志”三结合的分类方法；同时也检讨了自己关于对对子的错误认识，原文如下：
　　“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之后，我对于词类的错误的观点仍然存在。我在‘对联文学’（对对子）上看词类的客观存在，我说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是不对的。对对子实际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

　　五、王力关于对对子的检讨的实质

　　回顾王力语法体系的错误以及王力对偶法则出台的来龙去脉之后，关于对对子的检讨的实质就一目了然了。试逐句分析：
　　“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之后，我对于词类的错误的观点仍然存在。”——按：王力的词类观有错是事实，但这段文字也体现了王力作的检讨也有政治压力的因素，王力后来的对偶法则仍然坚持错误，也许与此有关。
　　“我在‘对联文学’（对对子）上看词类的客观存在，”——按：如前所述，王力早期词类观是受对偶修辞的启发而形成的。
　　“我说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是不对的。”——按：词类是语法功能的分类，“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的实质是“语法功能对语法功能”，这当然是错误的。
　　“对对子实际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按：“概念对概念”即“类概念对类概念”，这才是正确的对偶法则；古代字类对称法正是“概念对概念”。
　　“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按：区分词性必须兼顾概念意义，所以“概念和词性密切联系”；但区分词性应以语法功能为主，所以“并不是同一的东西”。王力把纯概念分类的字类与语法学的词类混为一谈，当然“仍然是不对的”。
　　由此可知，王力在认识到词类观的错误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正确的对偶法则应当是“类概念对类概念”，而不应当是“相同的词类相对”。
　　奇怪的是，之后王力却一直在“相同词类相对”与“相同概念相对”这两种观点之间挣扎徘徊：
　　△1958年的《汉语诗律学》：“对仗有宽对和工对的分别；宽对只要以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就行；工对必须把事物分为若干类，只用同类的词相对。”——按：本书原封不动地照搬了52年的观点，只字不提“概念对概念”。
　　△1962年的《诗词格律》：“对偶又是甚么呢？对偶就是把同类的概念或对立的概念并列起来……”“对偶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按：这里又把“概念相对”与“词性相对”并列在一起。
　　△1978年的《诗词格律十讲》：“对仗要求词性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按：《十讲》又不提“概念相对”了。
　　△1975年的《诗词格律概论》：“对仗指的是出句和对句的词义成为对偶，如‘天’对‘地’，‘风’对‘雨’，‘长’对‘短’，‘来’对‘去’，等等。拿今天的语法术语来说，就是名词对名词，代词对代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按：所谓“词义成为对偶”实际上就是“概念相对”；“拿今天的语法术语来说，就是……”一语，又把“概念”与“词性”混为一谈了。
　　为什么王力会始终在两种对偶观之间徘徊挣扎呢？我认为应当有两个原因：
　　其一、王力的检讨有迫于政治压力的成分；尽管的确有错，但要摆脱政治压力造成的心理障碍，心悦诚服地改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其二，从学理上看，把词类与字类混为一谈固然错了，而从应用角度看，词类对称法还是比较有效，对于精通语法的人来说，只要不把词性一致当成教条，还是有可用之处。
　　王力早期的语法学错误已经被语法界〔包括王力自己〕扬弃了，可受其牵连的对偶法则却没有作出相应的修正，二者竟然均被联律界很多人当成经典，甚至是金科玉律，这就是当前联律界的尴尬局面。

　　六、王力对于词性一致论的纠偏

　　作为语法学家的王力，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大量词性并不一致的例外，他也试图用多种途径来纠偏，可他的作法却很成问题。王力的自我纠偏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用黎锦熙“离句无品，依句辩品”的词类区分方法作补充法则。
　　合格对偶里最常见的两种情况是：１、词性一致时可以对；２、词性不一致而充当了句子或词组的相同成分时亦可对。
　　如果直接用上述两条法则互补，既合理又简单明了，王力却没有这么做；为了迁就他的词性一致论，竟然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里作了这样的补充规定：“凡用作主语、宾语的，一律看成名词。用作定语的，除‘之’字隔开的名词外，名词和形容词被看成一类，相互配对。用作状语的，一般都看成副词。用作叙述句谓语中心词的，一般都看成动词；如果后面不带宾语，那么，动词和形容词（作谓语的形容词）被认为同属一类，相为对仗。”（这段话实际上是“离句无品，依句辩品”的翻版。）根据此补充规定，上述词性根本不同的词语，竟然摇身一变，“词性一致”起来了。
　　这种作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王力体系纯然根据词义区分词类，根本不考虑语法功能，而黎锦熙体系恰恰相反，纯然根据语法功能区分，根本不考虑词义。这是一对截然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方法，同时用它们来推导词性一致，彻底违背了逻辑推理的“不矛盾律”，是论证的大忌。它好比是用“手掌是手背的反面，手背是手掌的的反面”来证明“手只有反面而没有正面”一样荒谬。
　　这种错误作法的误导是严重的，大凡顽强坚持词性必须一致的人，无一不用王力这一错误观点为自己辩护；只要对此提出质疑，往往被扣上“攻击王力”的罪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胡自立先生的《名联诊所》和他洋洋二十万言的长篇论文《明明白白读诗　清清楚楚学联》，其中心论点就是“对偶必须词性一致，不一致就不合律”；王力所引用的黎锦熙补充法度就是它们的立论支柱之一（注⑬）。持此观点的人远不止胡先生一人。此外，许多联律论文不注重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与此也有关系。
　　第二、黎锦熙的补充规定仍然不可能完全弥补偏差，王力还采用散论和大量词性不一致的实例分析，认可其它的例外。散见在《汉语诗律学》的就有：△　“形容词有时可认为与动词同类（尤其是不及物动词），相为对仗”；△　王力把“连介词”看成字类小类之一，实际上是允许连词和介词相对；△　“‘无’和‘不’，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副词；但因它们都是否定词，所以为对仗。这样，‘无’字下面自然是名词，‘不’字下面自然是动词或形容词，在词性上虽不相对，也可认为相对。”。△　《汉语诗律学》第一章分析古代偶句的句法成分时，有更多词性不一致的实例，胡自立先生撰写的《部分“词性不甚合者”举隅（资料）》（注⑭）就对此作了介绍，里面就有动词对副词、形容词、名词、代词、量词、助词，形容词对副词、名词、数词，等等。王力先生根本没有说这些例句出律，实际上是承认这些例外是许可的。
　　实际上词性可以不一致的例外，远远不止这一些。不总结归纳出规律性的法度，仅靠这种修修补补的补充说明，是不可能彻底解决以偏概全弊病的。

　　七、语法分析法与字类对称法之比较

　　客观公正地看，语法分析法和字类对称法各有利弊，各有短长。
　　语法分析法的长处是有科学的系统的现代理论作为支撑，容易被现代人接受〔尽管王力的具体处理出了偏差〕。而古代对类理论不严谨不准确不完善不系统，所以很难被现代人接受。
　　尽管字类对称法有诸多不足，但其合理的内核的优势是语法分析法远远不及的；语法分析法却有很多自身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
　　先看句型一致论。
　　从现象角度看，对偶的句型的确或相同或相似；可从创作法度来看，句型一致法度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大部分情况下，只要词性一致或者字类相同了，对偶就完全合律了，其句型必然会相同或者相似，后者只是前者的连带效应。这种情况里，句型是根本无须考察的。
　　只有特殊情况下才有辅助作用。在词类对称法里，词性不同的字词，如果充当了相同的句子成分或词组成分，仍然可对；在字类对称法里，可以利用它方便地判断虚实死活的互变，可详见拙文《古典虚实字类系统探微》（注⑮）
　　此外，王力认为句型一致的是正格，句型不一致的“字面对”是变格，也是不正确的。所谓正格应当是比例最大且修辞效果最好的格式，事实上却恰恰相反。请参见我的两篇论文《唐诗三百首对仗句结构异同分析——“句型一致论”的反证》和《论“变格联”在对偶修辞中的重要作用》（注⑯）
　　再看词性一致论。
　　对偶法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工对，二是宽对。
　　词类对称法作用极其有限，它只能判断宽对，根本无法判断工对，工对必须依靠字类对称法。而字类对称法却可以独当全局。
　　王力在《诗词格律十讲》里又说：“凡同一小类相对，词性一致，句型又一致，叫做工对（就是对得工整）。”
　　这段话是很成问题。工对不但与词性一致与否根本无关，与与句型一致与否也根本无关，只要字类小类相同就能形成工对，请参看拙文《唐诗三百首对仗句结构异同分析——“句型一致论”的反证》，里面有大量句型并不完全一致的工对。
　　词性一致论非但不能判别工对，反倒只会制造混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阮元的名联里的“下笔千言”对“出门一笑”，明明是工对，却因词性不一致而被《名联诊所》“开除联籍”。
　　对于宽对的判断，字类对称法也远远胜过词类对称法。　　
　　字类对称法里，只要“实对实、虚对虚、死对死、活对活”就是宽对，因此词类对称法的作用仅仅与“虚实死活”法则相当。
　　虚实死活对称法的优势远远超过了词类对称法。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宽对的词性并不全都一致，必须添加大量附加补充规定来纠偏，这种枚举法的补充法度最笨拙，它极难完备，且无法类推，很难掌握。
　　相对而言，“虚实死活”法度就完备得多。它只需要少量补充规定，且都是规律性的法度，是可以类推的。请参见拙文《古典虚实字类系统探微》《从修辞角度探讨对偶形式法度》。〔注⑰〕
　　２、虚实死活的分类远比词类的分类简易，其难易程度简直有天壤之别。
　　虚实死活的分类是纯概念的分类，根本不考虑语法功能，故极其简易，用王力话来说，这种分类“简直可说是逻辑学上或心理学上的分类”，它们几乎不需要条条框框，只要词语的语义在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上有相同的义项，就可以归为一类。只要有一本字典的释义作参考，借助一点点简单的逻辑推理能力，就可轻轻松松地判定虚实死活。
　　而汉语词类辨析之难简直是世界语法界之最。按照当前绝大多数语法学家们的共识，要想正确地分析词性，必须综合考察词语的语法功能、概念意义和形式标志（如果有的话）。所谓词语的语法功能，实际上包括了“词与词的组合能力、承担句子成分的能力以及形态变化的特点”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在不同词类和具体词语中又灵活多变，缺乏统一的明确的标准。所以正确地判定词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难度之大，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可以说任何一个语法学家都不曾妥善地解决了汉语词类辨析问题。还有很多词的词性〔比如最近《中国楹联论坛》讨论受时态副词修饰、带有时态助词的形容词，究竟是什么词性〕，连语法专家们至今都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联律界却要讨论这些无解的命题，以此来判断对联的正误，岂不是堕入了魔道？
　　我在网上所接触到的热衷词性一致的人，无论是联律理论家也好，一般作者也好，真正全面掌握了比较正确的词性分析方法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受王力的误导，完全根据词语意义分析词性，而大凡大家争执不休的必定是词性难辨的词语，可以说正反双方都在瞎猜，猜错了的不服气；猜对了的，也不过是误打误撞，怎么可能说服对方？
　　个别人也试图考察语法功能，可错误的作法多多，有的人采用错误的“依句辩品”法；有的把古汉语意译成现代汉语，无原则地根据意译句子判定词性；甚至还有翻译成外语，荒唐地把外语的词性等同于汉语的词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３、前面已经提到，我们采用的语法体系是借鉴西方屈折语系的传统语法学形成的，并不十分符合汉语自身的内在规律，因此，对于句型分析和词类分类以及分类方法，分歧之大，流派之多，可以说是世界语法界之最，而且这种流派纷争还在继续进行。语法分析法把这些历史悠久的流派纷争带进了对偶修辞，无异于引狼入室。
　　多年来，对联论坛上讨论最热烈、分歧最大的不是对联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而是争辩句型是不是相同、词性是不是一致；有的根据黄伯荣，有的根据朱德熙，有的根据黎锦熙；有的推崇南派方光焘，有的力主北派王力；有的查核汉典，有的引用辞海。有的援引《现代汉语八百句》……对于获奖作品的句型和词性质疑的帖子不断，这种帖子有的还赫然置顶，大家各执一词，闹得乌烟瘴气，活脱把对联论坛变成了语法学研究论坛了。
　　刘太品先生就对此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注⑱）：“语法学的过多介入，其实成了当代楹联创作的一大拌脚石，因为它易于让人入门却又永远把人困在入门处写一辈子的‘死对’。同时还动辄指责别人的联作‘失对’了，‘病联’了……”“在鉴赏领域语法学更是贻害不浅，这种支离破碎的所谓语法分析法，把一副活生生的对联作品硬性肢解成各种语法功能单位，可以说，靠语法分析的方法永远也分析不出上乘对联作品真正的妙处来！”　
　　虚实死活法的辨析就不存在这些流派纷争。孰优孰劣不是明摆的吗？

　　八、字类对称法的不足及其改进途径

　　字类对称法也有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个方面。
　　１、古典虚实死活的定义和互对法则不严谨，不系统，不完备。词类小类则完全是举隅式，缺乏规律性的归纳和阐述。
　　２、在具体语境里，虚实死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古代还缺乏转化规律的总结和归纳。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现代词汇学的类义理论，它是字类对称法的理论基础〕，把古典对类理论转化为现代化的科学严谨的崭新理论。
　　本人已经对此作过一些努力，写过一些论文，但还不成熟，还需要方家们共同努力。我相信，只要大家引起了足够的认识，一起来研究探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

注解：
①http://www.zhgc.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2&;;ID=70502
②http://wenku.baidu.com/view/71a68c18964bcf84b9d57bee.html
③http://jpkc.scezju.com/yyxgl/showindex/601/571
④⑤http://www.docin.com/p-49492532.html
⑥⑧《现代汉语》http://www.yyxx.sdu.edu.cn/chinese/index.htm⑦王力《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1955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
⑨王力《中国语法理论》195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⑩王力《汉语的词类》，载《语文学习》总第七期1952年4月号。第35页。
⑪见《关于汉语有没有词类问题的讨论》一文，载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资料》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07页至313页。
⑫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资料》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289页。　⑬http://www.zhgc.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106467&page=1
⑭http://www.zhgc.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2&;;ID=54882
⑮http://www.zhgc.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206400&page=1
⑯http://www.zhgc.com/bbs/list.asp?boardid=2&;;page=1



  本文刊载在中国楹联学会会刊《对联文化研究》2010年8月〔总第20期〕上。
　　
　　卷首语的按语：对联理论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成果，本期重点刊发了天津大学刘峰先生的《关于<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的研究》和网络对联理论工作者孙逐明先生的《再论王力对偶理论的错误根源——兼论字类对称法与词类对称法的短长》，作为大家学习《联律通则》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