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谈新诗格律建设
中国文人以白话为语言载体写诗，始于1916年前后，先行者最著名的当数胡适、郭沫若。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首次发表9首新诗，作者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后来即成滔滔之势，不可阻遏。从那时算起，中国新诗已近百岁。人活百岁算得高寿，而这种外来诗体在中国存活百年，却还没有成熟。为许多新诗界人士耿耿于怀的是，在1950年代，毛泽东说过新诗“迄无成就”的话，而到上世纪末，另一位权威人士季羡林居然又说“新诗是一个失败”！ 至于民间的质疑之声不断，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我们甚至可以说，新诗与同是引进的许多外来事物不一样，至今还没有得到民族身份的“认证”。这一次的酉阳聚会，就是要回顾其百年来走过的崎岖道路，寻求其第二个百年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梳理了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发现她有3次高潮，3次危机，3次建设。下面就作一概述：
3次高潮
新诗早年，挟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之威势，破土而出，一度辉煌，大有取代传统诗词之气象。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诗集，形成了不少诗歌社团，更如朱自清所论，产生了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三大流派。朱自清还指出，对于新诗，早前的“诗界革命”有所影响，“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应该说，这是科学的论断。
此为新诗的第一次高潮，大体上经历了10年光景。
第二次高潮须待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应和着抗日战争的枪炮声声，新诗又一度奋起，以文字筑起“新的长城”，发出“愤怒的吼声”，发起诗朗诵运动，催生出一个个“时代的鼓手”，在新诗史上谱写出辉煌的篇章。国家不幸诗人幸，亦新诗之幸也。
第三次高潮须待30余年之后，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带给新诗的机遇。1970-1980年代之交，改革开放的巨浪席卷中华大地，诗人们被禁锢已久的歌喉一旦放开，便唱出激越的歌声，高唱“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对落后的现状发出“不满”的呼声，反思历史，控诉罪行，又满怀激情为“中国的汽车”呼吁“高速公路”。
以上3次高潮，为新诗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为新诗的最终在中国土地上站稳脚跟提供了保证。。
3次危机
也许是新诗首倡者们始料不及的，新诗横空出世以后，固然气势磅礴，风行一时，却也遭到有力的抵抗；同时，由于其自身散文化严重，完全背离了悠久的民族诗歌传统，便遭到读众的厌弃。就连自己营垒中的战士也有掉首他去者，啧有烦言者。例如俞平伯就说，白话诗只有上面的白话而缺乏下面的诗；成仿吾说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剩残砖破瓦，没有建起新的大厦，王独清则斥之为“不伦不类的劣品” 。以文学研究会同人创办的历史上第一家诗刊《诗》月刊的停刊（1923年5月）为标志，新诗就开始跌入低潮，渐入“寂寞 ”（张秀中）、“中衰 ”（朱自清）的时期。而若干新诗先行者纷纷告退，也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
此为第一次危机也。
抗战胜利以后，经过内战，中国重获统一。可是单一的意识形态使包括新诗在内的文艺沦为政治的工具，新诗则成为赞歌与（阶级斗争的）战歌，路越走越窄，最后到了文革期间，百鸟噤声，万马齐喑，被毛泽东称为“没有诗歌”的时代。这当然是新诗的巨大灾难，说是危机犹嫌言轻。
1990年代以还，由于诗歌界盲目学习西方，使中国新诗再次蒙受不妄之灾。形式上极端自由化，放逐音乐性，丧失自身文体特征；内容上胡话、废话、鸟语连篇，为人所不齿，遭到恶搞、唾弃。有害理论盛行，垃圾作品泛滥。一些理论家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推波助澜，使诗界对此麻木不仁，兀自感觉良好，乐在其中。
这次危机绵延期甚长，至今未见其消减也。
3次建设
有破坏就有建设，有危机就有救赎：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随新诗三次危机而来的，就是三次建设性努力：
在新诗出现第一次危机之后，新月派应运而生，逆势而上，形成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后来以《诗刊》为阵地，加入了陈梦家、邵洵美、卞之琳、林徽因等有生力量。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而提倡创建新的格律，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反映了有识之士的自省与自救。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虽然新月派持续时就不长，很快就被风吹雨打去，但是作为格律体新诗的先驱，却奠定了理论探索的基础，留下了《死水》、《采莲曲》、《告别康桥》等一些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在诗史上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50年代，就在新诗的第二次危机之中，鉴于当时自由诗独占诗坛，许多读者啧有烦言，由何其芳发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提出了建立有别于自由诗和古典诗词的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这一建设性努力本来获得许多知名诗人、理论家的赞同和支持，但是由于何氏指出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民歌的“三字尾”表现现代生活会受到限制，这一实事求是的论述，竟使一些人挥舞政治大棒，批判为反对新民歌，因而使现代格律诗理论突遭重挫，从此束之高阁。即便如此，这次解救新诗危机的努力仍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那以后，事实上出现了一种每节四行、偶行押韵、大致整的被公认为“半格律”的流行诗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诗的第三次高潮中，复归的重要诗人如艾青、方敬、公刘的作品都出现了一定的格律倾向，不能不说这次建设性努力的余绪。
下面我想着重谈谈第三次建设性努力。吕进将其委以“拯衰起弊”之重任。
从诗歌形式来看，否定格律，不讲规范，绝对自由，欲所欲为，是始于“五四”，绵延于整个新诗历史之中。这种对本国诗歌在漫长历史上所凝聚而成的形式方面的高度成就，采取极端蔑视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后来特别是今天的事实证明，新诗的这种只有破坏而不顾建设的行径，对于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灾难性影响。比较曾经高度成熟的中国古典诗歌，同时考虑到这些古典诗歌所铸就的我国诗歌爱好者的传统审美心理，我们必须承认，“迄无成功”不是危言耸听，新诗的确立足未稳，岌岌可危。
幸而从1980年代起，一些诗界有识之士上承新月派道路，远接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在新诗的这种危难之时不计利钝得失，挺身而出，重举格律大旗，为创建中国的格律体新诗而开始努力，并集结力量。下面是吕进、梁笑梅主编的《20世纪新诗手册》（巴蜀书社出版）中“现代格律诗再起”词条对此的描述：
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曾经提倡现代格律诗，因为触犯政治禁区而流产。1978年12月，卞之琳先生在他的《雕虫纪历》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在纪念闻一多80生辰的长文中，又委婉地批评了当时诗歌创作“只要求自由”的倾向。与此呼应，新月派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其名誉的恢复，意味着格律体新诗命运的改变。新诗格律理论的研究与创作的试验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一批诗人和理论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1982年2月15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诗六首》，1988年胡乔木的《格律体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丁芒、纪宇、邹绛、万龙生、黄淮、浪波、刁永泉、江若水都出版了带有探索意味的格律体新诗集或发表格律体新诗作品。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并且成果日益丰富，影响日益巨大。
的确如此。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网络的普及提供了发表、交流之便，使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令人欣慰。
2005年，万龙生等在“东方诗风”网站率先举起了"格律体新诗"的大旗。随即推出《東方詩風》刊物，将以前流行的“现代格律诗”更名为“格律体新诗”，成为全国第一家以“创造新诗格律与建立格律体新诗”为宗旨的诗歌论坛。随后余小曲等创办了“中国格律体新诗网”，开始筹建"格律体新诗创作研究会"，并出版《格律体新诗》刊物。“两站两刊”共同奉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东风诗风”的理论家提出的以“完全限步说”和“对称审美原理”为理论依据的“三分法”体式谱系业已大体形成，即上应齐言体古诗的整齐体和上应长短句词曲的参差体，以及二者在同一篇作品中并存的的复合体，三足鼎立。业已产生老中青俱全的骨干诗人队伍，取得诸多成果，蔚为大观。
2007年，在江苏常熟举行了全国首次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研讨会，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就进一步为格律體新诗的發展创造了条件。几年来的进一步努力证明，打破自由诗一统天下局面的時機已經成熟。
总上所言，20世纪的中国诗歌，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由于内部和外部的诸种原因，其成就与我们中华古老诗国的伟大传统相比，是极不相称的。若要总结历史教训，我以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整个中国新诗违背了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割断了民族的文化血脉，背离了诗歌的体裁优势与特征，也就既丧失了读者又丧失了自我，能不四顾茫然，穷途末路么？诚然，新诗需要解决的绝不仅是形式问题，不过当今之计，我以为在已有基础上，加紧格律建设，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可行之路。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开辟中国格律体新诗酉阳论坛，并准备向全国诗歌界发出《酉阳宣言》*的原因！
*由于某种考虑，后来更名为《东方宣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