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按：我们的挚友陆大献辞世已快两周年了。特转帖此文以示纪念之忱。
仅以此文悼念2011年11月28日突然逝世的挚友、小说家、重庆市作家协会第二届副主席陆大献先生。
11月28日星期一接近傍晚，诗人、挚友万龙生来电话，告知陆大献上午突然逝世。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击得我一时手脚冰凉，心里发紧，头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可待回过神来，又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事实。
我怅然若失地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电脑屏幕，似乎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话语。是啊，他还在我们中间呢。几十年来，他和我一起走过了“风雨”之路，长夜孤灯，勤奋写作，成为了我市著名的作家。
一( 首发短文学网：www.sanwen.net )
我与陆大献相交相知了47年。
1964年冬天，在重庆江北区大石坝江陵机器厂厂区外的嘉陵江畔，有一个叫“一村”的地方，每年枯水季节呈露出一大片沙滩。我们一帮小青年，从半坡上的猫儿石来到低洼处的一村，冒着凛冽的寒风参加劳动——筛鹅卵石和运鹅卵石。
我们自觉而紧张地劳动着，没有负责人和监工，因而不时在劳动间隙中做做运动或嬉戏和打闹。大献和我也参加一些运动或嬉戏和打闹，但有时也躲到一边去看书。我当时正在阅读王力的《汉语诗律学》等书，不带书来时就构思长诗《向大海》来。而大献每天来，裤兜里几乎都揣着一本裹成卷的书，有时是俄罗斯小说，有时是西欧小说，有时是中国小说。他抓紧休息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一次，我把他的小说要过来，翻了翻，是一本我国30年代作家的小说集（因时间久远，记忆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是一本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其中有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短篇小说。乖乖，这些小说当时是被严厉批判和否定的，报刊和文学书籍都是把郁达夫批判为感伤、颓废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资产阶级作家。而阅读郁达夫的作品的人会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和文艺观有问题的人；而如果阅读者的家庭出身有什么所谓问题，更要惹来祸害。但大献似乎没有这些考虑，也许一则他年龄尚小，16岁，还没有多少社会经验；二则我们都是一群十几二十岁讲义气的小青年，断不会也不知道怎样去出卖朋友。
这就是我与大献的相识和最初的一些交往。
短暂的劳动结束后不久，大献进了他父亲所在的单位重庆天原化工厂当工人。
时值60年代中期，是我国历史上最左的时期。大献入读于江北区猫儿石的重庆市嘉陵初级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市第73中学）。他各科成绩优秀。他与一同参加一村劳动的陶大栋和另一位姓许的同学，在学校举办的数学竞赛中常常轮流获得第一、二、三名或名列前茅。但是，令同学和老师意外的是，大献、陶大栋和那位姓许的同学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他们是被扼杀人才的政审给“审”掉了。
本来，在这之前的50年代，出身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的青少年，已大多不能升学。就连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虽然是五好生，高中3年各科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也被大学拒之门外。她写信给继祖母宋庆龄诉苦，第二年才得以上大学。60年代，则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如当代著名作家和画家冯骥才，著名的杰出人才遇罗克、钱宗仁等成绩好、表现好的青年，绝大部分都不能读大学。而在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全党全军全国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读大学则更难于上青天，读高中也不行，读初中则十分困难，当上班干部或少先队大中小队队长的，也被取消。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于职员家庭而被划入“白五类”或“灰五类”的大献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我与大献继续保持着友谊和文学交往。大献从他李家坪半坡上天原化工厂的住家步行半小时到我安全村半坡上造纸厂的住家来与我吹牛，谈文学及其他；有时他一个人来，偶尔也约上两三个朋友来。我也从家里步行到他家里去与他吹牛，一般是一个人去。我们谈人生，谈理想，有时也倾吐心中的苦闷和压抑，埋怨社会的不公和怀才不遇。但更多的是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探讨中外文学名著和自己的文学创作。为了不被恶劣的心情或不佳的情绪所困扰，我们还拣一些轻松的话题来说。我们有时互相送行时，大献为了驱赶被剥夺受教育这个心中的痛，常常尽力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有时还会哼出一些歌曲来，尽管他性格比较内向。特别是后来有一次他还做出与他中庸平和的性格不太相符的事情来。那是70年代前期的一天晚上，他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说搞到几张《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的电影票，在人民大礼堂放映，是半夜12点多钟的，白天的票弄不到。我一愣，思忖到，《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的电影我很想看，但半夜和凌晨要在江北区猫儿石与市中区人民路之间走一个来回，要3个小时，路上又不安全，况且第二天一早我俩还要上班。不过，我很快就与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上路了。在回来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同我谈起《红色娘子军》的音乐舞蹈和剧情来，他显得既兴奋，又高兴。我想，这时他心中的不快和阴影早已被自己找来的乐趣驱赶得无影无踪了，但愿这样的时日多一点、长一点。
大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住房的里间是一斗室，那是他个人的小天地，他就在斗室的灯下读书、写作。那段时间，他订了几个本子，就在本子上勤奋地耕耘起来。待到写满一个本子时，他就郑重其事地把本子交给我，请我阅评并提修改意见。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隽秀字体，这是他的小说习作。他的小说习作是受了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以及我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影响。这是我很熟悉的。我没写什么小说，但有时还是不客气地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了一番。
我们就这样互相探讨和交流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及彼此的文学创作。一次，大献到我家来，遇到我两个爱好文艺的同学冯学宁和来华祚作客后正欲离去。我对他们3人做了介绍后，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两位同学对大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华祚走出门后抛下一句话：你这个朋友气宇非凡，将来必有作为。
这样到了70年代初。我想作者要多交往才能成长，文学要多交流才能发展。于是，我告诉大献想把我1966年8月认识的一位文学爱好者万龙生介绍进来，并请他转告我俩的挚友、他们厂子弟中学的老师张继祥，张继祥当时已是一位著名的业余作者，比我们3个文学爱好者要高一档。大献十分高兴。几天后，他就与继祥来到我的家。
他俩来时，我请他俩欣赏赵龙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萨拉萨蒂《流浪者之歌》小提琴独奏曲等几个曲子。赵龙是正巧到我家做客的我市著名小提琴手。我和我弟弟这时正在学小提琴。送走赵龙等人后，我就与继祥和大献敲定了与龙生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三
197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万龙生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地来了。他与张继祥和陆大献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们把客人迎进张继祥在天原化工厂门口附近的住家——一个不大的阁楼间。继祥的夫人当时在綦江教书，尚未调回天原化工厂。这个简陋的小天地就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思想绿洲。
上午10点多钟，继祥在他的小方桌上摆出四五碟花生、豆子和卤菜，外加一瓶白酒和两瓶啤酒。我们围坐一圈，开始了辅以小菜的精神飨宴。
我们边吃边谈。在此时此地，大家纵横恣肆，挥洒自如，没有任何禁忌和约束。继祥和龙生善饮白酒，我不大善饮白酒，以饮啤酒为主，大献则更只饮啤酒。我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毕竟都是20余岁至30多岁的人了。除了继祥在五六十年代发表文学作品较多外，龙生在1957年十几岁时发表了一首短诗，我和大献则什么作品也未发表（后来我公开发表了几篇科技译文，但却仍然发表不了文学作品）。况且发表了作品又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全都被命运抛弃在社会的低层。虽然美好的理想在远处闪亮，风雨熄灭不了它；坚忍的意志在负重攀登，困苦阻挡不了它，但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理想，达到目的呢？我们真是力足气盛而壮志难酬啊。
但我们没有悲伤，没有自卑。我们还得准备着，因为机遇只会垂青有准备的人。我们谈论中外作家及作品，谈论国内国外大事。
继祥熟悉五六十年代国内和我市的一些作家。他趁着浓浓的酒意，不时背诵一些诗句。我至今还记得他随口吟出的白桦的长诗《孔雀》中富含哲理的两行诗：“赢得胜利的箭留在腐烂的尸骨上，/但得到荣誉的却是没有出弦的箭！”
龙生也不时吟诵二三十年代的几个诗人和他自己的诗。他谈到徐志摩和朱湘等被贬抑的诗人及其作品，还特别谈到闻捷的自杀（这一年春以来，文学界正盛传闻捷开煤气自杀的消息）和与我一起造访我市诗人梁上泉和杨山的情况。
我也对我熟悉的作家来了一番劲吹。我讲述普希金为娇妻决斗而早死；惊叹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对俄罗斯大自然描写的美和神秘；揶揄郭沫若要烧掉他的全部著作，到工厂去沾一身油，到农村去滚一身泥的言不由衷的言论。
大献的言语比我们3人少一点。我较为内向，他似乎比我更内向。因此他听的时候多。他那时才20余岁，是我们4人中最小的一位。他身份是工人，但整天与书籍与知识打交道，从十几岁就开始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在内心确实是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从那时起，他开始暗暗地在心里构筑他的文学大厦。他后来进一步在学校读了书，也在厂里当了教师。他与继祥同厂，因此很方便地读完了继祥家的文学书籍，其他弄得到的书他也无不一一读个够，并且还不时写下读书笔记。他当时是多读，多听，多看，学习知识，积累生活，夯实基础，为小说创作作充分的准备。他那时已练笔一段时间，把小说习作留在一个个仔细装订的小本子上。他有时也在我们的龙门阵中插入他听到的文坛大小道消息；也大谈他喜爱的西欧、俄罗斯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
大献和我们3位吃着四五碟简单的小菜，饮着两三瓶质劣价低的白酒和啤酒，就这样从上午10点多钟边吃边饮边谈边聊，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长最惬意的盛宴。饭后，我们到大献所在车间的三氯化铁工段，洗了一个澡。龙生是回不了家了，当晚就住在我家。
从那以后几年，我们每年都要在继祥家里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是我们的一次盛大节日。大献和我们就是这样在文学的海洋里从古游到今，从中游到西，享受着文学的美味佳肴。这些聚会是我们一生中最丰盛的精神飨宴，也是大献和我们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日子。
四
在70年代初中期的多次文学聚会中，还有一次令大献和我难以忘怀。一想起它，我们心中就温馨流溢，情谊涌动。那是1973年9月8日，喧扰的夏日煌然离去，宁静的秋天悄然来临。那一天，天公作美，秋高气爽，大献与继祥、龙生和我外出踏秋，他还约了本厂的两位工人梅兴学和谭远世，他俩是大献的好朋友，也是文学爱好者。大献他们3位带上锅盆碗盏、煤油炉、蔬菜肉类等，与继祥、龙生和我一起前往江北区的一个叫五一水库的景点。一路上，我们兴致勃勃，笑语声声，很快就到了五一水库。我们将携带的菜和器物扔在水边绿草地上。望着这一湾清澈的碧水和岸边青葱的草丛，秋日映照，清风徐来，涟漪泛金，树影婆娑，真令人情融气顺，心旷神怡。我们仰望蓝天，敞开胸怀，饱吸着这清新湿润的空气，禁不住对这宜人的湖光秋色抒情一番。
我们先是坐在岸边草地上，继续着每年一次或数次聚会时的老话题——文学。继祥侃侃而谈。龙生朗诵了他的近作。我也朗诵了一首译诗。梅兴学和谭远世也加入到我们热情的海吹神侃中。大献则谈到他几年来的小说创作及创作的艰辛，他说他有时写着写着心里就发起抖来，有时又为小说中的角色苦恼或悲伤起来，甚至还为自己塑造的人物哭泣起来。他想往着他的小说有发表和出版的一天，并希望我们在座的几位为他写评论文章。
“我们下水吧！”记不清是谁提的议了。于是，继祥、龙生、兴学和远世纷纷脱掉衣服，做了几下准备运动，就顺着湖边下到湖里。大献和我则没有下水。4人欢快地游着。不知谁提议到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去看看。但我和大献在岸上，咋办？好在湖上有很多水葫芦，于是大家把水葫芦收拢来，堆在一起，很快就把这些水葫芦扎成一个筏子，作为我们上岛的“一叶扁舟”。就这样，我们“葫芦巧渡情更深”地上了岛。在岛上，大家尽情地游玩、嬉戏，忘记了世态的炎凉、社会的不公，完全沉浸在此时我们心中的这个世外桃源中。
玩够乐够后，我们返程了，回到了湖岸草地上。我们感觉饿了。于是，点燃煤油炉，架上锅，舀进两瓢清纯的湖水，就开始煮饭了。这时，来了一位农民，我们招呼他到我们这儿来。他愉快地接受了，与我们坐成一圈，加入到我们的龙门阵中来。他似乎觉得我们吃得有点简单，就从湖里弄了几条鱼上来。于是，一锅香喷喷的鲜美鱼汤令我们垂涎欲滴。我们十分感激这位农民朋友。我们7人边吃边聊。这位农民还给我们讲了五一水库这个地方的传说，说这里很久以前还住着9条龙哩。我们本来就觉得五一水库的名字太媚俗，这时就根据农民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把五一水库改名为九龙湖。果不然，20多年后，五一水库地区被轰轰烈烈地开发出来，建成了重庆著名的高档社区——龙湖花园。真是沧海桑田啊，这是我们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农民离去后，我们继续天南海北地神侃仙聊，主题吗，仍然是文学。我们觥筹交错，酒酣耳热；草地上已杯盘狼藉，凌乱不堪。这时大家似乎变得有点狂放起来。看着这一湖带给我们无比快乐的秋水，望着湖底深远的蓝天白云，我不由得想起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这些大师，于是心中诗意萌动，遂随口吟出一首七言古诗：“一湖秋水一片春，/葫芦舟上友情深。/醉卧湖畔诗人梦，喜看镜天六颗星。”
龙生、兴学和继祥先后步我的韵，也吟出了自己的七言古诗。大献和远世没有参与唱和，兴许大献这时正在构思他的小说哩。但他与我们一起谈笑风生，春风得意，畅想着未来的作家之梦。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当下夕阳虽西沉，但未来旭日会东升。我们披着落日的余晖，揣着作家的梦想，彼此依依不舍地离去。
五
以后几年，大献更勤奋地耕耘着。1977年夏，大献在《四川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神州大地。10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正在造纸厂子弟中学上物理课，大献突然来找我，请我为他找一些复习资料，他准备参加高考，考中文专业。我这时正在为准备高考的高二理科快班进行强化复习，自然很方便地向给文科快班进行强化复习的老师要了语文、史地、政治和文科数学的高考复习资料。我把资料递给大献，他十分感谢，他觉得他很难弄到这些资料。我告诉他，这对保高考教学的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完全不要放在心上。12月9—10日高考后，他感觉良好，就又回到厂里车间的正常工作程序中去了。
大约1月后，我校改完高考语文试卷的老师马桂生与我闲聊。他说，他改到一份试卷，试题答得很好，特别是作文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他认为如果不是写得有点偏题的话，绝对可以得他所在阅卷场的考生的最高分。他提到这位考生婉约的写作风格，说考生饱读诗书，引经据典，还加进了关于曹雪芹、鲁迅、马克思等人的刻苦学习和写作的内容。但他在与组长和另外的阅卷老师反复商议后，不得不扣掉偏题的分。我心中暗暗吃惊，这会不会是大献的作文哦？
不几天，大献又来与我吹牛。我把马桂生阅卷的事告诉他，他一下惊叫起来：那就是我啊！他顿时有点灰心丧气。我急忙安慰他：虽然有点跑题，但也比一般考生考得好些哟。
这以后，大献焦急地等待通知书。但是，最终他的大学梦还是破灭了，他遭受到人生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一次，与初中升高中一样，不是因为成绩，而又是因为政审。我不想触碰他伤痕累累的心，他对此也不主动提及。但他的哥哥陆大任和张继祥告诉我，他填报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本拟录取他，但厂党委认为他父亲有所谓严重的历史问题而挡住了他前往珞珈山之路。历史的悲剧在重演。不是么？还有将近1年才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那时，才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才开始了纠正“左”的错误路线。因此，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的两次高考，全国还有一部分的成绩优秀的青年因政审而被挡在了大学校园之外。这是考生的不幸，但更是国家的不幸，国家失去了许多未来的高端人才，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被愚蠢政策又延误了好多年。
大献哀莫大于心死，因而他第二年再也不参加高考。好在他没消沉多久，又恢复了昔日顽强的意志。他下班回家后，躲进斗室，苦读勤耕。苍天不负有心人，他苦心孤诣之作中篇小说《飞雪》终于在《红岩》杂志发表并一炮打响，从此登上了文坛。
1983年他调入市文联，从业余作者变成专业作家。此后，中篇小说《被出卖的夏天》，长篇报告文学《三峡大移民》、《解读民意》，长篇电视连续剧《共和国之梦》，长篇小说《家园》（上中下）、《酒乡》、《醉乡》等从他的笔端源源不绝地流出，并获得重庆市文艺最高奖。
至此，大献已大大地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作家梦。但是，天不假年，当年我们几位文友聚会湖畔时吟唱的“喜看镜天六颗星”，却陨落了他这颗最年轻的星辰。但是，我们总是感到，大献仍在我们中间。
（此文曾由《四川文学》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