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垭轶事

夏子

一九七○年代，我在川东杨柳垭一家工厂做工，那厂子不算大人不算多，却也时不时出些趣事，三十年后回想起来仍觉得蛮有意思……

（记得这篇旧作曾在这里发过，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想想好像东方诗风搬过家的，可能搬家时弄丢了。再发一次吧）

夏子

1 那时时兴开“民主生活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杨柳垭汽修厂一位名叫唐山全的老兄却搞了场轰轰烈烈的
表扬与自我表扬

唐山全读书总要读出声来，说是不出声就记不住。他读的都是“毛著”，初到杨柳垭，已能背诵十多篇毛主席的文章。
插队时，县里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去帮人家搬东西，拿着一把三弦说：“这胡琴好长哟，没得弓子咋个拉呢？”此话马上传开，成为知青中有盐有味的笑料。正好“山全”听起来象“三弦”，他便得了“三弦”的外号。
三弦说起来是初中生，跨进中学大门恰逢“文革”，闹闹嚷嚷过三年，一堂课还没上就成了“知识青年”，下乡去了。底子差，读起毛主席那些博大深奥的文章十分吃力，他便买了《新华字典》边读边翻，读通顺一段就把它抄写在笔记本上，再反复读，十遍不行二十遍，三十遍……一篇一篇的文章，硬是给他背下来了。
新工人三弦到杨柳垭那天，我们帮他搬行李、装门锁、安电灯，床刚铺好，他就摸出本毛选，靠在被子上大声读起“别了，司徒雷登”来，令人大为诧异。时间久了，大家知道他不是做样子，才慢慢习惯了他这种习惯。
三弦在乡下的房东是位贫农五保户大爷，插队两年多，挑水担煤种自留地的活他全包了，进厂后还坚持每月回去一次，看看大爷有啥事需要帮忙。公社一位领导告诉他，招工之前他已被公社党委列为“纳新”对象，材料随档案转到了厂里，只要在厂里好好表现，再争取一下就成了。
分配工作时，三弦主动要求去锻铆车间当锻工，这是大家都不愿去的地方，又热又累灰尘又大，没啥技术可学，唯一可取之处是粮食定量高达四十五斤，还有每月一斤肉半斤油两斤黄豆的高温补助。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三弦向厂革委、军宣队交了决心书，那决心书上这样写着:
最高指示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拿什么去衡量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了。
林副主席指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敬爱的厂革委、军宣队：
天上星星朝北斗，地下葵花向太阳。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阳光雨露，从新桥五队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坐上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了杨柳垭汽修厂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捍卫，誓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锻工房！
吴老当看后笑着叫张科长修改一下播出，军宣队陈排长认为已经很好了，一字不改就交给了广播室。
当天中午，三弦如火的革命热情和豪迈誓言化为九十分贝的川普 ，响遍了杨柳垭每个角落。
自那以后，广播室每周都要播一两次“唐山全同志来稿”。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开头必有“天上星星朝北斗，地下葵花向太阳”；欢呼某条“最新最高指示”的打头定是“巴山起舞，蜀水欢笑”；狠批地主资产阶级林彪孔老二的少不了“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三弦把毛主席的著作背熟了，我们把三弦的豪言壮语听熟了。
三弦并不是说空话的人，他心中时时在盘算如何把毛主席的阳光雨露播洒到四面八方，如何把自己的誓言变成实际行动。
厂里两间厕所已划归三个上面送来改造的“份子”管辖，只有饭堂、浴室、洗衣台一带没人管，三弦领来几把大扫帚，用废铁皮做了个撮箕，每天五点起床清扫。为了能按时起床，他请我和墩子晨练时顺便叫醒他。我们拿他开玩笑，有时四点不到便叫，有时故意不叫，他便转而求助于“阶级异己份子”农老头，让老头子起床扫厕所时，在他窗口敲三下。
清扫完他的“辖区”，三弦便去锅炉房担开水，上班前把车间的茶桶灌满，还从乡下摘来老荫茶晒干，夏天放些在茶桶里。老荫茶好喝，大家都拿着茶缸往锻铆车间跑，三弦索性把五个车间的茶水全包了，天天一趟一趟地担，往往还没上班就已大汗淋漓。
三弦做好事不分厂里厂外，星期天上街，见到人力车上坡，赶忙去推一程；见有小孩哭，就去帮他找妈妈；见了蓬头垢面的乞讨者，先问什么成分，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就摸出半斤一斤粮票相赠。
进厂第二年元旦节早上，三弦打扫完清洁往城里走，半路钻进刺棵蓬小便，低头竟看见青石板上写有“打倒×主席”五个歪歪扭扭的粉笔字。他马上搬来一堆片石把那五个字围起来，脱下外衣盖在上面，叫同行的王长贵、况强去报案，自己守在那里保护现场。谁知报案的人没把他的吩咐当回事，进了城先排队买香烟又排队买糖果，东西买齐了才去公检法军管会，害得三弦冒着寒风饿着肚子在那刺棵蓬边等到下午三点，才把那些挎相机开三轮摩托的人等到。
转眼，三弦进厂就满三年了，夹着烧红的铁块子上空气锤锻打早已不成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写了厚厚八大本，能够流畅背诵的毛主席著作已达二十多篇；“唐山全同志来稿”也大有长进，常有“东风万里，红旗飘飘”、“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东风吹，战鼓擂” 之类比较时新的开头；铁皮撮箕用烂三个，担水的木桶磕坏底换成了白铁桶；每月去一次五保户大爷家从未间断，月定量四十五斤中至少拿出了十斤资助路上遇到的贫下中农。军宣队陈排长比较赏识他，反标事件后曾安排一场“四个念念不忘”的讲用会，请他上台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体会，厂里讲了还去部队讲。军宣队撤走后，吴老当和新来的洪书记却并不怎么注意他，三年中只评了他两次“优秀学工”一次“学毛选积极分子”，连“学毛选标兵”都不舍得给，更别提“纳新”入党的事了。
三弦想问问洪书记和吴老当自己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却没那个胆。下乡看五保户大爷时，找来两张酒票买一斤酒带上，去找那位公社领导倾诉心中的苦恼，那位领导说可以帮他想想办法。
公社领导说到做到，没过几天，洪书记喜滋滋地叫他去办公室，拿出一封信说：“你小伙子不简单罗，当了这么久无名英雄！”三弦一看是一封“新桥五队全体贫下中农”写来的感谢信，“感谢杨柳垭汽修厂党委革委教育出的好青年唐山全同志，从插队开始到进厂当工人，五年如一日地坚持照顾五保户大爷，把党的阳光雨露洒遍新桥五队……”
洪书记特地在信的开头加上一段最高指示——“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一贯的有益于青年，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当天中午拿到广播室播出，第二天第三天又重播，三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热爱贫下中农，五年如一日帮助五保户大爷的动人事迹传遍杨柳垭所有的车间所有的宿舍所有的办公室。
打那以后，洪书记和吴老当每周都要收到一两封感谢三弦的信。有封署名“搬运二社一个老工人”的信说三弦冒着倾盆大雨帮他把扳车推上了凤岭关。“广安县中和公社一大队五队下中农社员周世金”来信说三弦在铁桥上遇到正在乞讨的他，慷慨解囊给了五斤四川粮票，他用这些粮票换了十个锅魁，一路吃着顺利回到家乡。还有封署名“北山公社三大队一队全体贫下中农”的信详细列举了三弦自去年八月以来为他们作的一桩桩好事。计有一，赠送《毛选》一套给贫农社员陈长虎；二，请来汽车给陈长虎院子五户人中的四户贫下中农(另一户是富农)拉煤炭一车；三，组织全院子的人出钱出力，把陈长虎院子通向公路的一百多米田坎路铺上了青石板，并帮其中有困难的两户贫农出钱十元零五角，帮陈长虎出工三个；四，为一队队部写毛主席语录七张。还有一封署名“新桥五队全体贫下中农”的信，详细介绍了三弦插队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特别提到三弦当时已是公社党委的“纳新”对象，参工时材料已随档案转来厂里。
一时间，“活雷锋唐山全”的动人事迹在杨柳垭三个单位两个生产队几千号男女老少中家喻户晓。洪书记和吴老当开始认真考虑他的“纳新”问题。
“这个‘新桥五队全体贫下中农’也真有点怪，他们咋个晓得唐山全档案里有纳新对象审查材料呢？”洪书记对此十分不解。吴老当也觉得奇怪，把十多个信封摆在一起，全部邮戳居然是一样的，连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广安县中和公社一大队五队下中农社员周世金”寄的都不例外。再细看十来封信，有的用圆珠笔写有的用蓝墨水写，信封信纸各不相同，但笔迹分明出自一人之手。
他俩当即叫三弦问话，三弦吓得脸惨白，结结巴巴地承认除第一封“感谢杨柳垭汽修厂党委革委教育出的好青年唐山全同志”外，其余的信都是他自己写自己投寄的。表扬信是假的，信中提到的人和事却都是真的。动机嘛，三弦涨红脸说是“为了争取进步”。
这事令洪书记十分气愤，在中层干部会上说：“报纸广播里天天提醒我们谨防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谨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没想到政治骗子就在眼皮子下！”有人当即提出三弦可能还有更大的问题，阶级异己份子农老头在杨柳垭改造期间，每天天不亮就去敲他的窗子，两人黑灯瞎火不知搞了些什么名堂。还有人质疑反标事件：那五个字写在草丛中的石板上，要不是猫下腰专门去找，谁能看得见？极有可能是唐山全自己写了，又贼喊捉贼捞表现。
洪书记不敢掉以轻心，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了公检法军管会。负责此案的一位副主任告诉他，发案后一个星期，写反标的家伙就抓住了，是个疯子，在刺棵蓬里写了没几天又公然闯进北山小学，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同样五个字。
大问题弄清楚，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三弦受了个警告处分，他的大名从此在天天准时唱响的高音喇叭中消失了。
也有人认为三弦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在杨柳垭开展了一场“表扬与自我表扬”而已。

夏子

2 吴老当总爱自行其是，上面要“抓革命，促生产”，他却一门心思
“抓猪肉，促生产”，怪不得他的官越做越小

成立杨柳垭汽修厂革命委员会时，吴老当是唯一的副主任，主任位子空在那里。据说上面认为吴老当原则性不强，要当一把手，还得再考验考验。
吴老当成为“老当”之后已过了两次运动，两次运动他都挨了批。四清挨批为的是粮食政策，文革挨批为的是阶级路线。
四清前，吴老当分管厂里的生产。上级安排加工一批水轮泵零件，任务急，天天晚上加班。工人粮食定量不够，下半夜常有人饿得晕倒。吴老当吩咐伙食团先莫管定量不定量，做点馒头稀饭送到车间给深夜班工人吃，落下窟窿由他慢慢想法补。结果拆东墙补西墙怎么也补不上，不得不在职工花名册上做假，虚报高定量工种人数，骗过粮食局，才把事情抹平。四清运动中揭出此事，吴老当成了个“四不清”干部，一次次上台检讨交待。好在那些虚报的定量来龙去脉清楚，他自己一个馒头没吃一口稀饭没喝，又有工交政治部秦部长说他是“好心办坏事”，才得以“洗澡”下了“楼” 。事后杨柳垭流传一段顺口溜，不知是嘲笑他还是为他鸣不平，说是“白馒头、热稀饭，大家吃了我一个人站”。
要命的阶级路线错误又是怎么犯的呢？文革前，酷爱篮球的吴老当受秦部长之命率通州地区工交队去涪州赛球，结识了涪州工交队的台柱子“巴杆”。他爱才心切，竟搬上秦部长作说客，跑几趟涪州作工作，把巴杆调来麾下。厂队有了巴杆，实力大增，在灯光球场上创出奇迹，接连击败了三支县代表队。一时间，“三顾茅庐请巴杆”成了通州球迷们津津乐道的美谈，吴老当也由此得了个“球书记”的雅号。谁料调人时他脑壳里少了根阶级斗争的弦，没细看档案，只知巴杆之父在省政协工作，不知老爷子乃是“起义人员”，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师长。“文革”一来秦部长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老当成了“秦××黑线得力干将”时，“重用国民党师长的少爷”便成了活生生一个“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例子。
吃了这么多亏，吴老当却没怎么吸取教训，刚“解放”出来“结合”进革委，手里有了权，马上把贬到锻铆车间甩二锤的巴杆调到工会当文体干事，让他名正言顺带年轻人练球。政工科下县里招工，有个篮球苗子各方面不错但其父是右派，罗科长不敢做主，打电话请示。吴老当马上乘车一百三十公里赶去，搞一场球赛让那小伙子上场，半场未打完，就拍板把人收下了。
厂队重新活跃起来，频频出现在市里的灯光球场上。隔三差五还邀外单位来杨柳垭友谊赛。厂里的球场用油漆重新划了线，篮板、篮圈、篮网都换了新的。每天从早到晚，球场上“砰砰”的拍击声、“瞿瞿”的哨子声不绝于耳。大伙吃饭谈篮球，上班谈篮球，开会还谈篮球，厂队每场比赛都会成为杨柳垭好多天的热门话题。
吴老当球友遍通州，那阵子个个礼拜天厂队都要驱车上百公里，应邀去各县赛球。铁杆球迷李科长精心掌握着生产进度，不早不晚，一到礼拜六准有一辆大修车竣工调试完毕，充足电加够油，星期天一大早出发“试长途”。去的人除了球员，还有呐喊助威的、抱衣服提开水的、赶自由市场买鸡蛋水果的，把个车厢塞得满满当当。刚修好的车没有蓬，冬天寒风刀子般往衣缝钻，夏天太阳晒得人脱一层皮，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变天下起暴雨来，一车人便淋成落汤鸡。这苦这罪自己找来，心甘情愿。越是狼狈不堪，大伙越觉刺激过瘾。吴老当颇有绅士之风，凡有女士同行，一定让出驾驶室，挤进车厢和大家同甘共苦。
去县里赛球，总有伙食团长同行，任务是搜寻高脂肪高蛋白的“紧俏物资”。先去农贸市场转，再找当地球友开后门，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星期天赛了球，星期一一定有餐加。分发餐券时，吴老当会亲自去车间，把一张张餐券递到工人手中，拍拍肩膀说一句“吃饱了给我好好干！”
要让几百号人“吃饱”可不是件容易事，粮食局、食品公司、糖业烟酒公司、蔬菜公司每个月就给那么点点东西，离“吃饱”远着呢。为了这句说出来十分带劲的话，吴老当使出了浑身解数。
通州地区十一个县，修汽车的地方只此一家，三天两头常有人求上门来。接待客人时，吴老当会毫不客气地提出交换条件——“林场的车吗？带点板栗核桃来嘛。没有？木料也行。”(再拿木料去换次品罐头)“食品公司？带几条羊怎么样？大点的，我有几百号人呢。”凡有搞到“进口货”的机会，吴老当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一次，麻柳场来的新工人黄成菊在车间谈她的回家见闻，用右手掌作刀状比着左肩说：“我们街上的猪蹄子好划得来哟，是从这儿砍的。”这话令大伙足足笑了半天，很快又传到吴老当那儿，吴老当一问，原来黄成菊的叔叔是镇食品经营站的站长，那“划得来”的猪蹄子正好归他管。便派黄成菊回去谈交易：拉一车煤给食品站换一百斤猪蹄子，平价对平价，各算各的钱。
首次煤炭换猪蹄子之行，黄成菊家煮了过年舍不得吃的腊肉来款待吴老当，她爸爸说：“不是瘦肉不巴骨，不是亲戚不到屋”。
认了这门亲戚，每隔两三个月，伙房就有猪蹄子炖，每当吃猪蹄子大伙就会想到它是“从这儿砍的”，边吃边乐。
靠球友和司机零敲碎打开后门得来的东西毕竟有限，食品站的猪蹄也不是月月都有，吴老当便把工作重点放在掌管高温肉、边角肉 处置大权的冷冻厂、罐头厂上。隔个三五天就带厂队去“友谊赛”，稍有个象样的由头便请他们老当来杨柳垭“座谈”。终于理顺了高温肉、边角肉的供货渠道，伙食团每月都能拉回几筐打牙祭。这事瞒得过上级，瞒不过杨柳垭的左邻右舍。别的单位便有人去反映，说是吴老当拿原则作交易，用“战备库存”的汽车配件换肉吃。正好上面开展“三要三不要”的路线教育运动，工业局刘局长便率工作组来到杨柳垭。
“战备库存”盘点半个月，没发现任何短少。文件学一个月，哪三样该要哪三样不该要，随便抽一个职工都能一字不差写出来背出来。工作组圆满完成任务，元旦后就要凯旋班师，刘局长却总觉得杨柳垭这地方氛围不大对劲，究竟是哪儿不对劲却又说不出来。
新年上班头一天，工作组召集全厂职工开大会，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吴老当不知何故迟迟未到，一问才知是路上得到边角肉的消息，转头去了罐头厂。到刘局长讲话时，车子回来了。几个小伙子听到动静，马上跑出去卸车。会场骚动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窗外。刘局长起身走到窗边，看见吴老当站在车厢上，正把筐子往一个小伙子肩上放，这副动人场景的背后是工作组刚刚刷好的大标语——“抓革命，促生产”。
刘局长恍然大悟，转回头对大伙说：“我算明白了，杨柳垭汽修厂搞的是‘抓猪肉，促生产’！”
随后的日子里，工作组走了，洪书记来了，吴老当“扳正”没指望了。再往后，他调去工业局当了个科长，据说是升了。

夏子

3 “一打三反”时，出了个震惊杨柳垭的
活塞事件

李老工人与张老工人是引擎车间两大巨头，大跃进时地区成立钢铁运输公司，把他们从乡下招来，送到重庆一家厂子培训，学到了修理汽车的技术。六二年钢铁运输公司下马，撂下的厂房和职工凑成个新厂，他们二人便成了杨柳垭汽修厂起根发脉的始祖，三十来岁就被尊为“老工人”，车间里几十号人干的活儿合格不合格，全由他俩说了算。
身负如此重任，李老工人却从没个严肃样，涎着一张脸，与任何人都有玩笑开。早上万老头端着茶杯子从引擎车间路过，他会怪模怪样地两手拍屁股，憋着嗓门学公鸡打鸣嘲笑他：“喔喔喔——万老师傅天都亮了还硬不起来”。万老头则以“刘车盘”之说予以回敬。这刘车盘是李老工人县里的司机，常常顺路给他家捎煤。万老头有次惊诧诧跑来对李老工人说：“你婆娘抱那个娃儿是你的吗?我咋越看越象刘车盘哟！”
因为乱开玩笑，李老工人的“师道尊严”早已荡然无存。有一次他的一位女弟子在车间掏出奶头给孩子喂奶，他竟嬉笑着说：“大姑娘一对金奶奶，嫁了人变成银奶奶，生了娃儿就是对狗奶奶。”这位女弟子又羞又恼，拉下脸予以回敬——“原以为你老师傅长个人嘴巴，今个(儿)才晓得你老师傅长的个狗嘴巴”。
但李老工人从不找张老工人开玩笑，文革前交通系统技术大比武，李老工人拿了个“判断故障能手”称号，张老工人不服，去工业局反映他作弊，从此两人一直打肚皮官司。
张老工人认死理，文革初期说什么也不相信“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里辩论那里辩论，被造反派戴上“小爬虫”的高帽子游街，吃了不少苦头。成立革委后，吴老当让他当民兵排长，领一排人早起操练。他总是不等起床号响便一个个敲手下人的门，吵得单身宿舍不得安生。跑步时，他的动作与众不同，曲肘半握拳齐胸，手心外翻九十度向上，还以此为标准纠正别人，惹得大家都去反映他“军事不合格”。有一次车间开会，他自告奋勇起音唱样板戏“临行喝妈一碗酒”，本想把窝儿加园 ，来句京腔念白“谢谢妈！”脱口而出却成了“你你妈妈”，害得大家边唱边笑，把个革命样板戏糟蹋得全走了调。
一起参工十几个师兄弟，唯有张老工人的“家属”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这一点最令他感到骄傲。他老婆原在搬运二社拉板板车，蒙吴老当照顾，调来杨柳垭当油漆工。这份工作很是实惠，虽然每天要闻那酷似热带水果清香却对人有害的香蕉水 味儿，但沾这味儿的光，每月有两斤猪肉两斤黄豆一斤白砂糖半斤菜油的健康补贴，还可以把打磨油漆用过的砂布捡回去，搓洗干净补衣裳。张老工人的工作服膝臀肘三大易损部位都被他老婆缀上了结实耐磨的“三角牌”砂布，一家五口的内裤也用“三角牌”砂布联成。但那些内裤不能晾出来见天，因为那上面“粒度1000”、“×××金刚砂布厂出品” 的字迹洗不掉，吴老当认为有碍观瞻。
“一打三反”节骨眼上，引擎车间一副活塞放在工具间不知怎的破了一只，引起军宣队高度重视。陈排长刚学了“六厂二校清队经验”回来，热炒热卖抓案子。按照文件里说的那个机车车辆厂揪出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案法，首先列出这副活塞从进厂到损坏的全部流程，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采购员、司机、仓库管理员、领料技工直到检验员张老工人，再加上虽未介入流程却持有工具间钥匙的李老工人共九位找来办学习班。经过三天学习，排除了其它环节上发生损坏的可能性，断定活塞是在工具间里被人用锤子砸破的。于是嫌疑集中到李老工人和张老工人身上，因为只有他俩才有工具间的钥匙。
张老工人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没干这事，也绝对不可能干这事。理由只有一条，“我家三代赤贫，亲戚里连个中农成份都没有！”
李老工人则说就是有人拿刀比着脖子，他也不会干这对不起毛主席的事。他家自清朝咸丰八年逃难到通州，五代人代代帮工，吃不饱穿不暖，前后共有十人饿死。是毛主席来了他家才出了他这么个有技术的工人，月月有钱领回家。
陈排长决定利用矛盾，采取“背靠背”战术，分别找两人谈心，想从谈话中发现破绽，找到线索。两人却都一口咬定自己没干，也不知是谁干的。陈排长便启发他们“跳出一时一事”，从十多年的共事经历中，去想想对方的“全部历史全部表现”。
李老工人突然想起有天晚上路过张老工人家，听到他家收音机里突然冒出一声“共军！”
张老工人则认为李老工人在学习班上说自己家里十人饿死的话里隐藏着对党的刻骨仇恨，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九六零年饿死的。
军宣队马上作了调查。
张家有部“红灯”牌收音机，旋钮大权掌握在丈母娘手里，别说三个娃儿，就是张老工人两口子都不敢动一下。
丈母娘解放前靠洗衣为生，其夫是搬运工人，文革前病死，收音机是他在世时买的。丈母娘说她晓得旋钮连着“敌台”，事关重大，“搞不好帝修反就进了屋”，一直将它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置，十年了动都没动过一下。陈排长细看那部收音机，调频旋钮转动起来十分滞涩，旋钮上方积的灰尘已难以擦去，一看就知道张家人没讲假话。
那这声极为恶毒的“共军！”出自何处？
正在理不出头绪时，李老工人主动来汇报，说是他可能错怪了张老工人。原来头天厂里放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他看到一撮毛指着杨子荣对座山雕说“…他不是胡彪，他是共军！”顿时明白了那晚收音机里“共军！”的出处。
李老工人的父亲是怎么个死法很快也有了结论。档案里查到一份李老工人“四清”运动中写的检讨，说自己“三年自然灾害时经不起考验，父亲得肿病死了后就私自跑回去种南瓜养兔子，认为当工人划不来……”
陈排长花了一个晚上时间研究那份档案，清朝的事儿那上面没记载，李家饿死十人的事无从核实，重要的是，李家并没有人在六零年饿死。李老工人的父亲六零年系死于肿病，档案里白纸黑字记载得明明白白。
“活塞事件”不了了之，杨柳垭的生活一如既往。
李老工人依旧嬉皮笑脸，边干活边开些上不了桌面的荤玩笑。张老工人照样不听劝说，领跑时两手半握拳齐胸，手心外翻九十度向上。两人共同掌管着车间最为要害的工具间，进进出出装作没看见，你不理我我不理你。

夏子

4 厂里有位师傅辈分的
“小李子”

李师傅与李老工人、张老工人等资历不相上下，都是大跃进年头参工的同辈师兄弟。但他和他们在很多方面似乎又不大一样。比方说，他这位堂而皇之的老工人竟然被很多人径呼为“小李子”。
呼他为“小李子” 的最大群体是通州的广大球迷，其次便是地委以及地级单位一些有资格坐小车的领导和他们的司机，在厂里则只有吴老当一个人这么叫他。
李师傅是厂队主力，他那灵活的腰肢，机敏的反应，加之一米八几的颀长身材，让他在球场上如鱼得水，占尽便宜。在厂队连克三支县代表队的比赛中他神威大发，屡投屡中，连连得分，一举成为通州球迷热捧的明星。灯光球场上一场球打下来，第二天街头巷尾以及各单位的车间、办公室到处都会有球迷们热烈的议论，球书记、巴杆、小李子，这是球迷们必然要提到的名字。
除此之外，他还是厂里唯一订阅过《汽车》杂志的人。这份刊物文革开始就停刊了，他把几年间收到的杂志按年头装订成册，珍藏起来，秘不示人。有一次我远远看见他和地委一位司机站在仓库领料台前，翻着厚厚一册合订本，眉飞色舞说着什么，待凑上去想见识见识时，他早已神秘兮兮地把书收了起来。
在车间，他拥有一个从捷克工程车上拿下来的折叠式工具箱，还有两个大家公认最为灵光的徒弟。熟识的司机来了，车还没停稳李师傅便迎过去，用油腻的手在人家鼻子上抹一把，亲亲热热问一声“王保长，你娃还没死哈？”。但他从不开荤玩笑，尤其在有女人的场合更是这样。他老婆是个严肃的女人，不能容忍从他口里说出脏话来。
李师娘姓马，我们都称她“马老师”。马老师是厂里的仓库管理员，身材干瘦，不苟言笑，讲一口地道成都方言，字写得很流利，配件业务也熟，听说下厨洗衣也是把好手，李师傅似乎很服她调教。
在他们那辈师兄弟中，李师傅人最年轻技术最拔尖。傻大黑粗的卡车很少派给他修，他修的主要是首长坐的小车。有人背后议论他“洑上水”，说是地委几部“华沙”、“伏尔加”几乎全被他“猴去 ”了。其实这话说得有点冤，以前这些车都是他师兄华师傅去地委大院修，有一次华师傅保养一部华沙车，用砂布将一片片钢板除锈后拿张锯片往上抹黄油，司机认为锯片对钢板有损伤，要他用手抹，华师傅不干，司机跑去对机关事务局的领导说“那个姓华的野蛮操作”，从此就不要华师傅去地委大院修小车了。李师傅并没有乘机主动争取这份美差，而是他们找去找来，没有更合适的人，才找李师傅去的。开头研究时，都认为技术方面小李子不成问题，但他老汉是死在监狱里的，政治条件不过关。回头再请华师傅，他却拗起了，声言好马不吃回头草，死活不肯再去。工交政治部的秦部长也是灯光球场的常客，他说小李子我早就认识，技术过硬，表现也很好嘛，修个车要那么高政治条件干啥呢！
进地委大院修车，不光表明组织上信得过，是个荣誉，也是个实惠，可以在大院的小卖部买到一些外面根本见不着的东西。街上凭供应票一个月几两的糖果，这里可以随意买，尤其稀罕的是“恒大”、“上海”这些香烟，外面早已绝了迹，在这儿居然敞开供应，真的是“象征身份地位”呢。厂里很多人眼馋想买，李师傅似乎只乐意帮球队几个哥们的忙，别的人只得转而托他的两位徒弟。
地委的司机个个神通广大，不知是谁跑了一趟，轻而易举就在车辆监理所为李师傅办好了驾驶证。拿着这个驾驶证，李师傅几年后便离开车间，去检验科当了个试车司机。
1976年9月9日那天下午，广播里播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去世消息时，车间里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跑到空旷的操场上听广播。李师傅却一个人钻在操场边一部解放牌卡车下面，挥动五磅榔头，使劲捶击后钢板销，发出巨大的“当当”之声。喊了几次都没听见，还是他的大徒弟跑过去，才使捶击停止下来。事后他自己解释，当时是“在专心做活路，没有注意到周围情况”，很多人却认为“可能他猛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太激动了吧”，他的一位喜爱上纲上线的师兄甚至说“可能他盼望这个消息已经很久了吧”。
李师傅当时究竟是个什么心情，现在已难以猜度，也没有弄清楚的必要了。我只是隐约觉得，他这位师兄以及其它许多人的猜想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当天晚上，他自撰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家门口，上联是“毛主席永垂不朽”，下联是“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想到第二天大清早王书记就急火火跑来，把他门前那两条白纸揭走了。原来是隔壁那位师兄晚上出来上厕所，借着月光看清了那些字迹，穿着背心内裤就跑去敲门报告了王书记，说李某某写对联挖苦毛主席。
一天中发生的两件事联系起来，又成了杨柳垭新的阶级斗争动向。李师傅被政工科宣布停工写交待，要他“深挖自己思想最深处的反动根子”。他的师兄们也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写大字报揭发他参工十八年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远的说他六零年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偷吃馒头，近的说他试车时故意把卡车翻进贫下中农的秧田，还有人说他保存有反动老子的照片，更有甚者说他利用打篮球腐蚀拉拢已调走的领导吴老当，利用修车的机会腐蚀拉拢地委的革命司机，想要混淆阶级阵线，复辟变天。
舆论沸沸扬扬，满以为杨柳垭又有好戏开场，却不料锣鼓声忽然打住，灰溜溜的李师傅又回检验科试他的车去了。
后来知道是秦部长发了话：“对联那是咬文嚼字臭文人的东西，里面深奥得很。小李子什么文化？小学都没读得完，晓得写对联挖苦毛主席吗？”

夏子

5 杨柳垭最有趣的去处，便是早上的
马路沙龙

每天大清早，杨柳垭汽修厂大门口便会聚上一群人，吃的吃馒头，打的打毛线，看的看报纸。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传播小道消息；有的嘻嘻哈哈，动手动脚，逗猫惹骚 ，开些饮食男女之类的玩笑；有的绘声绘色讲《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之类手抄本小说中的精彩情节；还有的瞟着过路的卖菜农民，见了青菜罗卜鱼虾鸡蛋之类便围上去，先抓到手，再慢慢讨价还价。
人群聚得差不多时，值夜班的陈老头便从门卫室哈欠连天出来上厕所，手拎一个臭烘烘的大号夜壶慢吞吞走过，所到之处人人掩鼻。
早上路过的车最多，去蔡家、石板滩、金寨甚至重庆、成都的都有。常有人来杨柳垭找修理工搭不花钱的便车，一个修理工有没有面子，就看早上这一阵子了。他身穿油渍的工作服站在路边显眼的地方，熟识的司机见了便会向他鸣喇叭致意，落教 的还会主动靠边停下来摸出烟聊上几句,搭便车的人此刻便赶紧往车上爬。
在杨柳垭数起来，万老头和李科长算得上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顶尖人物。只要他俩一来，身边就会聚上一大推人，尖起耳朵等着听龙门阵。久而久之，早上的大门口便成了个龙门阵集散之地，被戏称为“马路沙龙”。万老头弓着个背走来，无论春夏秋冬双手总是捧个结着厚厚茶垢的保温杯，开口就是“险不险，跑滇缅”；李科长则象电影里的斯大林那样叼个大烟斗，说不上三句就要扯到二郎山。万老头最爱吹自己年轻时如何如何敦笃 ，驻在大理那个镇子时，三个白族妹子如何傻乎乎地用手巾包着煮鸡蛋天天在路边等他；李科长则反来复去讲他一摇把打死一条狼的英雄事迹，若有人表示怀疑，他即刻就要拉人家去看那张狼皮。
打狼的故事，杨柳垭的男女老少无人不知。说是李科长当兵跑川藏线时，有次在二郎山抛了锚，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只好摇起玻璃关紧车门打瞌睡。夜深正做好梦，忽听耳边有悉悉索索的抓挠声，睁眼便见一张狼脸紧贴窗玻璃上，幽幽的蓝眼贪婪地盯着他。他猛地开门将狼推倒，顺手抄起摇把，待狼扑上来时，一摇把击中狼头，当时就把那畜牲头骨敲碎了。
这近乎武松打虎的英雄故事从李科长自己口中说出来，唯一的凭证是那张市场上也能买到的皮子，说是狼皮，细看和狗皮也差不离，实难令人信服。他能成为马路沙龙的中心人物，多半是因为另一件有目共睹的壮举。
第一批知青来杨柳垭，万老头和李科长各开一部解放卡车去接，车过陈家坝，路边有架拉焦炭的牛车，万老头过了，李科长在后按了声喇叭，哪晓得这牛是头回上路，没听过那怪声气，一惊就连牛带车滚下一米高的坎去了。
他俩赶紧停车，叫下车上的新工人，七手八脚将牛车抬上坎，焦炭袋子搬上车。车夫硬说牛受了伤，要赔，万老头牵上那畜牲走了一圈，好好的啥事都没有，那车夫却不依不饶，说是内伤眼睛看不见，一定要赔。地里干活的社员围了一大堆上来，车夫见有人帮他说话，索性倒在车轮前不起来。李科长叫新工人上车，一边掰腕子上的表，一边大吼：“老万，把手表拿回去交给我婆娘，跟她说老子碾死人劳改去了！”然后“轰”地一声发动了车子，那车夫一惊，一个激凌跳起来，李科长的车就开过去了。
这类公路上的奇闻逸事，是马路沙龙里百听不厌的龙门阵。
“你见过司机被自己的车压死吗？”万老头讲他的滇缅路见闻，“打抗战时我们在下关，有部大道奇车马达坏了，冷天早上没法起动。那司机找了个窍门，晚上把它停在陡坡，早上出车松开手刹一溜就着。那天他鬼使神差忘了搬开垫轮子的石头就松了手刹，石头塞紧在轮下怎么也撬不开，他就对着车轮坐下，使出吃奶的劲扳那石头，刚一扳动，那车就从他身上压过去，妈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没气了。车子一直溜到坡底撞上一堵墙才停下。”
“你见过司机象老鼠一样被自己的车夹住，动弹不得吗？”李科长吹他的川藏线奇遇：“昌都地区一辆解放卡车从成都拉两筒卷板回来，在江达卸下前面一筒继续赶路，后面那筒没垫得牢靠，遇到三个放学的娃儿横穿公路，一脚急刹踩下，那筒卷板飞滚着向前砸去，‘砰’的一声驾驶室马上变形，夹住了那司机。好多过路车停下来救他，撬棍千斤顶都使上，一点没用，还是我们连长把四根钢丝绳结起来，穿过驾驶室挂在他的尾勾上往后拉，才给那家伙松了刑，捡回一条命。”
“那你见过四部卡车眼睁睁撞到一起吗？”罐头厂的朱司机摆他的亲眼所见。
“记得是五九年国庆前，我开一部解放牌从蓬溪到成都，下着麻麻雨，那路又窄又滑，三部嘎斯51军车在后面十万火急地按喇叭要超，我把右前轮开上碎石堆，才让他们过了。
“兵哥子把车开得飞快，贬眼就不见了。待我上到一个坡顶，往下一看——妈也！你相不相信？三部军车和对面开来的一部钢铁运输公司的红吉尔撞做了一串。
“原来头一部军车下坡时看见来了红吉尔，急忙踩刹车，路滑停不下来，兵哥子死死踩住不松，那车便‘嗤溜——砰！’撞上无法躲开的红吉尔，第二部第三部跟得紧，‘嗤溜——砰！’、‘嗤溜——砰！’撞成了一串。”
“你们那些不算稀奇，见过车自己跑起来，司机在后面追吗？”吴老当也来凑热闹。
“这还不容易？停在下坡路上，手刹一松跳下来就是了。”
“你那是下坡，我说的是上坡。我那天在公园门口等车上杨柳垭，见两部江津民兵师的解放卡车停在那里，前面那部打了老半天马达发动不着，司机便开后面那部去顶，哪晓得一顶就着起来，着起来就自己往前跑。司机忙跳下去追，跑到地委门口才追上。”
“哈，吴老当你这个壳子没编得园泛 ，麻不倒 我们！”在场的人多数都不相信。
“那你娃儿些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了，”万老头说，“这样子发动车我在大理经常干，推之前打开丝微子 、拉风门、松手刹、挂二挡，推着了它当然能自己走罗。”
“你们说车子泡在水里会不会燃？”严师傅提出个怪问题没人能回答。
“按说水火不相容，可我硬是看见火在水里把个车子烧得精光。
“六九年回重庆过完年搭便车回厂，邻水住一夜，早上出发时有个人要搭我们的车，说他也是司机，昨晚太疲劳车翻到前面冬水田里了。
“到翻车那里，远远就看到水田在冒烟，那车倒扣水里，已经烧成了一摊子黑炭。
“原来是夜里守车的农民怕有人趁黑偷东西，点了个向日葵杆火把去看，哪晓得车倒过来后油箱的汽油漏出来漂满了水面，火把刚拿到田坎边，‘轰’的一声，整个大田立时成了火海。”
“这世上搭巴车 搭得最惨的要数哪一个？就是我那生产队的张宝山！”王长贵讲他当知青时的见闻。
“张宝山想跑新疆。他没出过门，最远只是挑化肥到过江口县城，满以为去新疆只比赶江口远些，‘就打 五天路程嘛’，咬咬牙走也要走到。走两天到广元一问才晓得还差十万八千里，回去嘛已没有钱了。不知他怎么弄的，竟想出办法把自己捆在班车后桥上，搭着这不花钱的车回到江口。班车进站，旅客下了车，清洁工拿高压水枪洗车时发现了他，还以为是个死人，吓得丢下水枪就跑。待到解下来，人已奄奄一息，全靠车站那个卖烟的老太婆灌了一碗红糖水才活过来。”
有天早上正吹得起劲，一辆崭新锃亮的北京吉普飞驰而过，洪书记一眼盯见了首长位置上的人，大喊了一声，那车“嗤——”一下停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洪书记忙忙跑去，远远就伸出右手来，只见那首长头略微转过来一点，用左手逮住洪书记的手摇了摇，两人说了几句什么，车便开了。洪书记喜滋滋走回来，小蒋说：“洪书记，那是个大官吧？你看人家坐的车，你那美吉普能比吗？”洪书记说：“啥子大官哟，一样的县团级，他入党还是我介绍的。”我指指对面建筑公司大门口的人群说：“洪书记你今天还是亏了，我们这边晓得的嘛说到是，他们那边不晓得的到说是——反正你的官没得人家大就是了。”
要在挂着马恩列斯毛、贴满毛主席语录的党委办公室，谁敢这样同洪书记说话？
这里是马路沙龙。

夏子

6 摆起
洪书记来，龙门阵就长了

洪书记调来杨柳垭汽修厂时，正式官衔是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算个“区营级”。适逢山西军工企业下马，一批川籍退伍兵返乡，他不失时机地要来五十多名，其中大半是中共党员，于是总支升格为党委，洪书记的职务随之升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成了“县团级”。
从那以后，每逢开会传达上面的文件，他一定提高调门，一字一顿地读出关键词句，让人充分领会到这三个字中的丰富内涵：
“此件发至——县、团、级”
那时的会真多，八小时下班后天天晚上开会。洪书记时当盛年，长着男高音歌唱家般的五短肥硕身材，有着男高音歌唱家般的嗓门和底气。饭堂里摆着的讲台和麦克风，便是他最钟爱的舞台，在那里一屁股坐下来，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水都不消喝一口。
要传达的文件也真多，中央的、省革委的、地革委的、工业局的；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儒法斗争的；讲孔子孟子商鞅韩非子的；讲学大庆学大寨学小靳庄的，里面的内容大都从我们一边耳朵进来一边耳朵出去了，只有两件事至今没忘：其一，某军工企业进口的西德镜面磨床露天摆放八年，开箱时飞出黄蜂一群，取得蜂蜜一盅；其二，一用户在成都某汽车厂购130卡车一部，未过龙泉山车就坏了，苦苦哀求厂方，只得到“不要车可以退钱” 一句话，万般无奈，该用户借得黄牛及挽具，将此车“赶”进了省革委大院。
当该读的文件已读完，该讲的国内外厂内外大事已讲完，洪书记就会走下讲台，用双手比划出自己吃奶时的长度，讲起“这么长的洪少禄”如何长成现在的洪少禄来。讲他如何学劁猪匠手艺，如何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如何从马参谋长那儿学会了放枪扔手榴弹，如何跟着马参谋长剿灭猖獗一时的川北棒老二 蓝胡子花胡子，如何领导四清运动，揪出了冒充贫农其实是国民党军官小老婆的阶级异已分子。他特别爱讲马参谋长，以致马参谋长骑什么马，挎什么枪，身上哪儿有弹片，我们都听得耳熟能详。
有一天传来小道消息，说是洪书记星期天去三车间小张家串门，端起酒杯子就讲马参谋长的海量，谁知主人老张头竟是退下来的军分区司令员，问得马参谋长大名及所属番号后便道：“你原来跟小马干过，他在我手下当了多年参谋，人蛮灵光，就是成份高，提拔不上去。”
不知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反正从那以后，再没听洪书记提过马参谋长。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洪书记带基干民兵上山打靶，他端起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三枪打了二十九环，博得小伙子们一片喝彩。
“嗬，洪书记真是神枪手！”
“蓝胡子花胡子遇到洪书记硬是该他龟儿子背时了！”
“这个弹孔压了线，应该算二十九环半。”
洪书记笑得合不拢嘴，掏出飞马香烟来，小伙子们一拥而上，一人一支，好几个口里叼上了还取一支夹在耳后。
“你们不晓得，洪书记不但有好枪法，还会硬气功。”王长贵开始寻开心。
“我这气功嘛，也不算好硬，”洪书记边说边煞有介事地蹬开马步，腆着罗汉肚作运气状。“反正把气运上来，你们这帮娃儿是没人推得动的。”
“我不肯信，洪书记你莫提虚劲！”
“虚劲实劲你来推下子就晓得罗。”
王长贵蹬起弓箭步，两手握拳顶住洪书记的肚皮，做出使劲的样子推了一阵子。
“哎哟妈也，咋个他脚下像上了螺丝帽一样！”
“对不对，牛皮是吹的吗？火车是推的吗？”
“我来！”况强上前一下子就把他掀了个仰八叉。
“嘿，气还没运到你就来了！”洪书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
“那我咋晓得气运到没运到？”
“我眨三下眼，你就开始。”
洪书记重新蹬开马步，双手在胸前一阵比划，然后眨眼发出信号。
“砰碰”，他又跌了一个仰八叉。
在哄堂大笑中，洪书记爬起来拍拍况强的肩，竖起大拇指说：“你是这份（儿）的！”
在别的场合，洪书记可没有这么随和，尤其是涉及阶级、路线之类的事儿，他是十分较真的，谁也别想让他退让半步。
引擎车间有位随离休的父亲从广州回来的涂眼镜，一九七五年冬天的一个早上，他在常科长办公室翻到一张刊有江青头包白毛巾弯腰作铲土状照片的报纸，随口说了句“这个女人装模作样！”引起了常科长注意，在信誓旦旦的保证之后，常科长从他口中掏出了关于“红都女皇”的惊人消息，马上报告了洪书记。
当天下午，在政工科办公室，涉世未深的涂眼镜承认了自己“咒骂中央首长”和“传播政治谣言”的“罪行”。但他守住了最后的防线，咬定“红都女皇”的传闻是从火车上萍水相逢的人那儿听来的。
从那天起，涂眼镜停工写交待，接受审查。政工科不怀疑他父系血统的纯正，把调查重点放在他广州的中学同学和宜昌的外婆舅舅身上。大半年下来，既未发现母系血统有什么不良，又查不到别的“反动言行”，事情就搁下了。
粉碎“四人帮”后，涂眼镜多次找洪书记要求退还交待材料，洪书记理直气壮地在全厂大会上给予了回击：
“有人想用今天的政策翻昨天的案，这个绝对办不到！
“当年地建司有个工人骂林彪‘象个奸臣’被判了刑，‘9.13’后要平反，跑到地委来闹，马书记是怎样回答他的——
‘你说林彪象个奸臣是在啥时候？那时候林彪是个啥子人？
‘那时候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仇恨中共中央副主席，仇恨毛主席的接班人呢？’
“同样嘛，你娃儿去年骂江青，江青那时是个啥子人？
“江青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那你为啥子这样仇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呢？”
……
如果据此便怀疑洪书记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立场有点不稳，那又大错特错了。
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大游行那天，洪书记把脸刮得光光的，换上白衬衣、黄军裤和白麻绳红绒球的草鞋，兴高彩烈地率全厂职工进城，足足扭了五个小时秧歌舞。
开始最前面是几位腰肢灵活、动作娴熟的年轻人，洪书记紧随其后，耳听鼓点眼看示范，一招一式扭得还蛮象回事，后来渐渐乱了章法，出起“同边手”来。到了市中心，围观者越来越多，洪书记兴之所至，干脆跑到最前面，不顾锣鼓点子，自由发挥起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痴如醉，招摇过市，成为围观者注目的中心。经过地委大院时，地委朱书记站在台阶上一眼看见了他，忙笑着叫摄影记者给他多拍几张。
大游行后的几个星期里，平时不大看报的洪书记天天去收发室问报纸，但不知何故，他的舞姿始终未能在党报上出现。

夏子

7 一九七○年代
看电影是我们的最高享受

最令人振奋的消息，莫过于“今晚有电影”了。甭管是样板戏中哪一出，“老三战”里哪一战，西哈努克去东北还是去西北，放电影的日子便是杨柳垭的节日。加班，不加了；开会，不开了。一场电影从映前的期盼到映后的评说，能使整个杨柳垭兴奋好几天。
“今晚有电影”是杨柳垭人当天的头等大事。午饭刚吃过，球场上便陆续摆开了凳子；晚饭前，以放映机所在的方桌为中心，各式竹椅、藤椅、方凳、条凳排成队列，占满了整个球场。晚饭一吃完，三个单位的职工及附近农民早早就进场坐好，晚来的人没位置了，便心安理得地坐到银幕背面去。天冷时提来一炉炉炭火，天热时用大号搪瓷缸端来茶水，下雨天撑起伞穿上雨衣，寒暑阴晴丝毫不能影响人们看电影的好心情。
可看的电影就那么几部，十遍八遍看下来，里面的情节早已烂熟于心，枪未响便晓得谁要倒，脚未迈就知道往哪跑。“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拉兄弟一把”、“打一枪换个地方”、“高，实在是高！”之类的语汇成了大家的口头禅。精彩的音乐段子不知被什么人配上了词儿流传开来，每当电影里那位可敬的老人发现鬼子进村，要去拉响警钟时，银幕下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就会十分准确地合着节拍大声齐唱：
老头！后面有鬼子在追你。
老头！后面有鬼子在追你。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跑！
把——钟——拉——响
把——钟——拉——响
把钟拉响把钟拉响
——当！
放电影由三个单位轮流作东。轮到汽修厂，开映前洪书记总要坐在放映机旁，凑着麦克风讲几句。在这种场合他十分识趣，讲话简短且只谈轻松的话题。有一次讲完话片子还未到，大家起哄要他来段样板戏，他马上对着话筒吼起来：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得儿——”
全场观众顿时笑得前仰后合，原来这“得儿”一声是他用舌头顶住上颚弹响的“肉莲花落”。
八个样板戏加“老三战”一统银幕多年后，《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几部老片子得到了“解放”，朝鲜片和阿尔巴尼亚片也陆续来到了我们的银幕。朝鲜片以欢歌笑语倾倒了杨柳垭的观众，《摘苹果的时候》一片不到两个月时间连映三场仍然座无虚席。朝鲜人脸上的灿烂笑容，他们的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我们一直深信，比起全世界其余“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我们的生活是最最幸福的了，朝鲜片却告诉我们，他们过得比我们好——起码他们的嘻嘻哈哈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的歌儿也要比我们好听。为了学到朝鲜片中那些优美的插曲，我们几个年轻人带上纸笔手电进场，记谱的记谱，记词的记词，第二天整理出来，郑重其事抄在笔记本上，再编上个《丰收的果园》、《啊，南江！》之类的题目，最新的电影歌曲便随着笔记本唱遍杨柳垭。
再后来，罗马尼亚片来了。一部《爆炸》从头到尾紧扣观众心弦，紧张中透出罗马尼亚人的幽默机智，一下子就赢得了全体杨柳垭人的热爱。看过《爆炸》之后，报上登出了又一部罗马尼亚片《多瑙河之波》在北京上映的消息，杨柳垭的观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巴望期盼。
终于盼到了，《多瑙河之波》在杨柳垭的球场上映出了！
舒缓优美的《多瑙河之波》旋律中，展开了严酷战争背景下浪漫温馨的二人世界——粗犷豪放的罗马尼亚船长带着他美丽温柔的新婚妻子航行在多瑙河上，荷枪实弹的德国法西斯军人监视着他，勇敢英俊的游击队员混入囚徒队伍来到船上……电影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全体观众的心。
船长开始亲吻他的新娘时，银幕上突然出现一只巨手挡住了图像，全场顿时一片嘘声，巨手却不为所动，定格在那里至少二十秒。
第二天从放映员老江那里得知，这是洪书记怕大家“中毒”，用手遮住了镜头。
《多瑙河之波》映出不久，象婆婆挑剔小媳妇一般控制着电影的命运，决定着十亿中国人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的那帮子人终于去了他们早就该去的地方。
杨柳垭的球场逐渐热闹起来，由以往的每月两三次电影变成了每周两三次电影。
好戏连台，精彩纷呈。看过以惊险曲折的情节和“动真格”的打斗取胜的南斯拉夫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又看载歌载舞，优美感人的印度片《流浪者》；中国“十七年”电影艺术的精华《阿诗玛》、《红楼梦》刚映过，西方经典片《百万英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又一部一部登场。
饥渴多年的杨柳垭观众终于饱享了世界电影艺术的盛宴。

夏子

8 真是抱歉，
万老头的小名究竟叫个啥娃子，至今我也没把它弄明白

杨柳垭三个单位，汽修厂人最少，却也不时出点什么事件。拿洪书记的话说是“水浅王八多”，阶级斗争蛮复杂呢。
提起阶级斗争，最显眼的人物就是万老头。此人抗战时在国民党部队里开车跑滇缅路，五十年代在铁二院为苏联专家开小车，后来娶了地区文工团一位演员作老婆，调来本市，七十年代初“清队”时与其妻一起被文工团革委会扫地出门，安排到杨柳垭汽修厂当试车司机。
万老头对自己的敏感身分却不大敏感，大大咧咧的，见了谁都开玩笑，大伙也喜欢往他家跑，喝杯“三花”茶，抽支“大前门”，听他滔滔不绝地说古道今。开会时听腻了那些翻来复去的文件，便撺掇他变魔术，只见他叼在口上的香烟一眨眼不见了，张开嘴，一口烟气吐出来，原来在舌尖上卷着，再一眨眼，燃着的烟头竟从身旁一个小伙子衣兜中掏出来，险些把人家衣服烧个洞。
万老头最爱逗杨柳垭的小孩，时常指着自己的肚皮，煞有介事地对孩子说：“千万莫叫我‘爷爷’，叫了这儿会痛的哟。”小孩觉得好玩，偏大声叫，他就捧着肚子，“哎哟哎哟”喊起来。有一次遇上个爱动脑筋的孩子，待万老头“痛”过之后对他说：“你叫我‘爷爷’试一下我肚子痛不痛好吗？”在场者哄堂大笑，从此成为取笑万老头的钢鞭。
万老头在杨柳垭过得安逸，竟忘了自己小名叫个啥娃子，终于到了这一天，洪书记要提醒他了。
那天一上班，洪书记就跑到检验科问“铁厂那台大修车试一个星期了，啥子毛病出不了车哟？”
“引擎有响声，返工两次了。”万老头答。
“是个啥子响声嘛？”
“一种嘎拉嘎拉的金属响。”
“金属响？”洪书记提高了嗓门，“那汽车里有铁有铜有锡，是铁响铜响锡响你老师傅总该晓得罗！”
“这个嘛，小蒋他们还在查。”
“我问的是你！”洪书记火气上来了，“你现在就给我说，是铁响铜响还是锡响？”
“这个嘛……这个嘛……”伶牙俐齿的万老头竟一时语塞，“这个”了半天才自嘲地说：“我这不是秀才遇到兵了嘛！”
“什么？你欺我不懂？你骂我拌蛮 ？”洪书记用他那洪亮的拖腔大声说：“你国——民——党敢骂我共——产——党！”
洪书记越想越气，回到办公室招来罗主任张科长，宣布万老头停工检查，晚上开全厂大会“斗他龟儿子”。
各支部马上召集积极分子开紧急会议，搜集整理万老头的“三反言行”，梳辫子、列专题，布置专人写批判稿。
篮球场上，四个木货厢拼成了一张台子，拉上十盏五百瓦的电灯，周围贴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之类的标语。
杨柳垭顿时一片肃杀之气。
下午上班时，万老头捧着个保温杯从我们车间经过。
“喂，老师傅！过来看看这台车是铜响还是铁响！”我们戏谑地叫住他。
万老头竟毫无反应，目光呆滞，佝偻着腰径自走过去了。
“万老头虚了！”我们心中说不出是同情，是悲哀，还是对他“虾子无血”的蔑视。
晚八点，球场灯火通明，喇叭里大声吼着杀气腾腾的语录歌，基干民兵一律枪上刺刀，三三两两在周围巡逻。待得一叠声“打倒！”的语录歌停下来，罗主任朝麦克风咳了两声，宣布批斗大会开始。
保卫科王科长此时突然跳到前台，厉声叫道：“现在宣布一条纪律！”
他这“一条”其实包含了好多条，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滚出会场”、“不准走动”、“不准交头接耳”、“呼口号必须举手”。
洪书记不紧不慢走向麦克风，冷峻威严地下令：“把反革命——
象一声炸雷响起，全场都屏住了呼吸。
“杀人犯——
大家的脑子里立时浮起大大的问号。
“朱小明押——上来！”
会场顿时象飞来大群苍蝇，嗡嗡开了。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跑到前排看看万老头此刻的表情(好作以后取笑他的话题)，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危险的念头压下去了。
被押上台的朱小明是二车间的青工，文革中扛机枪搞武斗有人命干系，被判三年监外执行。只见他小鸡般乖乖地被武装民兵拎上台，恭顺地跪在指给他的位置上。
第一个批判者是罗主任，他读完“凡是反动的东西凡是毒草”的那一条最高指示便丢开稿子，历数朱小明的一条条罪行，声调开水壶般由平静趋向激昂，每一次到达沸腾点，王科长便振臂领呼口号，口号中“残渣余孽”之类的字眼却又分明另有所指。
后面的发言人都是各车间搞大批判的尖子，慷慨激昂的言词，齐刷刷高举的拳头和炸雷般的口号使会场充满同仇敌忾痛打落水狗的浓烈火药味。
喝令反革命杀人犯朱小明滚下去之后，洪书记开始讲阶级斗争新动向。
先说国际，“帝修反亡我之心硬是不死呀！出兵抢珍宝没抢得走，又派个黑格格来偷九龙杯，还派他妈个照相的东尼尼拍我们细娃(儿)屙把把 ！”
又讲孔老二如何克己复礼，宋江如何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再讲杨柳垭阶级阵线如何复杂，“真正的贫下中农，不怕查三代的究竟有好多？”谈到“国民党残渣余孽”如何腐蚀青年时，洪书记说“你老兄我老弟呀，你不吃我呕气呀。一吃，就坐一条板凳了。”
医务室负责人何医生不知怎的也成了靶子，洪书记大声质问：“医务室的好药，贫下中农吃了多少？”
最后，洪书记严正警告“那些混在我们职工队伍中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莫忘了各人的小名叫个啥娃子！”
万老头有惊无险，第二天照样捧着个保温杯去上班，只是扮出一副老实面孔，再不开玩笑，再不变魔术，再不逗小孩了。他把自己的“小名”牢记了至少半年。
后来才晓得，使万老头幸免于斗的是工业局符主任。他与万老头在铁二院共事多年，深知万老头没有骂共产党的胆，也没有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本事。那天下午得到消息，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洪书记，说是“斗一个人容易，二天给别个说清楚难罗！”

夏子

9 我敢说，
墩子的心事除了我没别的人晓得。保了三十年密，也算对得起朋友了，现在就一五一十告诉您吧

墩子这外号缘自他不到一米六的身高和超过一百五的体重，墩子虽这样矮胖却并不笨拙，游起泳来姿态十分优美，会游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种自由泳，还能仰躺水面一动不动浮上七八分钟；乒乓桌上他善于用刁钻古怪的弧圈球击败对手；唱起歌来更是一鸣惊人，轻轻松松就能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结尾吼上去。为了证明身上长的不是肥肉，他苦练一年多，举起了当时只有三个人才能举的那根矿车轮轴，跻身杨柳垭大力士之列。墩子力气大饭量也大，吃面条要用洗脸盆盛，一吃就是大半盆。有一次丁小小赌他两口吃一个二两的馒头，他竟然应承下来，接过馒头先喝口粥润了喉管，然后两手拿着往嘴里硬塞，左崴右崴，塞得两腮鼓起老高才咬，咬下一大口憋足劲往下咽，直咽得两眼翻白，受刑般吞下那香喷喷的白馒头，最后纪录为三口。虽未得到两斤饭票的赌注，也算创造了杨柳垭吞馒头的纪录。
墩子怕过热天，气温超过三十七度，洪书记就特许他下午不上班，晚上的政治学习都可以不参加。整个夏天他天天喝“凉茶”，那是用七八味中药煎成的黄黑色药汤，很苦很苦，据说可以泻火。
他有精神病，治好又发作，好几次了，每次发病都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第一次发病是在一九六九年武斗期间。这年本地两大派的仗从四月初打到八月底，整个夏天通州城被团团围困，一派攻一派守，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老百姓呆在家里不敢出门，大街上都长出了半人高的杂草。武斗结束上班第一天，我们得知“墩子不对头了”，去他家看他。
他家住市里医药公司大楼。走到营业大厅，便见他靠着柜台，手捧一本《法兰西内战》专心致志在看。见我们来了，忙把书还给营业员，笑嘻嘻地邀大家上楼，张罗着坐下，一人倒上一杯凉开水，然后从枕头下摸出一本《毛主席语录》说：“现在我扮毛主席，你们哪个扮林副主席？”眼睛扫到我，不知是因为我和他最好还是我长得瘦骨伶仃，不由分说把语录本塞给我，要我跟在他身后，挥动语录本走一圈。走完，他站到临街的窗口边，放开喉咙朝外面大喊：“文化大革命——胜——利——了！现在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了！”我怕他喊出什么惹祸的话，过去拉他，他回头当胸给我一拳，狠狠地说“打击贫下中农就是你！”再转回窗口，两手作《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迎接红太阳之状，说了句川话“深山老林——”然后按剧中唱腔唱道：“见太——阳！”
他妈妈含泪告诉我们，他这样乱说乱动已有一个多月。通州被包围的几个月里，没水没电，酷热难当，老百姓只得在傍晚时分结队下河洗澡洗衣。墩子那天抹了满身肥皂正要下水，冷不防对岸山上的机枪扫来一梭子，身边一个人应声倒在河滩上，喷出的血溅了他一脸一身。当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就不对劲了。
通州当时没有精神病医院，厂里只好派人送他去万州治疗。万州呆半年回来，墩子就恢复得和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一九七二年夏，墩子又发病了。那次犯病一个多月前，我就察觉他有些不大对劲。
那天我俩在南门河坝游泳，墩子问我：“革命事业要有接班人，反革命事业要不要有接班人？”我大为诧异，他忙解释道：“我是说五类分子要不要有人接班”。原来头天他去乡下给插队的哥哥送东西，见公社开大会“声讨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台上站满了挂黑牌的五类分子，其中有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也挂块“坏分子”牌子站在那里，一问才知那少年的父亲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划成坏分子，心里不服跑出去上访，大队就把他儿子找来顶替。
“那娃儿是老大，皇帝传位传长子，老汉跑了大儿顶。等他老汉一死，那娃儿就要名正言顺接班当坏分子了。如果都按这样的规矩办，我哥哥就惨了。”
墩子最担心哥哥的命运，哥哥六四年高中毕业下乡，一呆就是七八年。“学毛著标兵”、“优秀知识青年”之类的奖状得了一大摞，公社、县里的先代会出席过好多次，却因受父亲牵连，怎么也回不了城。去年招工农兵大学生，公社推荐他上重庆医学院，填好表交去，招生的人一看“家庭成员”那一栏，不由分说就给剔去了。今年春节后纺织厂来招工，公社干部劝他“莫写那几个不中看的字”，他不听，还是老老实实写了，结果又被剔去。“都快三十岁的人了，婆娘接 不到，城回不了，怎么办嘛！”
人家好心劝他哥哥莫写的“那几个不中看的字”，乃是他爸爸如今的头衔——“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墩子一家来自山东临沂，他父亲中学时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从连队文书干起，指导员、教导员一直升到团参谋长，南下到通州后转地方工作，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冬率队下农村调研，回来向地委交了个调查报告，竟不识时务地说公共食堂办不得了。正好上面出了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下面要寻一批“喽罗”，这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便不大不小稳稳戴在了他的头上。幸好他认错快，态度好，才得以从轻发落——开除党籍，贬到地区医药公司当一名售货员。
“既然地富反坏右帽子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难道就不传吗？”墩子一个多月里一直在想这问题。“爸爸早晚要过世，他的班谁来接呢？老大接不得！老大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更莫想回城了。还是我接好些，我有工作有技术，厂里老工人都说我思想好，发毛病那几个月里都坚持学马列毛著，没说过一句反动话…”
气温连续好几天超过三十九度，脑子里装满解不开的问题。墩子睡不好觉，担心犯病，又害怕自从见了那个挂黑牌的乡下少年后“思想没有原来好了”，犯了病会控制不住，说出“反动话”来。越是害怕越睡不着，连续三天失眠，毛病真的就复发了。
墩子这次的担心纯属多余，他去万州精神病医院呆半年，不但没说半句不该说的话，还在病房里宣传毛泽东思想，坚持每天给不识字的病友读《矛盾论》、《实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出院时被医院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奖给他红宝书一套。
转眼又过了三年，夏日里的一天，我去墩子家邀他游泳，见一个年轻女子斜靠在凉椅上，头包白毛巾，一付虚弱不堪的样子。
躺在镜花滩绿草坪上，不待我开口，墩子便喜滋滋地把他的美事坦白了出来。
包头巾坐在他家凉椅上那女人是纺织厂的女工，春节前经别人介绍他俩开始“耍朋友”。她是外县人，没别的地方好去，休息日便整天整晚呆在他家。墩子把父亲的情况老老实实告诉了她，她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安排了工作，说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便安下心来做他家的媳妇，两人睡到了一张床上。几个月后，不知她从哪儿晓得了墩子两次去万州治疗的事。不管怎么解释怎么求都没用，狠起心肠断绝了关系。谁知两个多月后，这女人忽又自己跑回来，说是怀上了墩子的娃儿，要去医院流产，还要在他家“坐月子”。
“真是天助我也！天生成的一对啷个拆得散嘛？”墩子泄露完这个幸福的秘密，快乐得一路狂奔，从两米多高的“立石子”上一头扎入水中。分手时还告诉我，十月份她的学徒期满，元旦节就可以结婚了。我当时就感到他一家人头脑未免简单了点，那女人多半只是需要一个保护她的身体和名誉的临时庇护所而已。果然，她去掉了包袱，“坐”足“月子”回厂上班后，就再不回来了。那个酷热的夏天，墩子一壶接一壶地喝凉茶，可怎么也浇不去心中之火。连续一个星期睡不稳，他的病犯了，又一次去万州医院呆了半年。
一九七七年七月的一个深夜，墩子心事重重邀我去堰塘边转悠，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你不晓得，我家的事越说越复杂，我和我哥居然各有一个爸爸！”
我又诧异又忍不住想笑，有两个爸爸这种事是可以随便拿出来说的吗？
原来他妈离过一次婚，哥哥是她再嫁时带到这个家来的，哥哥的生父也是老八路，如今官居某省城革委会主任。本来他们无意攀龙附凤，只因他哥下乡十三个年头，年过三十，眼看着一拨拨知青走马灯般下乡来回城去，上的上大学当的当工人参的参军，自己却一次次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心里好急。万般无奈写信求助于临沂的舅舅，舅舅费尽周折，终于弄清如今赫赫大名的×××正是当年的姐夫×××，厚着脸皮给他写信，告之了其子的现状，如今事情算是有指望了。
那晚我们在堰塘边放开喉咙吼了一通《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然后跳下去游了十多个来回。
又是酷热的夏天，又是大喜大悲，我心里很是担心他会受不了，然而这次他经受住了。
夏天顺利过完，淅淅沥沥下起秋雨来，杨柳垭的夜晚凉飕飕的，要盖被子了。这天墩子收到了他哥哥的来信，得知他已改成生父的姓，实现心中理想，去那省城一家工厂上班了。手续绕了一道弯，先到那边郊区一个公社，然后从那公社转到厂里，他则直接去工厂报到上班，至今连那公社叫个啥名在什么位置都不晓得。他还告诉他，生父的面至今未曾见过，生父家住哪也不晓得。在他心中，“家”依然在通州医药公司那个楼上，妈妈、继父和弟弟永远是最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