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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去来之四
8日上午，是分组讨论，江若水、葛乃福、陆飘和我被安排为第一会场主持人兼评议人。葛乃福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非常认真，因为发言人很多，他头天就找我们分头协商分工事宜，由我负责1-7篇论文的评议。哪知头来结束后，又叫我下午代表本组在大会上汇报。我诚惶诚恐，中午也没敢休息，重温了十多篇论文，拟出发言提纲，尽量争取准确反映本组各位先生的意见，免得遗漏重要内容。
由于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下午的发言还算过得去，会后得到一些先生的肯定。下面就把提纲整理出来，或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本组预定宣读18篇论文，因为缺席、转组，实际发言14人。会场秩序良好，气氛活跃，全满结束。
本组发言大多围绕新诗“二次革命” ，而以新诗精神重建问题最为集中，论文达5篇之多。
台湾陈福成先生的《中国新诗的精神重建——当代中国新诗现状与发展走向反思》是一篇洋洋长文，对有关材料进行了认真梳理，视野开阔，又有历史纵深感，因此显得厚重。作者根据他对中国诗坛现状的体认，对“二次革命”提出质疑，认为虽然处于困境，尚未达到需要进行一场革命的地步。他以许多篇幅论述了解困的出路，特别强调继承民族传统，最后提出了“未来努力方向” ：健康，明朗，中国，开放。我注意到这个“八字方针”只比《葡萄园》的“六字方针”
多了“开放”二字。也许“明朗”显得过于单一吧？
此外，李冰封、乔琦、任毅、向天渊都从不同的方面发表了对于新诗精神重建问题的意见。李冰封认为，诗歌精神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文关怀的缺乏。这影响着新诗的质量与传播，不利于新诗走出困境。她提出了全面提高诗人修养的问题。乔琦着重分析新诗精神缺失的外因：大众文化语境的渗透，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的危害。
而任毅的意见特别尖锐：他对于他所挚爱的新诗甚至感到绝望，而“二次革命”则是对这种绝望的抗争！因为“诗歌在物质化和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选择精神逃亡和卸弃社会责任的姿态，使诗歌精神重建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所以他认为“精神建设是新诗文体复兴的根本” 。
向天渊的思考也很深入，他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诗歌精神生态，并且从诗人、读者、语言、文化几个方面入手，对重建诗歌精神作了具体的阐释，认为只有这几个方面都呈现出积极、和谐的状态，才能形成良好的诗歌精神生态。
本组其他发言人也大多有备而来，发表的意见能给人以启示。
台湾林芙蓉女士对“现代”概念进行了诠释，勾勒了台湾现代诗歌发展的脉络，给出了解决现存问题的对策：加强交流，改善传播方式。
雷斌强调审美视点的重要性，诗人看世界应该以诗意的方式，应该从自我表现进入审美体验的层次，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
袁仕萍在对当前诗歌传播方式进行描述的时候，强调民刊的优越性，网络的互动性，以及组织传播的重要作用，都很有新意。
赵金钟批评口语化写作的媚俗、低化与崇低倾向，是把创作引向制作。诗歌语言不能就范于口语，如朱光潜所说，应该是“写的语言” ，而绝不是“说的语言” 。可谓切中时弊。
还有杨继晖从诗的“写作群体变异”的现象，谈到“中产阶级写作”的可能性，颇有前瞻性，值得关注。
梁笑梅由于编著《香港新诗史》的机缘，实地考察了香港早期新诗发生的历史，很有意义。对于地域性新诗史的研究，中国新诗研究所已经有了《重庆20世纪新诗史》这样好的开端，希望这一新著早日问世。
最后，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王端诚先生的《现代汉语诗坛二元格局试探》。现在，一般说到中国诗坛现状都是习惯性地一言以蔽之曰“多元并存” ，此文却另辟蹊径，指出若就语言载体而论，它是以白话为载体的新诗与以文言为载体的诗词形成的二元格局；而在新诗内部，又因为格律体新诗的复兴与发展，也与自由诗形成了二元格局。他对这三种诗体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判断：自由诗无力引领当代汉语诗坛的新潮流；诗词可为“偏师”亦无望成为当代汉语诗坛主力军；格律化是新诗冲破困境并得以新生的通衢大道。这样的观点在目前肯定会“腹背受敌” ，遭到来自诗词和新诗两个方面的反对，其是非、对错，说到底还是靠时间来检验。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又和不周甚至不当之处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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