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兄真好精神，再一次诘难，使我欲罢不能。那就借你这磨石，把“刀”再磨一回吧。ffice ffice" />
“五四”文学革命，在小说、戏剧、散文几个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就是说，没有人在否认他们的“身份”。唯有新诗，一再遭人质疑，“迄无成功”之说不绝于耳，甚至根本不承认其存在的既有事实者亦不乏其人，已故大师季羡林及其中之一也(见本栏转贴文章)。那么，探讨其弊端，补救其缺失，自然是关心她的前途和命运者应该做的事请。从闻一多先生起，甚至在他之前，就开始从创建新诗格律方面来努力，并且已经有显而易见的成效，这是不能抹煞的。面对当前自由诗的汪洋大海，我们不计成败得失，坚持走前贤开创的这条道路，究竟有什么错呢？对于“祖师爷”，火兄倒是尊崇得很，而对我们这些“徒子徒孙”却怎么也看不顺眼，不知何故？看来，怪只怪我们不合时宜，或许不很争气吧。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五四的白话新诗的功过的评价,以及另劈蹊径的路径走向。你说得对，但是对这个问题目前根本就没法取得一致的认识，更没有一条公认的“路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到底听谁的呢？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只能是各行其是：走自己的路，任凭别人去“说三道四”。我们早就具有这样的共识：与理论相比，创作是第一性的；拿出够分量的成果，才能理直气壮，说得起狠话。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底气，与火兄“拿作品说话”。不过，我们也不必过于自谦，更无须气馁，因为几年来的努力，毕竟有所成就，只要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我们有些东西还是“看得”的。
看来火兄对格律体新诗的历史也还有所了解，但是，他认为在“格律”里走得最远的，不是今天“仿古”或“仿洋”的所谓“新格律诗”，而是像杨炼、欧阳江河等人的先锋诗。这就显得滑稽了。从他们的自由诗里摘选这么一丁点诗行，就作为依据，把他们抬举得这样高，简直形同儿戏，哪里有丝毫的科学性可言。杨炼的那四个排比句，明显是郭小川赋体诗之仿作，无甚新的创造；欧阳江河那一节诗，以我之愚钝，也确实看不出有多么高妙。比起堪称格律体新诗经典的一些前人之作，如闻一多《死水》、朱湘《葬我》、戴望舒《烦忧》，那真是差之远矣！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火兄，他提出的这两个标本固然不怎么样，但是他据此得出的结论却可以帮助我论证格律的必要性，和破除“格律束缚思想”这个流毒很广的伪命题：既然那种“先锋诗作”里“藏着”的格律诗都“没有丢掉五四白话自由体诗的那种不受拘束的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就说明了：1.格律确实是表达感情的需要；2.它是一个可靠的工具，利用它可以把诗人的感情表达得很好；3.而且，有一些内容，以一定的格律来表现，比那种自由无度的方式好得多。
火兄执意于“中国近体诗即‘格律诗’”的观点，迫使我不得不再次指出：中国古代诗歌在形式上都是格律诗，近体诗与形成于其前的乐府、歌行等等诗体在格律问题上只有宽严之别，而不存在有无之别。我知道“近体诗即格律诗”的观点也不是火兄的发明，而是他从《辞源》搬来的，所以他才这样的理直气壮。我们要知道，《辞源》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它对“格律”所下的定义不足以否认中国古代近体诗之外的其他诗体，包括格律同样非常严谨的词、曲，也都是格律诗！而且，我还要指出，格律是中外诗歌的共同要素，《辞源》的释义当然也管不着十四行、俳句、鲁拜等等外国诗体，不能否认它们的格律诗“资格”！
自由诗在国外产生，从惠特曼算起，也不到两百年。传到中国，不到一百年。至今它没有“打倒”传统格律诗，也不能“制止”白话新格律的创造。"五四"前的中国诗歌史，就形式而言，就是格律诗体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历史，而不是“王朝”的兴替史。事实证明，“五四”文学革命在建立白话诗歌的同时，要废除文言的诗词，是违背诗歌形式的发展规律的，所以遭到了失败。而白话新格律的建设则是必须的补课,最终的确立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自由诗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阻碍，从长远来看，它的压倒优势也只是暂时的，不能永远维持。
格律因素，可以说是“与诗俱来”的。最初的诗歌产生于劳动，诗歌的节奏乃与劳动的节奏伴生。后来由口头转为文字，又增加了音韵。最初的格律因素就具备了。由于汉字的特点，后来便增加了平仄、粘对，因而有了绝、律即近体诗。因为近体诗格律更严格，就将其迳称“格律诗”，这样就在事实上把之前的古风、乐府，之后的词、曲都排斥在格律诗之外；时人于白话诗中，又往往只承认自由诗，而把已具雏形的格律体新诗排斥在外：这是根深蒂固的误解，不幸火兄亦未能明察，入其觳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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