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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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父亲去看了场电影，《加勒比海盗》，三D的。父亲听说要80元一张票，不想去。我说，你已经20多年没有和我一起看电影了。父亲楞了一下，有这么久吗？我说，我初中毕业那年，考了全县第一，你带我去成都玩，看的《陈小二开店》。你记不得了吗？父亲沉默了一下，答非所问的说，你都41岁了。
    夜晚很凉爽，满天星斗。一路上和父亲谈起看过的电影。父亲都记得。他喜欢看打仗的。他说，《智取华山》，《红日》，《南征北战》最好看。过安川桥时，他忽然扭头问我，瓦尔特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我说，《桥》。他说，《桥》也好看。
    小时候，镇上很少放电影。每有电影，父亲必定带我和哥哥去看。那时候，父母工资很低，有时月底竟然凑不起两张票钱。一般来说，母亲就主动不去。由我们看了回来给她讲。母亲喜欢由我来讲。因为父亲讲电影就三个词，好看，不好看，还可以。
     其实，也不是每次有电影都能看。有好几回，父亲带着我和哥哥走到电影院门口都回家了。因为父亲担心母亲一个人在家不闹热。
     当然，为了安抚我和哥哥，父亲就会用电影票钱给我们买一小包炒胡豆或者几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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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门口去买爆米花回来时，看见父亲还是象以前一样，选了过道的位置。这是以前的习惯。他一个人一张票带两个孩子，坐中间位置就会挤不下。他也担心万一前面会坐一个高个子挡住我。其实，现在进影院看电影的人少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人。
     父亲尝了几颗爆米花，他说很香。

   3
   父亲教了一辈子书，先教过小学，后转为教初中，但他却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我问过他原因，他说，不喜欢就不喜欢，要什么理由。后来我才知道，他考大学时想考重庆大学电机系，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老师写了“对社会主义总路线不满”，没有能上。祖母强迫他去读了一个很差的政审不是那么严的中等师范学校。
    他虽然不喜欢当老师，不是说他教书就不行。虽然他从来不批改学生作业，也不给学生补课，但他教的班级总是在同级学校中名列前茅。领导们都尊敬他，但也有领导叫他也改一下作业，备备课，他却说，教初中这点东西有什么难的。他说这话时神情落寞，又带着骄傲。仿佛他是个大教授。
他在50岁那年就申请提前退休了。错过了第二年教师部门的大调资。他如果不退，工资比现在要多1000来块钱。但他一点也不后悔。他说，教书早就烦了。
   他对自己的老师生涯基本持否定态度。不管有多少当了官，发了财的学生回来看他，他都不觉得有成就感。因为我和哥哥没有考上大学。他常说，教一辈子书，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教进大学。有什么值得说的。
   不过，近来他这个观点有所改变。现在大学扩招，考大学变得容易，大学生不好找工作。家里出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什么荣耀的。我和哥哥自己做生意，收入还过得去，不比许多大学生差。这让他略微的感觉欣慰。但多数时候他会为我可惜，说一块好钢，只打了把柴刀。他做了一下抽剑的动作，说，你本来可以是宝剑的。
    这个心结一直到现在，父亲才彻底解开了，因为这几年我写诗，在全国的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很多作品，本来，我是不在乎发这些的。因为我知道，就算这样，也不能证明我的诗就写得好。我清楚的知道，前人的成就太高，穷我一生之力也只能是望尘莫及。但我还是坚持投稿，因为每次发表了作品，父亲都会非常高兴，仿佛我有了很大的出息。他会拿上我的作品向他的同事，朋友炫耀。记得有次父亲跟我说“我看，很多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也未必有你写得好。”我心里莫名的高兴。也莫名的轻松了许多。一直以来，我都对父亲有极深的愧疚，为我的少不更事，为我的没能完成他的心愿一一一上大学。在父亲的心中，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与读书人是同等的。而读书人这三个字是非常荣耀的。而现在，他认为我也算得上读书人了。尽管，我读的书非常有限，尽管，我的诗写得清浅俚俗。
    这时，父亲吃完了爆米花。兴犹未尽，叫我去给他再买一包。我跑得飞快。我很喜欢父亲这样使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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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演的是杰克船长的英雄故事。据说，在所有小孩子的心中，父亲们都曾经是英雄，他们高大威猛，无所不能。看来，我或者是个例外。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不是个英雄，他身体不好，有胃病。身体瘦瘦的。父亲吃过许多中药，记忆深刻的一种叫死菌子的，用来炖肉骨头。汤很好喝。那时，肉很难买到，因为父亲的病，母亲经常托人在食品站开后门买骨头。我和哥哥也就经常享受到别的孩子很少吃到的骨头汤。因为胃病，父亲每次吃饭很少，但次数比较多。所以，我家还做有一种用糯米蒸熟后阴干后磨成粉的食品。在父亲饿了时用开水调上一碗。通常，父亲吃时，我和哥哥也能分到一小碗。这让别家的孩子很是羡慕。那时我还小，并不知道父亲的病有多严重，我只是享受了额外的骨头汤和米粉。那个死菌子，我当时一直觉得这名字有点怪，直到长大了，知道关心父亲了，才去查书，知道了它的真名叫四君子。再大一点，又懂了那个时代是个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骨头，糯米是何其不容易弄到的稀罕物，而我却不懂事，吃了本应该是父亲用来调理身体的东西，心里有些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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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我却并不知道这些，而且还觉得父亲的一些行为不够英雄。
     记得我五岁时，将脑袋伸进铁栏杆里退不出来了，我卡在那里急得大叫，父亲来了，将我的头往后拉，我耳朵卡在那里，痛得哇哇直哭，父亲只好住手，我卡得动弹不得，不停叫父亲快点救我，他站在那里竟然毫无办法。只知道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结果还是邻居王叔叔说“老葛，你下不了手，我来”。他用硬纸板隔在我耳朵和铁栏杆之间，再抹上菜油，然后将我头用力一拖，虽然耳朵被挤得生痛，却一下将我拖了出来。一出来我就抹着眼泪吵父亲，说他是笨蛋，父亲却只是笑。
    还有一次，我们院里的几个小孩比赛谁能越过一段台阶上直接从楼道跳到平地上，记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变成了比谁的父亲厉害。我们各自回家叫父亲来比，但七八个孩子中只有我和李松的父亲来了，结果李松的父亲跳成功了，而我父亲却崴了脚。崴了脚不说，还哎呦哎呦的不停叫。让我脸都羞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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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下午，遇到一个小学同学，他说我们就读的小学校要拆除了。我回去给父亲说了，父亲叫我开车带他去看看。
  到了学校门口，学校保卫拦住不让进去，父亲告诉他，他在这个学校教过书，不过后来调到别的学校了。听说这里要拆除了，只是想进去看看。门卫将信将疑，问父亲能说出几个认识的老师吗，父亲说了几个，雷挺，张安国，李大彬，门卫都不认识。毕竟过去三十几年了，人事变化很大。象父亲他们那批老师，就算当时是二十来岁的，如今也都退休了。父亲想了一下，说我还认识徐志宽。这下门卫知道了，说，徐老师，是这个学校的，去年过世了。父亲愣了一下，说他都死了吗，他还比我小几岁呢。
进到学校，里面什么都变了，以前的教学楼，宿舍全都变了，一路上父亲都沉默不语，走到一间教室前，父亲站在门外向里偷看，一个年轻的瘦高个的老师正在上课，引领学生读课文。父亲斜着身子，身体前倾，耳朵贴在教室门上，两鬓斑白，聚精会神的。我忽然觉得父亲象一个失学的孩子。
    我才来这所学校时，可能和他一样大。父亲说。转眼，就三十几年了。父亲叹了口气。我们一起往学校外走，走出校门门口时，父亲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说，徐志宽怎么都死了。他比我还年轻几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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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爷爷开着纺织厂，家里有钱，父亲四五年降生后，很过了一段时间少爷日子。家里吃的奶粉，那绝对没有三聚氰胺，都是美国进口的一种叫克林的奶粉。这绝对不是吹嘘，我见过爷爷奶奶的结婚照，爷爷一袭西装，奶奶穿着拖曳着长长裙裾的洁白婚纱，戴着鲜花做的花冠。想想三几年时，有这个范儿的，绝对不是普通人。奶奶是成都教会学校毕业的，英语说得很棒，到我读初中高中时还能辅导我。到解放后，家道中落，到文革时那就更是难过。爷爷被关，奶奶被一个以前的工人廖少林藏在地窖里一年多，躲过最危险的时刻。家里没有大人，只剩一帮黑五类的孩子自己养活自己。可以想象有多么难。父亲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弟妹。大伯二伯加上父亲，该怎样的苦苦挣扎才能养活弟妹们。这也没有什么说的，遇到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办法。但有一件事实在让我很震撼。
   父亲一贯的好脾气，虽然高傲，但也胆小，遇到什么事，总是退让。现在我有时写写批评政府的文章，他都要制止。怕我出什么事。我印象中，父亲就从来没有和人争论过什么，更没有向谁发过什么火。虽然我知道，这是文革遭受迫害的后遗症。但总觉得父亲一生唯唯诺诺的，没有张扬过。很为他惋惜。
直到去年，大伯告诉我这件事。我才对父亲有了新的看法。当年爷爷被批斗时，一个叫张某某的造反派仗着自己是贫农出身，欺男霸女不说，还最凶残。他用细铁丝套上五块砖，挂在爷爷脖子上，让爷爷躬着腰站在很高的椅子上，铁丝勒进爷爷肉里，虽然是隆冬天气，爷爷汗水如黄豆般涌出。张某某见了，还戏弄说，你发热哈，我给你降降温，用一桶冷水从爷爷后领子灌进去，并一脚踢翻椅子，爷爷摔得昏死过去。这一幕发生时，大伯，二伯，父亲以及几个叔叔都在台下看到了。但却不敢哭。那时，全国公检法已经瘫痪，加上家里又是被专政的对象，没有办法伸冤，但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人欺负，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到了晚上，大伯，二伯，父亲商量好，他们趁夜色用一条麻袋笼住张某某，用木棍打断了张某某的两条腿。
    这种复仇的故事，我一直很欣赏，但以为是古代的侠士才能做出的事，没有想到，我眼中胆小慎微父亲也做过这种大快人心，快意恩仇的事。我真为父亲骄傲。
    可惜，就这个事我问过父亲，父亲死活不承认。
   这个张某某我见过，就在我们北门社区住，没有结婚，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社区的很多老人都厌恶他，经常对他冷嘲热讽，揭他在文革中的丑态。张某某从来不敢反驳，一个人拄着拐棍走得远远的。看上去挺可怜。我和父亲遇到他，父亲总是会多看他几眼，说，这个人也真可怜，文革中很多事做得太过了，现在自己吃苦果了。父亲还说，如果不是文革，他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种田人。也许现在也儿孙满堂了。后来，张某某老了，社区决定送他去养老院，很多老居民不同意，但父亲却投了赞成票。算算也很多年没有看见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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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完了，我和父亲一起慢慢散步回家。我问父亲电影好不好看。父亲同以前一样说，不好看。我笑他，你就喜欢看端起机枪打仗的。父亲笑了，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就是看打仗电影过来的。我忽然问父亲，那些当年为了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献身的人，他们如果看到今天这样一个中国，到处是贪官污吏，到处是强拆，到处是司法黑暗，到处是不公平，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的死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是不是被骗了呢？那些被他们杀死的国民党士兵，他们是不是都是坏人呢。父亲愣了一下，叹了口气，说，我小时候看电影，看到那些站岗的国民党士兵被暗杀，我也想过，觉得他们好像不该死吧，刀刺进身体也应该很痛吧，他们也有父母妻儿，他们不过是在干自己的工作。但我没有想明白，就不敢再想了。后来很多年，也没有时间去想，工资那么低，你几个叔叔又小，还要给部分钱给你爷爷奶奶，为他们分担一点责任，生活艰难，后来生活条件好了点，而你又不听话，不好好读书，在外面胡混，老担心你出什么事，一辈子都没有舒展过。而今，我老了，不想去想这些问题了。管他的呢。
    天上的星星依然明亮，风，吹在我身上，有点冷。我忽然后悔和父亲说起上面的问题。也许，父亲的一生，并不是我看到的样子，也许，他内心有许多我依然不能触及的地方。有的是伤痛，有的是遗憾，有的是无奈，他辛苦的走到现在，看起来已经波澜不兴，我们以为他自己都忘记了，而其实，它们却实实在在隐藏在他内心深处。偶尔触及，依然会很痛。只是他不愿和人，包括他的儿子说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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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父亲回去后，我路过电影院，另一场电影刚放完。稀稀落落的人正往外走。我想起以前来。以前文化生活很少，看电影的人太多了，每到散场，门口都人潮汹涌。曾经还发生过踩踏死小孩的事。我的好朋友肖宏杰，就是我写的《自行车与咖啡伴侣》中的毛肖，他哥哥就是在看《南征北战》时被踩死的，才七岁。所以，每到出门口时，父亲总是用力把身体向后倾，挡住后面的人，保护我和哥哥。我多么想今天我和父亲出影院时也人潮汹涌，我就能用我的身体挡住后面的人，保护父亲一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