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患了什么病

这是一个远离诗歌的时代，也是被诗歌遗弃的时代。诗人已经成为最寂寞的人群之一，这是诗歌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哀。

——题记

近日在上海书城，有幸发现了一本名为《世纪末的花名册》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活跃在中国诗坛各个层面的数十位诗人的作品。封面上用很小的字写着这样一段话：“收入此诗集的诗人们，是以在这本诗集的姿态向21世纪报到的。无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21世纪的诗坛将会继续让你听到他们的声音。”仔细一看，这本于3年之前就已版的诗集，印数为3000册。回头再想想封面上的那几句话，在为诗人勇气喝彩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固执感到可笑，可这种笑又着实让人笑不出声音。诚然，21世纪的诗坛将会继续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的声音又能激起多大的回声呢？

说来惭愧，如果我也算是一个诗人的话，那么，肯定是这个寂寞的人群中最为孤独的一个。身边没有一个文朋笔友姑且不论，煞有介事地写了十几年诗，居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作品，如果以诗谋生的话，恐怕连女儿的一个奶嘴也买不起。如今老朋友见面，最怕听到的一句问候就是：“你还写诗吗？”好像诗人已经成了最见不得光的一种身份，那明显带着揶揄色彩的口气，让人心里顿生寒意。就连我用诗歌“骗”到手的妻子，偶尔和她谈及我的诗歌理想，也会遭到迎头痛击：“你有病啊？”这句话倒是问对了，身居逆境无力自拔的中国诗歌，究竟患了什么病？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是关于佛印和尚和苏东坡的一则闲趣。相传两人相约，在静心之中观察对方，东坡看和尚是一团粪，和尚看东坡是一尊佛。事后东坡归家颇为得意的说与小妹。冰雪聪明的苏小妹给其兄来了个当头棒喝：“哥哥呀！你这个跟头可栽大了，和尚心中充满了慈悲，所以看你是一尊佛，而你心中充满了秽物，所以看和尚是一团粪！”重温这个故事，请大家注意两个字——静心。何为静心？静心是对自我本身的一种彻底的警觉与放弃，所以在静心中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而我今天要说的是：诗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走近诗歌，诗歌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走近诗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盛行的时代，距离的神话被一再打破，生存的空间一再拓宽，人类生命的潜能和智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花开得越来越多，果结得越来越快，在文明的世界里，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文明的不断进步使我们得到的太多，失去得太快。所以现代人需要的不是发泄，而是静心。这也是艺术在文明社会所肩负的使命，诗歌也不例外。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能给我们带来静心的诗歌。那么，静心有什么用呢？静心就象是一把剪刀，能剪掉我们多余的烛芯，使生命更加健康、更加自然地燃烧。当你被一首美丽的诗歌所感染，深深地沉入它妙不可言的意境的时候，静心便在你身上发生了，生命的那一刻发生的喜悦是任何的灵丹妙药都无法替代的。然而，和我们处于同样生存状态下的诗人，现在在干些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首题为《爱情》的诗：

那密密的云∕飘落成雨∕挥洒成泪∕∕那盈盈的佳人∕甜的葡萄∕兽的舞步∕∕那静静的海∕永恒的温柔∕蓝色的冤魂∕∕黑纱∕鲜红的淋漓∕∕太阳∕陨落的标志∕

我们能指望它告诉你什么呢？诗人的生存状态和我们同样紧张，他把这种紧张带入了诗中，诗歌在他的笔下已经成为纷杂世界的一种再现。我们的诗人自己从来也没有进入静心，又怎么能把他对生命的感悟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向我们传达呢？如果我们期望从中等到某种喜悦和安慰，期望聆听到抚摸我们灵魂的那种歌唱的话，你注定会叹息着而来忧伤地离去。诗人在这里只是把他失恋的情绪用自己的方式渲泄了一下，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显然，我们的诗人已经习惯了用怀疑的目光去发现，用审视的态度去评判，用谨慎的心理去介入，以致于忘记了他们最初的表达。

记得我做编辑的时候，有个中学生拿来一首题为《失恋》的小诗，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

既然月亮已不再升起∕既然风儿也早已平息∕还是走吧∕走出那梦一般美丽的神奇∕可我还是哭了∕把一阵温热的小雨∕留给了昨天的回忆∕

在这首幼稚的小诗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小作者的纯洁和真实。显然，这也是一种表达，一种干净的表达，当诗人的精神家园被某一种责任、使命和危机占据的时候，中国的诗歌便开始患病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更是语言艺术的精华。关于对诗歌的认识，一百诗人有一百种不同的看法，一百种不同的表达。然而中国的诗人们对诗歌语言的构筑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下面这首题为《苦难与花》的诗就具备了现代诗歌的某些基本特征。

虚无披着坚硬的外壳∕锁着永恒毛茸茸的四肢∕绿叶纤纤弱弱∕把树之阴影斜斜地展开∕∕窗口的故事∕被囚在一扇门里∕钥匙亮晶晶铺满了道路∕我找到了你∕却无法对号入座∕

首先，被现代诗人反复强调的便是语言的质感，它既不是生活中口语的平凡再现，也区别于一般性的散文语言。这些看似简单的词语却有着丰富的弹性，某一个词，某一句话，已经失去了与之相对应的象征意义，诗人把诗歌意象在尽可能地变得抽象化的同时又赋予了它们无限多的象征意义。这些被赋予某种使命的语言所营造出的诗歌本身也就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些富有张力，穿透力的语言是诗人通过超感性的体验来获得的。显然，这样的文字功夫不经过一番历练是不可能达到的。其次，现代诗歌已经跳出韵脚的束缚，同时也省略了立意和背景，诗人语言的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离奇、怪涎的语言组合越来越冠冕堂皇的原因之一吧。所以更多的时候，诗歌已经成了诗人笔下的一种文字游戏，而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必须从语言背后去寻找，至于这只被放飞的鸟究竟要在哪个枝头落脚，便留给读者去想象了。上面所援引的那首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不甘寂寞的评论家会把这首诗的生存意义解释得无限完美，并用这个流派、那种主义为其寻找一百种支持的理由，但最终在读者那里等到的回答也许只有两个字：不懂！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读诗变成了一种苦差事，中国的诗歌已经病入膏黄了。

我们不防再看看下面这首无题诗，诗人锻造语言的功力已经到了不动声色的地步,诗歌的灵魂已经被语言所禁锢，并在诗人的心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生存。

索然无趣的风景∕于泄密的雨丝中∕落尽了风流∕∕血色的窗口∕被渐行渐远的年月∕剥落了威严的甲冑∕∕从晨雾的迷离中醒来∕我们把梦镜的风光∕遗忘得从从容容∕∕就这样懒懒散散的黄昏∕把一副辉煌的面具∕留给了天空∕

不是吗？诗歌已经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诗人的表达与诗歌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抗，就象彼此深受的人最终发生的那种排斥。自由的诗歌就这样成了语言的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语言模式已经形成了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这象一股不逆转的潮流淹没了一大批后来的诗人。诗歌最终便成了一部分人的诗歌，成了诗人的专利。缪斯在诗歌的土壤就这样遭到了无情的流放。带着诗歌的十字架，这些诗歌的创造者，赞美者，最后却成了诗歌的殉道者，终结者。北岛有一首题为《触电》的诗，便是为今天的诗人作了最好的预言：

我曾经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他们的手被烫伤∕留下烙印∕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总是把手藏在背后∕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

现在，这种报应已经降临到了诗人自己头上。

中国诗歌最繁荣的岁月，出现在七、八十年代。舒婷、北岛的追星族规模之庞大，热情之澎湃，足以令现在的歌星、影星妒红了眼睛。诗人是那个时代的一道风景，写诗则是最酷的一种时尚。象现在满大街都是商人一样，当时满大街都是诗人。然而，在21世纪的舞台，躲在众神之后的缪斯，究竟还剩下几句台词？往日之繁华仿佛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实在令人惋惜。那么，是时代错了吗？显然不是，试问我们有选择时代的权力吗？是读者错了吗？读者更是无辜，读者是诗人的上帝，上帝怎么会错呢？剩下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可爱的诗人错了，更确切地说，是诗人走向诗歌的方式错了。

在诗歌倍受冷落的时代，我们都不会忘记汪国真、席慕蓉所掀起的诗歌风暴，我们都曾真切地享受到了他们为我们带来的那种喜悦和满足，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在诗人中间，他们却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口碑。因为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能从他们的诗中得到些许的启发和帮助，他们的语言组合毫无技巧可言，他们的表达是那样的一目了然，读他们的诗甚至不需要一个字的注解。所以汪国真的诗被诗人斥之为浅薄，席慕蓉的诗被称之为幼稚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语言真的能成为诗歌的障碍吗？在语言上寻求诗歌的生存是不是等于放弃了水源而去寻找方向？那么，水源在哪里呢？其实就在诗人出发的地方。可惜，我们的诗人走得太远了，已经忘记了回家的路。

我无意诋毁任何一个中国的诗人，中国诗歌的诟病也绝非是因为诗人的存在而形成。恰恰相反，正是他们，为我们保留了这样一片清洁的土壤，我们的失望也仅仅是源于一种最深沉的热爱。在他们中间，没有喧哗争斗，没有尔虞我诈，他们过着极其清贫简朴的生活，任何一个人的人格都不可能被怀疑。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在我们需要歌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起他们、走近他们。虽然他们是寂寞的一个人群，但我们还是为他们的存在而鼓掌吧！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诗坛，除了会继续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外，也必将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诗人来为我们精彩的时代作精彩的欢呼，而我们脚下的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壤，也必将再一次见证诗歌的繁荣。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很高兴您能读完这篇文章，这说明您和我一样也在关注着中国诗坛的命运，也和我一样期待诗歌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离我们并不遥远。）

——作者

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