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 》
巴金 (1955.05.26)
认识胡风而不是胡风集团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是很难接近的。跟他谈起来，总觉得话不是从他心里说出来的。他喜欢讽刺人，见着面总要挖苦你两句，有时也露出不自然的微笑。他平日喜欢讲“真诚”、“仁爱的胸怀”、“人道主义”这一类名词，可是谁都觉得这些名词是跟他本人连不起来的。
胡风最初发表的文章也并不是太难懂的。然而近十几年来他越写越晦涩，简直叫人没法读下去，即使有人耐心读完，也弄不明白他究竟在讲些什么。叶圣陶先生提到他那篇“论现实主义的路”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叫人看不懂！”据胡风自己说，他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下面发表文章不得不使用“奴隶的语言”。我们都猜想：他喜欢从日文理论书上抄引论据，所以写出了那种不大象中文的文章。
在文艺界中也有不少人知道胡风有一个宗派、一个集团，而且也可以说出来这个集团的一部分成员的名字。好些年来就有人在谈谁是胡风派，而且大家还疑心胡风集团一直在暗中活动。可是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清楚了。去年十月胡风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替他的集团成员阿垄、路翎、冀汸讲话。他不但说出一些上海新文艺出ban社内部的事情，而且连写信批评冀汸小说的一个读者的名字他也知道。胡风在解放前许多年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用他自己的说法），当然没有人说他不是进步的文艺批评家。但是我们很怀疑：一个进步的文艺批评家为什么要搞小集团，而且为什么在解放以后还要扩大他的集团的活动呢？他们用这个集团究竟来对付谁？
胡风的“意见书”发表以前，文艺界中间就在传播这件大事。听说胡风派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的胜利。而且在上海的胡风派还为它聚餐庆祝，为胡风的健康干杯。可是胡风自己知道他的“意见书”要印出来交给群众讨论的时候，他马上动手写出了他的“自我批判”。好些人都奇怪：象胡风那样顽固的人，知道中国作家协会要把他在“慎重地做过检查”以后写成的“意见书”公开，怎么就会马上低下头来呢？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不是一向喜欢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见到阳光就会低头呢？
关于这一切，我在本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揭露的“材料”里面找到了解答。胡风有两个面目：一真，一假。不是胡风派的人就只能看见胡风的假的外表。他把我们当作“豪绅”、“蛆虫”、“市侩”、“投机”。他用来对付我们的全是些“战略”“疑阵”，连他的微笑里面也“包着侮蔑”，无怪乎他的微笑总是不自然的了。他在表面上跟你“握手言欢”，心里却在盘算怎样用“包着钢丝”的橡皮鞭子抽你，甚至怎样拿你去“养活自己”。他决不会用“真诚”和“仁爱的胸怀”来对付你。除非你愿意做他那个集团的成员，接受他的指示，他决不会对你讲一句真话。
胡风把他的真话叫做“私房话”。他讲“私房话”的时候，便取下了他的带笑的假面具，露出他那个大阴谋家的阴狠、丑恶的面目。那个时候他可以畅所欲言了。他可以发泄他那“太多的愤恨”了。他可以用最恶毒的话来谩骂那些帮助过他、引导过他、愿意跟他交朋友的党内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了。（连鲁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也得不到他一点点尊敬。我还记得他在几次的鲁迅先生纪念会上哀痛地激昂地讲过话，可是他对自己人却说那是照例的“灾难”，而且“无聊之至”。）他可以“跳它一个魔鬼之舞”了。所以他的密信全写得明明白白，句句清楚，没有半句“奴隶的语言”，他只有在讲假话的时候才使用“奴隶的语言”，那就是把“虚伪”说成“真诚”，把“狠毒”说成“仁爱”，把“打囚徒的鞭子”说成“人道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伪装他那“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他纵然有如簧的巧舌也难把白说成黑，所以他只好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说些不象中国语言的话，写些不象中文的文章。居然有些年青人把它们当作经典，以为作者学问如何渊博，理论如何高深，这大半靠他的集团成员的吹嘘、捧场。他的集团成员对他们的主子是很忠心的。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甚至不惜跟“坏得很”或“立场不好”的报纸合作，而且“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决心打一年冲锋”，“且战且走，且打滚且作战”。胡风所谓“非常强大的”“敌人”就是党内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他们那个集团就是为了对付这些“敌人”而战斗的。所以在解放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还调兵遣将，“开辟工作”，建立据点，发展他们的文运。
从这些“私房话”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大阴谋家的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也可以看出胡风的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干那些打人不见伤的阴谋勾当。他们拿这些杀气腾腾、阴狠恶毒、口蜜腹剑的“私房话”当作“人的养料”来“互养”，一直养到了今天，想起来多可怕。胡风在“自我批判”中说：“如果不是革M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读过了这句话之后再想起上面那些事情，更使人感到可怕了。
写到这里，我又读到人民日报二十四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全是胡风在解放以后写给他的集团分子的密信，自然也还只是密信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却把胡风的狰狞面目描画得更鲜明、更生动、更完全了。它们也给我们说明了更多的事情：胡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过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这是他自己的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暂时退却，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所以他重写“自我批判”的时候还一再嘱咐他那些集团分子要“冷静”、“沉着”，“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他是不甘心向党、向人民投降的。因为他在五年前就断定他们“会胜利”，而且还预定“以五年为期”。就在进攻失败以后，他也不会放下武器，因为他还有那末多的战术：譬如“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挖心战”，“神经战”，“点滴斗争”；他还有那末多的“战斗者”：那些名字真叫人吃惊！其中有些人谁也不曾疑心过他们是胡风集团分子（有些人甚至混入党内，充当胡风的坐探）；而且他还有那末些地盘：连党领导的新文艺出ban社也成了他的集团的主要阵地；而且他还有那末严密的组织，有联络员，有“组织原则”，有计划；而且有一些机关里还有他的坐探，替他偷窃党内文件，探听情况。倘使这些情况不改变，倘使胡风还掌握了这许多有利的条件，他怎么不能卷土重来呢？
事实上胡风已经卷土重来过一次了。他在一九五零年三月还说：“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我们出书出刊物都不可能”。可是在四年以后（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就写信命令上海新文艺出ban社的编辑把“你们社成立以来，出了哪些坏书，为什么出了，出了哪些好书，出之前后，受了什么波折和打击。得开列一简单的表告诉我。”这时候不再是他们“出书不可能”（胡风、阿垄、路翎、冀汸、朱声、芦甸、罗洛……的书都先后由新文艺出ban社刊行了），而是反对他们的人出书不能了，而是党所领导的出ban社的编辑们为胡风服务，“帮”他“做工作”、收集材料、配合作战了。这时候胡风不再“装死”，他在“驰骋”新文艺出ban社，指挥集团分子向人民的文艺事业猖狂进攻了。他这次的“冒进”虽然失败了，但也已经给人民的文艺事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想到：就是在竖起假投降的白旗的时候，胡风也一定会记得他在四年前写过的句子：“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我们能让胡风继续磨他的剑吗？全国人民能让胡风继续磨他的剑吗？当然不能！
整个“第二批材料”中充满了阴谋家的恶毒的用心，他周密地布置工作，安排人事，扩大组织，争取地盘，甚至策动自己人化名投稿、写信布成“疑阵”威胁文艺报刊，为他摇旗呐喊，并指点集团分子，虚构事实，作虚伪检讨，蒙混过关。他们全部手段不外乎欺骗、虚假、利用、造谣，他的整个精神是“自我扩张”吹捧自己，咒骂别人。他吹自己的诗“惊住了一切人”。骂别人为“苍蝇蚊子”，“无耻”，“畜生”。除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污蔑为“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或者吹两三句他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言外，很少见他谈理论谈学术，连他谈理论引用材料，也要新文艺出ban社编辑给他帮忙。可见他除了散布仇恨、欺诈、虚伪的毒气（毒害别人也毒害自己）外，并没有什么渊博的学问和高深的理论。然而他那些集团分子却和他狼狈为奸，把他捧上领袖的地位，用他顶上的假的圆光来欺骗青年，扩大影响，加强实力，企图建立他们的“独立王国”。
现在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企图完全暴露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已经引起了全国文艺界、文化界，甚至全国人民的普遍的愤慨。大家一致要求对胡风和他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彻底地进行斗争。以后自然还会有更多的“材料”揭露，然而单是这两批“材料”已经可以说明这个反动集团的罪行。斗争早已开始，我们必须彻底地打垮他整个集团，不让他们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站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从此改过自新，重新作人。这是他们唯一的向人民赎罪的路。＊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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