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舞九天

结构严谨，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读之颇有收益，备受鼓舞。值得一读再读。加精学习。

诗酒自娱

一、格律体新诗的一片热土

目前的诗坛现状，使格律体新诗的发表和出版都很困难，影响到她的进一步发展。不曾料到她竟然找到了一片热土，一块小小的绿洲。这就是一个名叫“东方诗风”的诗歌论坛。

“东方诗风”创立于三年前，原来叫“古典新诗苑”。一群不满意当前诗歌潮流的年轻诗爱者举起了唐吉诃德的长矛，祭起了“古典”的大旗与之对抗。

他们在自印的《古典新诗选集》的序言里明确地表示，反对与现实，与大众，与传统隔绝，要贴近现实，语言晓畅，注重音乐美，兼顾形式美。去年7月，这群诗友在合肥聚会，决定论坛改名为“东方诗风”，开辟“格律新诗”版块，并且集资出版格律体新诗集。聚会结束以后，随即开始集稿，不到半年，一本厚达450页、装帧精美，约请吕进为之作序的诗集《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就问世了。该书收入14位网络诗人的作品和孙逐明的系统理论长文《汉语新诗格律概论》——其分类与前文所述一致，每一首诗都标明所属类别，每行诗都划分音顿。出书以后，寄赠一部分给诗人、学者，反映良好。就这样，虚拟的网络世界就转换为真实的诗歌空间。这样一个其成员们有着共同诗歌观念，共同的努力目标的诗歌论坛是非常独特的。现在，已经有十多人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格律体新诗的写法，新的作品每天都在产生。今年4月，又在柳州举行了第二次聚会，决定再接再厉，年底再拿出一本选集来。

这个论坛的主要负责人齐云、刘年、宋煜姝都只有三十多岁，热爱诗歌艺术，才华横溢，朝气蓬勃，信心十足。论坛的积极分子都不是玩家，而是执着的诗歌艺术的追求者。最可贵的是毫不急功近利，诗友之间亲如兄弟姐妹。几位版主完全是无偿服务，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费在网上而毫无怨言。诗人们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拓宽了题材面，创造了新手法。例如王世忠的“局长系列”讽刺诗穷形尽相，刘年把五、七言句分行排列，使古诗句式新诗化，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有时，同一诗题，你唱我和，其乐融融。一年多来，我厕身于他们中间，充当他们的“诗兄”，似乎自己也变得年轻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格律体新诗的希望。

如今，这个论坛的骨干余小曲，又独力自办了“中国格律体新诗”论坛，与“东方诗风”并肩携手，为宣传、发展格律体新诗共同努力。如果能够聚集志同道合的诗友，一个论坛就可以成为发表、传播诗作，探讨诗艺、提高诗技的理想场所。可以设想，这样的论坛如果能够多办几个该多好啊！

网络阵地的开辟，不能不说是格律体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值得重视。

在21世纪之初的今天，格律体新诗所面临的形势，所拥有的条件，所具备的基础，我以外好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有了已经沉淀下来的丰厚积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在研究，评论，尤其是在创作上拿出更多更好的成绩，她的前途一定是无比辉煌的！一个无愧于我们前人的格律体诗歌（包括当代的诗词创作）占据其应有地位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续完

梦飘飘

希望该版版主将此帖置顶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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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态势令人鼓舞

这一阶段的格律体新诗创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创作中对于格律体新诗有着诗体自觉的诗人明显增多，出版的诗集中，格律体新诗的专集或者以格律体新诗为主的当然也相应增多。而且因为受格律的约束，迫使诗人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其中很少粗制滥造的率意之作。两位格律体新诗的领袖诗人，何其芳来不及施展才情就不幸辞世，令人惋惜；卞之琳仍然关心试坛，扶掖后进，却吟咏极少极少。不过，他的格律体新诗自选集《雕虫纪历》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格律体新诗的复苏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力。

邹绛主编了《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后来在担任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刊《中外诗歌研究》主编期间，又给格律体新诗的研究提供条件，善莫大焉；他自己还坚持创作实践，写下了不少以整齐式为主的作品，自然明丽，冲淡平和，自成风格。1993年辑为《现代格律诗选》由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出版，是格律体新诗的重要收获。

80年代，胡乔木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发表了几组格律十分规范、严谨的带有典范性的格律体新诗，于1988年出版了他的自编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这些作品，实现了格律与诗情的和谐统一，充分显示了格律体新诗的艺术魅力，以及她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成为格律体新诗的又一座里程碑。说来真巧，其中收入格律体新诗28首，与《死水》恰好相同。其中的《仙鹤》可谓妙品，每行四顿，行行压韵，首节22行，第二节为回文，倒回去读，亦文从字顺，天衣无缝，妙趣无穷。

这个阶段，从事格律体新诗创作，并且取得显著成就的诗人还有：

黄淮是一位高产诗人，九言四顿体的创作很有成绩，此外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他对格律体新诗的组织、出版工作也有很大的贡献。

河北的浪波以八行体见长，《神游》（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就是一本罕见的八行诗集。另有诗集《故土》，200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陕西的刁永泉的《山谣》（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别开生面，作品完全采用口语和民歌节奏，诗内每节完全对称。这也应该是格律体新诗的一个路子.

江弱水是卞之琳的私淑弟子，1981-1991年间的诗作汇编为《线装的心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其中格律体居多。他在之琳先生影响下，“十分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格律试验”，其十四行诗，卞先生评为“纯正光润”。

万龙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求格律体新诗，在诗集《戴镣之舞》和《献给永远的情人》的基础上增删，于1999年出版了《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作家出版社），这是第一本按照类别编排的格律体新诗集。

十四行诗的盛行是本时期的特色与亮色。有的诗人沿用英式、意式十四行格律，有的按照中国格律体新诗的格律要求，在格律上予以变通。两者都属于格律体新诗的范畴。无论数量或是质量，其成就以唐是（+水旁）为最。他的十四行组诗《遐思——诗与美》、《幻美之旅》与叙事长诗《海陵王》都独步一时，成为新时期十四行诗的代表。

屠岸也是十四行诗的代表人物。他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者，熟悉其格律规范。国际题材是他的长项。其作品精微深邃，笔致婉转。1986年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屠岸十四行诗》是格律体新诗创作的宝贵收获。

还有一位重要的十四行诗人是浙江的岑琦。他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一共写出了500首“汉式十四行诗”，收入《岑琦诗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诗评家骆寒超在序言中称其“在约束与自由之间处理得颇有分寸”，给予好评。

其他喜用十四行诗体的诗人还有邹绛、吴钧陶、钱春绮、丁芒、江弱水、骆寒超、万龙生等。这里需要指出，那些完全不讲格律的“十四行诗”，不在本文视野之内。

(下面要写论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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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一大优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同卞之琳一样，不少研究者如邹绛、丁芒、黄淮、万龙生、程文，同时也是诗人，把理论用于创作。而有待印理论专著《新诗格律问题》的丁鲁，则是诗歌翻译家，为译诗而进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对两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

理论家同时充任选家，也是一大特色，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大有裨益。有好几个成功的范例不容忽视：许霆、鲁德俊在撰著《十四行体在中国》的同时，就编选了《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屠岸的序言和编者的后记学术性很强，对阅读具有指导意义。此前，钱光培也编选了一本《中国十四行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每首作品都附有简短评析。前有长序，后有附录（中国十四行诗人谈十四行诗）。

程文、程雪峰为了配合其专著，还按照他们的分类排列，编选了《中国新格律诗大观》（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对入选作品的格律予以简析。

周仲器、丁元、黄淮、思宇也于2005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新格律诗选萃》，由吉林大学出版。此书入选作品系以诗人生年先后为序，书前冠以周仲器长序《新格律诗探索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可以看出格律体新诗的发展脉络。这同样不仅仅是一种欣赏性读本，也是与研究密切结合的产物。

以上四个选本，比较充分、准确地展示了近百年来格律体新诗的创作成果，也可以说以创作实绩向世人宣告了格律体新诗存在的基础，并且预示了她的美好发展前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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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格律体新诗20多年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如下的事实：

一、理论研究的突破

这首先体现在研究力量的壮大。论文的发表，文集和专著的出版数量都超过了前两个阶段。不妨举几个例子：

卞之琳：《人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

许可：《现代格律诗鼓吹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台湾文津出版社）；

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

万龙生：〈〈诗路之思〉〉（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雅园出版公司，2000）；

周仲器、周渡：〈〈中国新格律诗研究〉〉（雅园出版公司，2005）……

那么，在理论研究上究竟取得了什么突出的成果呢？

首先，在文体命名上，过去有“现代格律诗”、“白话新体诗”、“新格律诗”等多种提法，去年首先由“东方诗风”诗歌论坛提出了“格律体新诗”的概念，得到了许多同道的认可，以吕进为首的〈〈新诗诗体研究〉〉课题组已经采用，该书将于明年出版。如果此名得以通用，将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便利。

其他的重要成果有：“无限可操作性”的提出与论证，对于破除格律体新诗是硬切的“豆腐干”的误解与成见，以及克服一部分格律诗作者自身的错误认识具有重大意义。由邹绛开始，尔后由万龙生、程文、孙逐明等逐步完善的分类研究，是在已有的品类丰富的作品基础上，勾勒了格律体新诗的总体框架，即把格律体新诗按照各自的节奏规律，划分为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再加上目前已经比较通行的固定诗体：四行诗，八行诗和十四行诗，这样，就组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这些诗体运用起来，的确变化无穷，真正能做到闻一多当年所设想的“相体裁衣”，体现了“无限可操作性”。由此，研究者又进一步把整齐式、参差式分别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词对应起来，把四行诗、八行诗、十四行诗分别与古代近体诗中的绝句、五律、七律对应起来，使格律体新诗在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找到了契合点，找到了源头。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其深入与细化的程度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比如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学林出版社，2001）第三部分《形式论》中，对格律体新诗作了纵向的宏观的“史”的研究；陈本益采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参照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来考察格律体新诗的节奏，写出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许霆、鲁德俊对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移植、“驯化”历史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几代中国诗人十四行诗的创作成就，雄辩地纠正了这种外来诗体“不适合中国”的谬见；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关系，对译诗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的剖析，是这一时期触及的崭新课题；程文、程雪峰的分类研究，细致到穷尽了各种字数的诗行包含的顿数的所有可能性；在诗人论领域，对闻一多、卞之琳、徐志摩、朱湘的研究相当盛行，其中不少涉及他们的格律体新诗（包括理论与创作），对其他重要格律诗人如邹绛、黄淮、丁芒、万龙生的评论也时有出现。凡此种种，充分证明了格律体新诗的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可喜进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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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纪之初的崭新局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没有诗歌”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新时期的开始，带来了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被冷落的格律体新诗也迎来了她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她复苏的开始，是一段酝酿与预热的时期。

根据现有资料，最早旧话重提的是对于格律体新诗始终不能忘情的卞之琳先生。1978年12月，他在自己的诗集，以格律体新诗为主的《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在1979年3月写的《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的长文中，他把格律体新诗的创建作为一多先生“没有完成的开端”，认为“多谈谈这些开端也就是纪念他青春长在”；并且他又借此机会详谈了他对于格律体新诗的看法，还委婉地批评了当时诗歌创作“只要求自由”的倾向。（《纪念闻一多文集》，三联书店，1980）此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他还应《文学评论》之约，写过《答读者》（该刊1980第一期），其中谈到，“去年年底《诗刊》《光明日报》，还有东北的什么学术刊物上，也有过讨论”，使他“对读者的这种热切要求感到意外”。由此可见，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一些诗歌界、理论界和一些读者也是不能忘情的。

对格律体新诗的关切，也侧面反映在第一个格律诗派——新月诗派命运的转折。本来，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甚至反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等等帽子戴得稳稳当当的，铁板钉钉，殊不知坚冰终于打破。1981年和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徐志摩诗集》和《徐志摩选集》，都是由卞之琳作序，对这位饱受诟病的诗人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徐氏一向被视为新月诗派的领袖，所以这实际上是为新月诗派“平反”的先声。而新月诗派名誉的恢复，又意味着格律体新诗命运的改变。

钱光培、向远看来心明如镜，但是在1982年还只敢用“《晨报副刊.诗刊》之群”作为新月诗派的代称（《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吴奔星先生则在1980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重评“新月派”的论文了。稍后的1981年，上海书店重印发行了那本有如“出土文物”的《新月诗选》，这是“新月”整体重现诗空的开始。也许因为是“拿来”，顾虑小些吧。1989年，在陈梦家的《新月诗选》问世38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蓝棣之编选的《新月派诗选》，还是那18位诗人，入选诗篇却达200余首；蓝棣之的长序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对新月诗派的地位与价值给予了正确的评价。同年，吴欢章主编的《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按照时间先后，新月诗派排列第四，只是把卞之琳划入了现代派，所收诗人减少了一位。不仅如此，对新月诗派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绩，发表了许多论文，对其功过做出了与昔日完全不同的论述。这对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无疑有所鼓舞。

与发生上述变化同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直至80年代中期，中国诗坛汹涌着“朦胧诗”和“归来者”两股潮流，在形式上都是自由诗占居绝对优势，格律体新诗远离主流。其后，“诗态”的演变就更加匪夷所思，新诗朝散文化、无韵化的方向疾驰而去，使自己远离时代，背离读者，格律体新诗就更是被挤到了边缘的病原菌。兴许是因为中国有着太长久太深厚的格律诗传统，历代诗人们用各种格律样式写出了世代流传的无数优秀诗作，对格律的需要成为民族的诗歌美学基因，也因为自由诗始终不能如“胡琴”那样转变为本土的民族“乐器”，所以尽管外部条件很差，建立新诗格律的理想却怎么也不会泯灭，理论的研究与诗体的试验并没有停止，仍然在艰难而顽强地前行，一直坚持到今天，终于在新旧世纪之交，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待续)

翰香盈袖

恭喜诗酒兄,完成了新作!拜读并学习ing.

孙逐明

雄文！

我们正处于第三阶段，我们肩负着从理论到实践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大家的努力将给新诗形式的成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大家共同努力罢，时代在召唤我们，新诗在召唤我们！

诗酒自娱

闻捷是以《天山牧歌》一举成名，并且始终保持前进势头的才华横溢的诗人。难得的是他的创作一开始就走着一条格律化的路子，而且越走越顺当，终于在1963年出版了以出访巴基斯坦为题材的九言体的格律诗集《花环》，轻盈优美，珠圆玉润，成为一束不可多得的格律体新诗奇葩。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他的上万行长诗《复仇的火焰》是新诗史上的罕见巨制，采用了他自己独创的一种格律样式：全部是每节四行，每节压偶韵，各章异韵，诗节内部各行呈“短-长-长-短”的节奏，符合对称规律。两个短行均为四顿，可惜两个长行未能保持五顿，有少许四顿。

郭小川以在诗歌形式上不断创新著称。他最后使用，也是最独特、最成功的一种形式被称为“新辞赋体”（也有迳称“郭小川体”的，以诗人命名诗体，在新诗历史上也许仅此一例，见吕进主编的《新诗三百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是极具创造性的一种独特的格律体新诗形式，产生了《青纱帐-甘蔗林》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曾经盛传一时，并且具有诗史的价值。按照许霆、鲁德俊的概括，其特点是诗行“化长为短，集短为长”；均为四行一节，诗节形式虽然随时变换，但是始终保持节内一二行与三四行的对称格局；因为超出一般的长度，所以每行压韵。

李季的格律体新诗创作成就主要体现于他的三部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菊花石》和《杨高传》。其特点都是借鉴民歌、曲艺的形式，加以新诗化改造。前者是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菊花石》是借鉴湖南“盘歌”，大多采用少见的“五句头”节式，二者当然都是佳作，却谈不上新诗体的创造；惟独《杨高传》在借鉴鼓词节奏的基础上，发展为一套全新的打上了“李季”烙印的格律样式，成为他对格律体新诗的重大贡献。简而言之，这种格律就是：每节四行，其中一三行七言三顿，三字顿收尾；二四行十言四顿，双音顿收尾；压偶韵。全诗流利婉转，运用自如。

何其芳不但高举格律体新诗的理论旗帜，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创作中实践自己的理论。遗憾的是，他十分真诚地面对读者的《回答》一在《人民文学》发表，就横遭批评，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他的作品与他的才情是很不相称的。不过，《听歌》、《赠杨吉甫》、《夜过万县》（《均见蓝棣之编《何其芳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是几首不可多得的清新之作，在形式上也比《回答》更臻成熟，体现了他提出的每行限顿不限字的理论。《回答》以四顿行居多，却间杂了一些五顿行。严格地说，只能算半格律体。

陈明远是诗的“异数”，这一阶段得以在郭沫若、田汉指导下学诗。198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劫后诗存》中收录的《练习曲集》，是他“十七年”的作品，节与节完全对称的不少，如《海的梦》、《我是桥》都是标准的格律体。

梁上泉深受典诗歌和民歌影响，格律化倾向十分明显，他没有接受格律体新诗的理论规范，却有许多作品与之暗合，有的作品只要稍加修饰，就可以成为中规中矩的格律诗。所以我在一篇论文中把他称为“准格律诗人”。像这样的例子还多。这一现象说明，格律是某些情况下，表现诗情的内在需要。

综观这一时期的格律体新诗，理论研究一度繁盛，有所深入，但是创作还来不及跟进，就面临严峻的现实，未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功亏一篑。对格律体新诗多种体式的探索远逊于 前一阶段。但是，到底留下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遗产，为她新的崛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