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新世纪初期中国诗歌的变数ffice ffice" />
目前，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快终结了。中国诗歌的现状与世纪末相比，有不有变化，如果有，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就我之观察，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端：
一是“二次革命”的发起。2003年，就在我们重庆，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的第一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和骆寒超先生针对新诗现状，登高一呼，石破天惊，举起了新诗“二次革命”的旗帜。所谓“二次革命”也者，就是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就诗歌而言，只是完成了载体的更新，即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而没有完成诗体的建设（其实，早在新诗初期，成仿吾就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她的状况：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留下残砖破瓦、荒废的庭院，而没有建起新的楼厦）。本此，他们鲜明地提出，新诗当前的要务是进行三个重建，即精神重建，诗体重建，传播方式重建，而诗体重建则包含三个内容：建立格律诗，改善自由诗，增多诗体。这是对于积重难返的新诗所下的一剂猛药。六年来，反对这一主张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些新诗界人士虽然大有人在，但是它仍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即将举行的第三届论坛上，这一理论将得到深化。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必将起到更大的作用，纠正新诗的弊端，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
二是网络诗歌的兴起。
如今，到底有多少诗歌论坛，有多少网络诗人，简直无法统计。网络使发表的门槛高度降低到零公分，打破了诗歌报刊的垄断地位，使被排斥在诗歌大门之外的诗爱者有了自己的活动天地、交流平台、发言讲坛，真是功莫大焉。有些诗歌界的贵族老爷因此大有失落之感，心里好不酸楚。他们也不敢全盘否定，经常用的一个辩词是“泥沙俱下”。但是他们把持的园地却堂而皇之地栽培杂草！前年，声势浩大的恶搞赵丽华，声讨“梨花体”的行动，成为不满当前新诗现状的广大网民的盛大节日。除了提供发表、探讨园地外，网络还成为普及诗歌知识的工具和贮藏优秀诗歌的宝库，对于发展诗歌文化当然也是功德无量。我相信。久而久之，网络对于诗歌的发展必将起到日益巨大的作用、深远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网络诗歌对新诗与诗词一视同仁，而没有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现象。
三是格律体新诗的崛起。
建立格律体新诗（原称现代格律诗）是中国诗坛几代有识之士的梦想。创建新诗格律的努力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除了新月派盛行的短暂时期外，它一直处在被忽视甚至被排挤的地位。如上所述，在1980年代，她又“再起”于诗坛。进入新世纪以来，拜网络所赐，她又进一步集结了队伍，壮大了力量，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显著的发展。其两大阵地是均以建立中国新诗格律为己任的“东方诗风”和“中国格律体新诗论坛”及其纸刊。除刊物外，还出版了“东方诗丛”和格律体新诗选集。他们可以说是新诗“二次革命”的生力军，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今完全可以说，中国格律体新诗的雏形已经成型，其面目已经清晰可见。它的格律的构建，完全包含了诗歌自身的文体要素，承接中国古代诗词的传统，符合中国受众的欣赏心理，只不过自由诗的习惯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一时还难以风行于世罢了。历史上，一种崭新诗体的成熟，总是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格律体新诗以其理论与创作成果向人们昭示，期以时日，其前程无量已可断言，谓若不信，不妨拭目以待。
七、21世纪的中国诗歌版图
这是我写的《东方诗丛》第二集总序的题目。我在此文中说，格律体新诗的复活与诗词的复兴，“这两个现象合起来看，也就是格律在诗歌领域的‘卷土重来’。”从当前的态势可以预测，这“来势”正当方兴未艾之时，与自由诗之每况愈下，不得人心，形成强烈的反差。何其芳早就说过，只有自由诗而没有格律诗，是一种不正常的“偏枯”状态；吕进进一步指出，格律诗是诗之正宗，自由诗充其量是一种“变体”。诗歌生存的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生态。诗歌生态恶化的时间太久，程度太深，如今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二次革命”适逢其时，实质上也就是改善诗歌生态的变革。待到“二次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诗歌生态改善之时。那时的中国诗坛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会学形成一个这样的版图呢？我设想，如果从语言载体划分，就是白话诗与诗词两大块，白话诗占优势；白话诗内部，则分格律诗与自由诗两部分，格律诗占优势。若以诗歌形态来划分，则分为格律诗与自由诗两大块，格律诗占优势；格律诗内部，则分为新诗与诗词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
关于这个“版图”问题，意已尽矣。但是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自由诗与诗词发展方向之己见。我以为，自由诗面临的问题是“改善” ：就是改变目具体而言，则是要有鲜明的节奏，不要再视韵律为寇仇，为罪过，不过诗行的长短可以伸缩自如，押韵也无须那么严格而已。而诗词面临的问题是改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且不说内容，今人所写的诗词，必须表现今人的见闻与情感，而有异于古人。作为诗词载体的的文字当然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渐变。今天的诗词用语，最好是浅近的文言，避免古奥；方言俚语，只要不伤大雅，不违格律，尽可使用。今古语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故用韵尽可依今；仄声已经消失于当代普通话，也不妨在其“新址”入户，而不必拘泥于“原籍 ” 。当然，愿意一仍其旧者，亦有其自由。实际上，目前诗词界已经尊奉“双轨制” ，各行其道，互不干扰，甚善！不过，要说发展趋势，我斗胆放言，新声韵恐怕会命长些。
20世纪的诗词至今备受歧视，没有享受公平的待遇：各种现代、当代文学史汗牛充栋，可诗词就没有入史的资格；国家级的文学大奖也没有诗词的份；各级作协大都没有把诗词的传承、发展而繁荣纳入自己的工作计划、议事日程。相信这些问题在新的世纪里都会逐步解决。
还需要说明，这个“版图”问题，只谈诗体，而没有涉及题材、风格、流派、技巧以及诗人学养、襟抱等等对于所有诗歌都普遍相关的问题。过去经常批评“形式至上”、形式主义，而不懂得对于诗歌而言，形式也是其内容，其重要性甚至会达到“性命攸关”的程度！新诗“狗嫌猪不爱”的处境就证明这不是言过其实。“形式也是诗歌的内容”，这可是吕进的创见，而不是我的发明。当前，新诗已经病入膏肓，简直到了“诗将不诗”的地步，如果不完成新诗的“诗体重建”和“精神重建 ” ，说这个危重病人“预后不良”决非危言耸听。
附记：11.8-9日，在西南大学参加汉诗试论名家国际论坛，读到潘颂德先生的论文《新诗丛谈》，他提出新诗经历了三次危机，与本文的论述完全吻合。看来，这是科学的结论。如今新诗正处在第三次危机中，且看她如何度过？“二次革命”效果怎样？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待之以时日，吾辈正为其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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