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子

六
1982年初夏，结束了三年的学习生活，我回杨柳垭厂里上班了。
去时孑然一身，回来时有了妻和吃奶的儿子，还有了张四川电视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
儿子是1982年4月，我在武汉参加毕业实习时诞生的。接到消息，急忙向带队老师请假乘当天火车赶回。
进门放下行李，走到床前撩开蚊帐，便见一个比小猫大不了多少的婴儿蜷缩在妻的身边，皮肤红红的，头发又黑又密，露在外面的脚趾头恰如一位小朋友的描述——“四颗豌豆一颗胡豆”。
当地有这样的说法：怀孕时常看什么样的娃儿，自己的娃儿生下来就会像什么样。左邻右舍公认李家w娃子长得乖，妻怀孕时就拿w娃子作标准，得空就去李家串门。当妻把熟睡中的婴儿埋在怀中的小脸轻轻扳过来让我看时，我压住狂喜低声说：“哎呀，比w娃子还要乖得多嘛！”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被这个小猫般惹人怜爱的婴儿完全俘虏去了。
就在那一刻，我变成了肩扛重大责任的爸爸。就像一场接力，我从父母那儿得到的爱，现在要一一转给他了。
每天被闹钟催起，人还迷迷糊糊的就习惯性地爬起来，担上一担白铁桶急急出门，走过整个厂区到锅炉房担回一担开水，兑成一大盆热水给儿子洗澡，妻给儿子穿衣时，就抓紧在澡盆里洗儿子一夜积累下的尿片。
订了《父母必读》杂志，还买了一大摞《育儿指南》之类的书来认真研读，懂得了孩子应该怎么吃怎么睡怎么打针吃药怎么发展智力发展好习惯，有理论有实践，真是想不成个育儿专家都不行了。
那时还没有“学步车”之说，儿子初学走路时，我认为应该有这么个玩意儿来帮助他。即依“大家拿”成例，买来万向轮自己去车间动手做了一个。起初转起向来不太协调，东改西改折腾好多次，最后总算成了功，达到了预想的使用效果。
当时杨柳垭没有公交车，这是令我们最为苦恼的一个大问题。儿子闹起毛病来，到了两个单位的医务室都不足以令人信任时，便必须立即抱上他往将近五公里外的专区医院赶。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太阳多狠多热，无论天色多晚人多疲惫，都必须立即这样做。
有一个炎热的夏夜，九点多才看完病背着他从专医院出来。走到铁桥头实在太累背不动了，见有人卖沙发，说是买了可以用板板车送货。就立即买了一套，让儿子在沙发上坐稳，就着月光，随板板车步行回到杨柳垭。
那些年月里，傍晚时分带着儿子出去散步，乃是一天中的最大乐事。起初抱着或是背着他走；随后在学步车上做了个座位把他安顿好推着走；然后是他扶着学步车自己走；再后来牵着走，累了就“打马马尖儿”骑在“老汉（儿）”肩上。“老汉（儿）”驮着儿子，乐颠颠的，疯癫癫的，与别的“带儿婆”毫无二致。
可我不仅是一个“带儿婆”，还是一个花工厂出的钱读了书，自认为学到了本领回来准备为它效力的职工。
更何况我还是一个杨牧的崇拜者，深受《我是青年》的影响，要用自己“中年和青年双重的肩”，担起“振兴中华的一份责任”。曾满怀激情写过一篇题为《从十八岁开始》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鼓励别人说：“抹掉这黑暗的一段痛苦的一段，重新出发，从十八岁开始吧！”这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契合着一句当时的流行话语——“把被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可以说那时的我天真烂漫，也可以说那时的我好高鹜远，还可以说那时的我野心勃勃——竟然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当不了文学家就当政治家，当不了政治家就当企业家，当不了企业家就当发明家。
文学家是肯定当不上了，怀着满腔激情奋笔写下的一大沓稿子，别说发表，就是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中，都没人有耐心把它一行行读下去。
政治家就更不说了，在咱这儿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之所以生出如此妄想，实在是缘于一种巧合——八十年代初惊喜万分地看到，自己自懂事以来的种种想法种种愿望竟然都一一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中，随着时间推移，一一变成了现实！
最初几年，上面坐着位置的积极推行新政，下面占着位置的却在消极观望甚至或明或暗进行抵制。一位和我一样嫌变得太慢的朋友信中叹道“中层板结，如之奈何”！更有甚者，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告之，每逢一三五下午他们单位学习，会议室里发出的便是一片不满之声，其势汹汹，只差没明白说出“他们搞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这话了。
重钢有位技术员白智清在“批邓”高潮时勇敢地站出来，说中国现在而今眼目下，只有按邓那一套搞才有希望，被当局抓捕下狱。我视他为心中的英雄，一直关注着他的命运。原以为这样有胆有识有才的人物，经历了严峻的生死考验，实乃不可多得的“国士”， 在除旧布新的大时代里，理应受到礼遇受到重用。结果看到当局对他的处理只是不再追究，出狱平反回原车间上班而已。
看清了这件事，就彻底打消了“政治家”之类妄想。但我还是一有机会就鼓励有条件的朋友都去入党，认为“正派的人进去多了，党就会变得正派”。今天来回想，又何尝不是一种妄想！
至于“企业家”，那时它还完全附着在党国体制中，有“区营级”、“县团级”乃至“地师级”之分，其意义和“政治家”并无两样。一个连党团门都未曾进得的普通工人要想进那个门，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依照当时的流行话语，想要“从我做起”，拿自己“中年和青年双重的肩”，去扛一份责任，似乎只有最后的“发明家”一途了。

海棠依旧

夏子老师的文笔老道，使人如亲临一般，有惊心动魄之感，那个自己咬自己尾巴的年代太恐怖了。
为夏子老师和花间这对老乡感到高兴，原来彼此的距离这么近，茫茫人海，不容易啊。

花间莺语

回复 18# 夏子


    真是老乡呢！幸会！

夏子

回复 17# 花间莺语
来凤路我那时每天走好几遍呢，地区交通局就在这条街。
:handshake 问好花间，为有你这样优秀的老乡自豪！

花间莺语

“达县”、“南门河坝”、“州河”、“红旗大桥”，这就是我的童年呀！夏子老师还记得达县的来凤路体育场吗？记得来凤路尽头是中医院。我外公外婆的故居就在体育场旁。上小学时，我才随调动工作的母亲迁到重庆。为了这份故乡情结，远握夏子老师!

夏子

五
1979以来，“平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成了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汇。
一个“斗”字从头至尾贯穿这个国家的前三十年，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为它划上一个句号。三十年里，这台国家机器如同一位著名苏联作家的描述，“像一头凶残的爬行动物，吃光了周围所有活物，又回头咬自己的尾巴，一节一节往上咬……”
到了高层、最高层都被它咬痛咬伤甚至咬死的时候，就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历史的节骨眼上，一位可敬的老人，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气慨站出来，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三十年铸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千钧铁闸，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浩荡潮流。“平反”成了一道中国特色的社会风景，一场延续多年的人民盛宴。
身边第一个平反的，是“张胖儿”的爸爸。
他爸当年只因说了句“公共食堂办不得了”，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副专员贬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新华书店营业员。书店就在我常去游泳的南门河坝边，他家就住书店楼上。我常应邀去他家玩，称他爸为张叔叔。对张叔叔这种为民请命的人，心中怀着一种天然的敬意和好奇，时常主动和他搭话，希望了解他走过的人生道路。他却如惊弓之鸟，深锁心扉，少言寡语，只和我谈油盐柴米、今天天气之类话题。
1979初夏的那一天，正上着课，张胖儿兴奋地跑来把我叫出课堂，报告了他爸爸平反的好消息。待到下一次去南门河坝拜访，他家已搬回阔别二十年的行署大院，进门有了诸多登记盘问，去了一次便不想再去了。
那之后，家族中被打入另册多年的几位前辈也赶上这场盛宴，相继平反了。
最先是幺舅被“改正”，结束了二十多年“右派分子”的苦难历程，安排到威远中学任教。妻儿老小一家统统从农民变成了城里人。
1957年他是西师物理系大四的学生，只因替某右派抄了张大字报，加上家庭出身“地主”，运动接近尾声，系里的右派还差一个才够数时，就顺理成章把他补了上去。
还未进入社会，幺舅的人生就开始了遥遥无期的“改造”。先是工厂苦力，然后是长寿湖农场劳教分子，最后被“安置”回威远乡下。外婆也在同时从成都被驱赶回乡，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右派分子” ，母子两“黑”在一起，相依为命。
1967年冬，妈妈回威远看望他们，走时幺舅因有一批存放在重庆一孃家的书籍要去拿，和妈妈同行。火车站人太多秩序太乱，无法买到车票，姐弟俩随人流挤上了车。一路上幺舅都在为两人“无票乘车”而焦急，为了补票，每停一个站，都要拼命挤出去，汽笛一响，怕赶掉车，又赶紧无功折返。
讲到这里，妈妈曾作这样的感叹：“你们幺舅这么老实本分一个人，怎么会是右派分子嘛！”
“宣传”太可怕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变成真理”！在那个时代，凡是喇叭里响着的报纸上登着的，无论如何荒唐悖谬，都能无一例外的成为“亿万人民的心声”，连我妈妈这样的人对“右派分子”的认识都是如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不被踩进十八层地狱才怪呢！
随后平反的，是大姐夫。
电大头一个暑假里，他从开江乡下发来电报，请我某日去车站接他，并代买去通江的车票。他的案子平反了，为照顾家庭，组织通知他去大姐工作的通江县报到听候安排。
他是1949后开江第一个共青团员，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文革时官居成都军区直属独立营教导员。他笃信共产主义，笃信“斗争哲学”，与家庭的界限划清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给他老父的生活费不直接寄回家，而是先寄到当地党组织，由党组织视其父“改造表现和生活需要”来支付。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因营区办公楼一张毛泽东画像被一瓶偶然倾倒的墨汁污染，便被组织毫不留情地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押送回乡“改造”了十年。
十年里，不知他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沙坝场人民公社那个治保主任不知心有多黑手有多狠，令他一提起便切齿痛恨。
他用这样长的时间“下乡蹲点”，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算是真真切切弄清了中国农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记得那天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农民啥都不缺，就缺个碗心肝 。
我对他说：“你这样的人重新出来担任领导，真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福”。他回答：“当领导？我苦头还没有吃够嗦，还去干那个！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按时上下班按时领工资的仓库保管员”。
经他力争，果然如其所愿，在县养路段分得了一个如同仓库保管员般不问是非稳吃皇粮的职务。
幺舅和大姐夫的平反还算顺利，二叔的案子难度就大了许多。
记得是1982年初夏端午节头天，一大早就接到由城里大众旅馆打来的电话。
来电话的是从未谋面的二叔的女婿，他说“我和你二叔从开江赶来昨晚住这里，我马上要去赶火车回攀枝花上班，你二叔在旅馆门口等你下来”。
二叔年过七旬，几十年未出过门。女婿此刻把他一个人撂在那儿要我接手，天大的事也不由分说，只能服从差遣了。
上次见到他老人家，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他牵着一条水牛在路边吃草，人和牛都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大饥荒接近尾声，他的大哥我的爸爸饿死已近两年，他却奇迹般熬过最难熬的关头活了下来。
记得当时他叫住我说了很久的话，把他赖以活下来的秘诀一五一十告诉了我。原来，看似已毫无利用价值的玉米秆中，还隐藏着可以充饥糊口的淀粉，只须先把玉米秆用石灰水长时间浸泡，然后捞起来反复捶打反复过滤，最后沉淀结成的块状物就可以用来和着野菜煮成救命的糊糊了。饥饿逼着他开动脑筋，反复试验，摸索出这样的工艺来，救了他自己和一家人。后来他两个儿子靠开粉坊致富，其超越同行的技艺，想来也应来源于此。
二叔年轻时也算得沙坝场一个人物，去外面读过书见过世面，还当过一段时间沙坝场的乡长。四九年后他这一级的民国“基层干部” 基本上都在第一波“杀关管斗”高潮中被杀掉或者关起来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躲过这一劫而且在本乡谋到个小学教师职位的。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肃反时还是给他定了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从相隔十几根田坎的学校开除回他的院子去接受贫下中农管制。
赶到旅馆，远远地就认出了他，虽然也很瘦，比起二十年前还是要好很多，只是背已非常佝偻，步履已非常艰难，初夏时节还穿着厚衣戴着呢帽。杵着的拐杖上系着一个装开水的麦乳精瓶子和一个用铁丝穿起来的空罐头盒子，边走边互相磕碰发出响声。他说自己患肺气肿，经常要咳要吐，怕外面的人讲卫生嫌他，专门准备了这么个罐头盒吐痰用。
问了他的来意，才知他为了平反肃反运动的案子，自1979年以来就向开江公检法诸部门申诉，折腾两年才晓得找错了庙门，自己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没在公检法任一部门立过案。回头再找文教局，被反来复去推诿忽悠转眼又快一年。风烛残年，来日无多，如此下去如何是好。苦思冥想，最后想到地区电影公司经理D××是伍家隔房的女婿，算得上亲戚了，虽从无往来，眼睁睁地看着前门走不进去，怎么着也要去试试这个唯一的“后门”，否则今生死不瞑目。
电影当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令这位掌管电影票大权的亲戚成为达县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这人却一向有又臭又硬的毛病，来达县近二十年，从未想过要去认这位亲戚。有次厂里一位身为地委宣传部长连襟的X姓同事拿着部长字条邀我一起进城看电影，曾与D面对面握手寒喧。从他手里接过电影票时心中还在得意暗笑“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
凭我的感觉，认为D这人一贯很左，二叔病急乱投医，恐怕不会有多大希望。可看着他老人家的悲壮气慨，又不敢泼冷水，只能抓紧时间搀扶着他，走过大街小巷，来到电影公司D经理办公室。
D经理那天的态度令我非常意外非常感动，他听二叔说完后，竟然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戴上个草帽就和我们一起往地区教育局走。
地区教育局办公室几位官员耐心听完二叔的陈述，传阅了他的诉状，个个面露难色，却驳不开D经理的面子，禁不住他滔滔不绝的公关演说，磨了一个多小时后，估计是办公室主任的那位开口道：“你老人家这种情况我们实在没法给你解决，但既然远天远地赶来了，还是写个条子带回去，请本地政府再研究研究吧。”于是展笺提笔写了几句，盖好公章交给二叔。记得那几句话是这样写的——
开江县教育局：兹有你县原××小学教师×××前来我局反映×年×月因……被开除公职现要求复议改正一事，请你们认真调查研究，按党的政策予以处理。
谢了D经理，把二叔带回杨柳垭住了一夜。第二天过端午节，吃过粽子后，他就急匆匆赶回去了。
本以为地区教育局那张敷衍他的条子不会有啥用，殊不知他拿着这么根“鸡毛”回去，人家还真把它当成了“令箭”。才一个多月，问题就一一解决了，二叔的身份由土里刨食的乡下农民一下子成了闲居乡下的退休教师，他的晚年，令那些曾经整他的人管他的人又是嫉恨又是羡慕。
把另一件案例和二叔的摆在一起，可以看出县里其实有着很大的裁量权。
开江有个极左左过头，把自己左进了监狱的风云人物，当时也来赶这难得的流水席。
此公六十年代初任开江××中学校长，因模仿其手下教师笔迹制造“××中学反革命集团案”，致多位教师入狱。其中有宁死不服者数年坚持申诉，终获复查，因其手段过分拙劣幼稚，该校长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判刑入狱。出来后，靠打零工为生。平反高潮中，他也去要求平反。诉状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多数人同情他的落魄处境，为了“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使他“有碗饭吃”，竟然就要将决议付诸通过了。关键时刻，当年受害人之子闯进来大呼：“你们要给×××平反就先把我老汉（儿）重新抓进去吧！”所有领导见状无一人敢则声，此事方才作罢。
从二叔几年奔走求告四处碰壁的情况看，尤其是那天令地区教育局官员们左右为难的情况看，他的平反与幺舅和大姐夫不一样，应属可办可不办，不办说不上违背了多大个政策，办了却有一定政治风险的案子。爸爸的案子可能也是这样。
爸爸的平反问题自1979年末，就以所有子女的名义向开江公检法及教育等部门申诉。因所有申诉人全在外地工作，几年下来，虽经信函电报密集轰炸反复催问，仍是泥牛入海无任何消息。
二叔平反之事使我对衙门有了一定感性认识，反思自己凡事直来直去，只晓得走正道进前门，不改变一下将会被拖到何年何月，如何面对冥冥中看着我的父亲！
老友S与开江官场联系较多，向他讨教。他古道热肠，径直就去找了他的朋友，时任县法院某庭庭长的L，终于将爸爸案子复查之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年5月，开江县法院出了个“刑事裁定书“，推翻1958年的判决，对已逝去二十三年的父亲“宣告无罪”。
终于得到这么个说法，算是勉强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

夏子

回复 12# 暮雪


    老师实不敢当！欢迎暮雪文友光临！:handshake

虞廷

回复  西苑居士


    确实，我每次能勉强交卷的文章都是“憋”出来的！
夏子 发表于 2012-7-6 10:03

是啊，憋足了气，不吐不快，就一气吐将出来，我也是。

夏子

回复 10# 西苑居士


    确实，我每次能勉强交卷的文章都是“憋”出来的！

暮雪

来读老师好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