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子

4 厂里有位师傅辈分的
“小李子”

李师傅与李老工人、张老工人等资历不相上下，都是大跃进年头参工的同辈师兄弟。但他和他们在很多方面似乎又不大一样。比方说，他这位堂而皇之的老工人竟然被很多人径呼为“小李子”。
呼他为“小李子” 的最大群体是通州的广大球迷，其次便是地委以及地级单位一些有资格坐小车的领导和他们的司机，在厂里则只有吴老当一个人这么叫他。
李师傅是厂队主力，他那灵活的腰肢，机敏的反应，加之一米八几的颀长身材，让他在球场上如鱼得水，占尽便宜。在厂队连克三支县代表队的比赛中他神威大发，屡投屡中，连连得分，一举成为通州球迷热捧的明星。灯光球场上一场球打下来，第二天街头巷尾以及各单位的车间、办公室到处都会有球迷们热烈的议论，球书记、巴杆、小李子，这是球迷们必然要提到的名字。
除此之外，他还是厂里唯一订阅过《汽车》杂志的人。这份刊物文革开始就停刊了，他把几年间收到的杂志按年头装订成册，珍藏起来，秘不示人。有一次我远远看见他和地委一位司机站在仓库领料台前，翻着厚厚一册合订本，眉飞色舞说着什么，待凑上去想见识见识时，他早已神秘兮兮地把书收了起来。
在车间，他拥有一个从捷克工程车上拿下来的折叠式工具箱，还有两个大家公认最为灵光的徒弟。熟识的司机来了，车还没停稳李师傅便迎过去，用油腻的手在人家鼻子上抹一把，亲亲热热问一声“王保长，你娃还没死哈？”。但他从不开荤玩笑，尤其在有女人的场合更是这样。他老婆是个严肃的女人，不能容忍从他口里说出脏话来。
李师娘姓马，我们都称她“马老师”。马老师是厂里的仓库管理员，身材干瘦，不苟言笑，讲一口地道成都方言，字写得很流利，配件业务也熟，听说下厨洗衣也是把好手，李师傅似乎很服她调教。
在他们那辈师兄弟中，李师傅人最年轻技术最拔尖。傻大黑粗的卡车很少派给他修，他修的主要是首长坐的小车。有人背后议论他“洑上水”，说是地委几部“华沙”、“伏尔加”几乎全被他“猴去 ”了。其实这话说得有点冤，以前这些车都是他师兄华师傅去地委大院修，有一次华师傅保养一部华沙车，用砂布将一片片钢板除锈后拿张锯片往上抹黄油，司机认为锯片对钢板有损伤，要他用手抹，华师傅不干，司机跑去对机关事务局的领导说“那个姓华的野蛮操作”，从此就不要华师傅去地委大院修小车了。李师傅并没有乘机主动争取这份美差，而是他们找去找来，没有更合适的人，才找李师傅去的。开头研究时，都认为技术方面小李子不成问题，但他老汉是死在监狱里的，政治条件不过关。回头再请华师傅，他却拗起了，声言好马不吃回头草，死活不肯再去。工交政治部的秦部长也是灯光球场的常客，他说小李子我早就认识，技术过硬，表现也很好嘛，修个车要那么高政治条件干啥呢！
进地委大院修车，不光表明组织上信得过，是个荣誉，也是个实惠，可以在大院的小卖部买到一些外面根本见不着的东西。街上凭供应票一个月几两的糖果，这里可以随意买，尤其稀罕的是“恒大”、“上海”这些香烟，外面早已绝了迹，在这儿居然敞开供应，真的是“象征身份地位”呢。厂里很多人眼馋想买，李师傅似乎只乐意帮球队几个哥们的忙，别的人只得转而托他的两位徒弟。
地委的司机个个神通广大，不知是谁跑了一趟，轻而易举就在车辆监理所为李师傅办好了驾驶证。拿着这个驾驶证，李师傅几年后便离开车间，去检验科当了个试车司机。
1976年9月9日那天下午，广播里播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去世消息时，车间里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跑到空旷的操场上听广播。李师傅却一个人钻在操场边一部解放牌卡车下面，挥动五磅榔头，使劲捶击后钢板销，发出巨大的“当当”之声。喊了几次都没听见，还是他的大徒弟跑过去，才使捶击停止下来。事后他自己解释，当时是“在专心做活路，没有注意到周围情况”，很多人却认为“可能他猛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太激动了吧”，他的一位喜爱上纲上线的师兄甚至说“可能他盼望这个消息已经很久了吧”。
李师傅当时究竟是个什么心情，现在已难以猜度，也没有弄清楚的必要了。我只是隐约觉得，他这位师兄以及其它许多人的猜想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当天晚上，他自撰了一副对联贴在自家门口，上联是“毛主席永垂不朽”，下联是“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想到第二天大清早王书记就急火火跑来，把他门前那两条白纸揭走了。原来是隔壁那位师兄晚上出来上厕所，借着月光看清了那些字迹，穿着背心内裤就跑去敲门报告了王书记，说李某某写对联挖苦毛主席。
一天中发生的两件事联系起来，又成了杨柳垭新的阶级斗争动向。李师傅被政工科宣布停工写交待，要他“深挖自己思想最深处的反动根子”。他的师兄们也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写大字报揭发他参工十八年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远的说他六零年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偷吃馒头，近的说他试车时故意把卡车翻进贫下中农的秧田，还有人说他保存有反动老子的照片，更有甚者说他利用打篮球腐蚀拉拢已调走的领导吴老当，利用修车的机会腐蚀拉拢地委的革命司机，想要混淆阶级阵线，复辟变天。
舆论沸沸扬扬，满以为杨柳垭又有好戏开场，却不料锣鼓声忽然打住，灰溜溜的李师傅又回检验科试他的车去了。
后来知道是秦部长发了话：“对联那是咬文嚼字臭文人的东西，里面深奥得很。小李子什么文化？小学都没读得完，晓得写对联挖苦毛主席吗？”

夏子

3 “一打三反”时，出了个震惊杨柳垭的
活塞事件

李老工人与张老工人是引擎车间两大巨头，大跃进时地区成立钢铁运输公司，把他们从乡下招来，送到重庆一家厂子培训，学到了修理汽车的技术。六二年钢铁运输公司下马，撂下的厂房和职工凑成个新厂，他们二人便成了杨柳垭汽修厂起根发脉的始祖，三十来岁就被尊为“老工人”，车间里几十号人干的活儿合格不合格，全由他俩说了算。
身负如此重任，李老工人却从没个严肃样，涎着一张脸，与任何人都有玩笑开。早上万老头端着茶杯子从引擎车间路过，他会怪模怪样地两手拍屁股，憋着嗓门学公鸡打鸣嘲笑他：“喔喔喔——万老师傅天都亮了还硬不起来”。万老头则以“刘车盘”之说予以回敬。这刘车盘是李老工人县里的司机，常常顺路给他家捎煤。万老头有次惊诧诧跑来对李老工人说：“你婆娘抱那个娃儿是你的吗?我咋越看越象刘车盘哟！”
因为乱开玩笑，李老工人的“师道尊严”早已荡然无存。有一次他的一位女弟子在车间掏出奶头给孩子喂奶，他竟嬉笑着说：“大姑娘一对金奶奶，嫁了人变成银奶奶，生了娃儿就是对狗奶奶。”这位女弟子又羞又恼，拉下脸予以回敬——“原以为你老师傅长个人嘴巴，今个(儿)才晓得你老师傅长的个狗嘴巴”。
但李老工人从不找张老工人开玩笑，文革前交通系统技术大比武，李老工人拿了个“判断故障能手”称号，张老工人不服，去工业局反映他作弊，从此两人一直打肚皮官司。
张老工人认死理，文革初期说什么也不相信“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里辩论那里辩论，被造反派戴上“小爬虫”的高帽子游街，吃了不少苦头。成立革委后，吴老当让他当民兵排长，领一排人早起操练。他总是不等起床号响便一个个敲手下人的门，吵得单身宿舍不得安生。跑步时，他的动作与众不同，曲肘半握拳齐胸，手心外翻九十度向上，还以此为标准纠正别人，惹得大家都去反映他“军事不合格”。有一次车间开会，他自告奋勇起音唱样板戏“临行喝妈一碗酒”，本想把窝儿加园 ，来句京腔念白“谢谢妈！”脱口而出却成了“你你妈妈”，害得大家边唱边笑，把个革命样板戏糟蹋得全走了调。
一起参工十几个师兄弟，唯有张老工人的“家属”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这一点最令他感到骄傲。他老婆原在搬运二社拉板板车，蒙吴老当照顾，调来杨柳垭当油漆工。这份工作很是实惠，虽然每天要闻那酷似热带水果清香却对人有害的香蕉水 味儿，但沾这味儿的光，每月有两斤猪肉两斤黄豆一斤白砂糖半斤菜油的健康补贴，还可以把打磨油漆用过的砂布捡回去，搓洗干净补衣裳。张老工人的工作服膝臀肘三大易损部位都被他老婆缀上了结实耐磨的“三角牌”砂布，一家五口的内裤也用“三角牌”砂布联成。但那些内裤不能晾出来见天，因为那上面“粒度1000”、“×××金刚砂布厂出品” 的字迹洗不掉，吴老当认为有碍观瞻。
“一打三反”节骨眼上，引擎车间一副活塞放在工具间不知怎的破了一只，引起军宣队高度重视。陈排长刚学了“六厂二校清队经验”回来，热炒热卖抓案子。按照文件里说的那个机车车辆厂揪出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案法，首先列出这副活塞从进厂到损坏的全部流程，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员：采购员、司机、仓库管理员、领料技工直到检验员张老工人，再加上虽未介入流程却持有工具间钥匙的李老工人共九位找来办学习班。经过三天学习，排除了其它环节上发生损坏的可能性，断定活塞是在工具间里被人用锤子砸破的。于是嫌疑集中到李老工人和张老工人身上，因为只有他俩才有工具间的钥匙。
张老工人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没干这事，也绝对不可能干这事。理由只有一条，“我家三代赤贫，亲戚里连个中农成份都没有！”
李老工人则说就是有人拿刀比着脖子，他也不会干这对不起毛主席的事。他家自清朝咸丰八年逃难到通州，五代人代代帮工，吃不饱穿不暖，前后共有十人饿死。是毛主席来了他家才出了他这么个有技术的工人，月月有钱领回家。
陈排长决定利用矛盾，采取“背靠背”战术，分别找两人谈心，想从谈话中发现破绽，找到线索。两人却都一口咬定自己没干，也不知是谁干的。陈排长便启发他们“跳出一时一事”，从十多年的共事经历中，去想想对方的“全部历史全部表现”。
李老工人突然想起有天晚上路过张老工人家，听到他家收音机里突然冒出一声“共军！”
张老工人则认为李老工人在学习班上说自己家里十人饿死的话里隐藏着对党的刻骨仇恨，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九六零年饿死的。
军宣队马上作了调查。
张家有部“红灯”牌收音机，旋钮大权掌握在丈母娘手里，别说三个娃儿，就是张老工人两口子都不敢动一下。
丈母娘解放前靠洗衣为生，其夫是搬运工人，文革前病死，收音机是他在世时买的。丈母娘说她晓得旋钮连着“敌台”，事关重大，“搞不好帝修反就进了屋”，一直将它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置，十年了动都没动过一下。陈排长细看那部收音机，调频旋钮转动起来十分滞涩，旋钮上方积的灰尘已难以擦去，一看就知道张家人没讲假话。
那这声极为恶毒的“共军！”出自何处？
正在理不出头绪时，李老工人主动来汇报，说是他可能错怪了张老工人。原来头天厂里放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他看到一撮毛指着杨子荣对座山雕说“…他不是胡彪，他是共军！”顿时明白了那晚收音机里“共军！”的出处。
李老工人的父亲是怎么个死法很快也有了结论。档案里查到一份李老工人“四清”运动中写的检讨，说自己“三年自然灾害时经不起考验，父亲得肿病死了后就私自跑回去种南瓜养兔子，认为当工人划不来……”
陈排长花了一个晚上时间研究那份档案，清朝的事儿那上面没记载，李家饿死十人的事无从核实，重要的是，李家并没有人在六零年饿死。李老工人的父亲六零年系死于肿病，档案里白纸黑字记载得明明白白。
“活塞事件”不了了之，杨柳垭的生活一如既往。
李老工人依旧嬉皮笑脸，边干活边开些上不了桌面的荤玩笑。张老工人照样不听劝说，领跑时两手半握拳齐胸，手心外翻九十度向上。两人共同掌管着车间最为要害的工具间，进进出出装作没看见，你不理我我不理你。

夏子

2 吴老当总爱自行其是，上面要“抓革命，促生产”，他却一门心思
“抓猪肉，促生产”，怪不得他的官越做越小

成立杨柳垭汽修厂革命委员会时，吴老当是唯一的副主任，主任位子空在那里。据说上面认为吴老当原则性不强，要当一把手，还得再考验考验。
吴老当成为“老当”之后已过了两次运动，两次运动他都挨了批。四清挨批为的是粮食政策，文革挨批为的是阶级路线。
四清前，吴老当分管厂里的生产。上级安排加工一批水轮泵零件，任务急，天天晚上加班。工人粮食定量不够，下半夜常有人饿得晕倒。吴老当吩咐伙食团先莫管定量不定量，做点馒头稀饭送到车间给深夜班工人吃，落下窟窿由他慢慢想法补。结果拆东墙补西墙怎么也补不上，不得不在职工花名册上做假，虚报高定量工种人数，骗过粮食局，才把事情抹平。四清运动中揭出此事，吴老当成了个“四不清”干部，一次次上台检讨交待。好在那些虚报的定量来龙去脉清楚，他自己一个馒头没吃一口稀饭没喝，又有工交政治部秦部长说他是“好心办坏事”，才得以“洗澡”下了“楼” 。事后杨柳垭流传一段顺口溜，不知是嘲笑他还是为他鸣不平，说是“白馒头、热稀饭，大家吃了我一个人站”。
要命的阶级路线错误又是怎么犯的呢？文革前，酷爱篮球的吴老当受秦部长之命率通州地区工交队去涪州赛球，结识了涪州工交队的台柱子“巴杆”。他爱才心切，竟搬上秦部长作说客，跑几趟涪州作工作，把巴杆调来麾下。厂队有了巴杆，实力大增，在灯光球场上创出奇迹，接连击败了三支县代表队。一时间，“三顾茅庐请巴杆”成了通州球迷们津津乐道的美谈，吴老当也由此得了个“球书记”的雅号。谁料调人时他脑壳里少了根阶级斗争的弦，没细看档案，只知巴杆之父在省政协工作，不知老爷子乃是“起义人员”，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师长。“文革”一来秦部长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老当成了“秦××黑线得力干将”时，“重用国民党师长的少爷”便成了活生生一个“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例子。
吃了这么多亏，吴老当却没怎么吸取教训，刚“解放”出来“结合”进革委，手里有了权，马上把贬到锻铆车间甩二锤的巴杆调到工会当文体干事，让他名正言顺带年轻人练球。政工科下县里招工，有个篮球苗子各方面不错但其父是右派，罗科长不敢做主，打电话请示。吴老当马上乘车一百三十公里赶去，搞一场球赛让那小伙子上场，半场未打完，就拍板把人收下了。
厂队重新活跃起来，频频出现在市里的灯光球场上。隔三差五还邀外单位来杨柳垭友谊赛。厂里的球场用油漆重新划了线，篮板、篮圈、篮网都换了新的。每天从早到晚，球场上“砰砰”的拍击声、“瞿瞿”的哨子声不绝于耳。大伙吃饭谈篮球，上班谈篮球，开会还谈篮球，厂队每场比赛都会成为杨柳垭好多天的热门话题。
吴老当球友遍通州，那阵子个个礼拜天厂队都要驱车上百公里，应邀去各县赛球。铁杆球迷李科长精心掌握着生产进度，不早不晚，一到礼拜六准有一辆大修车竣工调试完毕，充足电加够油，星期天一大早出发“试长途”。去的人除了球员，还有呐喊助威的、抱衣服提开水的、赶自由市场买鸡蛋水果的，把个车厢塞得满满当当。刚修好的车没有蓬，冬天寒风刀子般往衣缝钻，夏天太阳晒得人脱一层皮，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变天下起暴雨来，一车人便淋成落汤鸡。这苦这罪自己找来，心甘情愿。越是狼狈不堪，大伙越觉刺激过瘾。吴老当颇有绅士之风，凡有女士同行，一定让出驾驶室，挤进车厢和大家同甘共苦。
去县里赛球，总有伙食团长同行，任务是搜寻高脂肪高蛋白的“紧俏物资”。先去农贸市场转，再找当地球友开后门，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星期天赛了球，星期一一定有餐加。分发餐券时，吴老当会亲自去车间，把一张张餐券递到工人手中，拍拍肩膀说一句“吃饱了给我好好干！”
要让几百号人“吃饱”可不是件容易事，粮食局、食品公司、糖业烟酒公司、蔬菜公司每个月就给那么点点东西，离“吃饱”远着呢。为了这句说出来十分带劲的话，吴老当使出了浑身解数。
通州地区十一个县，修汽车的地方只此一家，三天两头常有人求上门来。接待客人时，吴老当会毫不客气地提出交换条件——“林场的车吗？带点板栗核桃来嘛。没有？木料也行。”(再拿木料去换次品罐头)“食品公司？带几条羊怎么样？大点的，我有几百号人呢。”凡有搞到“进口货”的机会，吴老当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一次，麻柳场来的新工人黄成菊在车间谈她的回家见闻，用右手掌作刀状比着左肩说：“我们街上的猪蹄子好划得来哟，是从这儿砍的。”这话令大伙足足笑了半天，很快又传到吴老当那儿，吴老当一问，原来黄成菊的叔叔是镇食品经营站的站长，那“划得来”的猪蹄子正好归他管。便派黄成菊回去谈交易：拉一车煤给食品站换一百斤猪蹄子，平价对平价，各算各的钱。
首次煤炭换猪蹄子之行，黄成菊家煮了过年舍不得吃的腊肉来款待吴老当，她爸爸说：“不是瘦肉不巴骨，不是亲戚不到屋”。
认了这门亲戚，每隔两三个月，伙房就有猪蹄子炖，每当吃猪蹄子大伙就会想到它是“从这儿砍的”，边吃边乐。
靠球友和司机零敲碎打开后门得来的东西毕竟有限，食品站的猪蹄也不是月月都有，吴老当便把工作重点放在掌管高温肉、边角肉 处置大权的冷冻厂、罐头厂上。隔个三五天就带厂队去“友谊赛”，稍有个象样的由头便请他们老当来杨柳垭“座谈”。终于理顺了高温肉、边角肉的供货渠道，伙食团每月都能拉回几筐打牙祭。这事瞒得过上级，瞒不过杨柳垭的左邻右舍。别的单位便有人去反映，说是吴老当拿原则作交易，用“战备库存”的汽车配件换肉吃。正好上面开展“三要三不要”的路线教育运动，工业局刘局长便率工作组来到杨柳垭。
“战备库存”盘点半个月，没发现任何短少。文件学一个月，哪三样该要哪三样不该要，随便抽一个职工都能一字不差写出来背出来。工作组圆满完成任务，元旦后就要凯旋班师，刘局长却总觉得杨柳垭这地方氛围不大对劲，究竟是哪儿不对劲却又说不出来。
新年上班头一天，工作组召集全厂职工开大会，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吴老当不知何故迟迟未到，一问才知是路上得到边角肉的消息，转头去了罐头厂。到刘局长讲话时，车子回来了。几个小伙子听到动静，马上跑出去卸车。会场骚动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窗外。刘局长起身走到窗边，看见吴老当站在车厢上，正把筐子往一个小伙子肩上放，这副动人场景的背后是工作组刚刚刷好的大标语——“抓革命，促生产”。
刘局长恍然大悟，转回头对大伙说：“我算明白了，杨柳垭汽修厂搞的是‘抓猪肉，促生产’！”
随后的日子里，工作组走了，洪书记来了，吴老当“扳正”没指望了。再往后，他调去工业局当了个科长，据说是升了。

夏子

1 那时时兴开“民主生活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杨柳垭汽修厂一位名叫唐山全的老兄却搞了场轰轰烈烈的
表扬与自我表扬

唐山全读书总要读出声来，说是不出声就记不住。他读的都是“毛著”，初到杨柳垭，已能背诵十多篇毛主席的文章。
插队时，县里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去帮人家搬东西，拿着一把三弦说：“这胡琴好长哟，没得弓子咋个拉呢？”此话马上传开，成为知青中有盐有味的笑料。正好“山全”听起来象“三弦”，他便得了“三弦”的外号。
三弦说起来是初中生，跨进中学大门恰逢“文革”，闹闹嚷嚷过三年，一堂课还没上就成了“知识青年”，下乡去了。底子差，读起毛主席那些博大深奥的文章十分吃力，他便买了《新华字典》边读边翻，读通顺一段就把它抄写在笔记本上，再反复读，十遍不行二十遍，三十遍……一篇一篇的文章，硬是给他背下来了。
新工人三弦到杨柳垭那天，我们帮他搬行李、装门锁、安电灯，床刚铺好，他就摸出本毛选，靠在被子上大声读起“别了，司徒雷登”来，令人大为诧异。时间久了，大家知道他不是做样子，才慢慢习惯了他这种习惯。
三弦在乡下的房东是位贫农五保户大爷，插队两年多，挑水担煤种自留地的活他全包了，进厂后还坚持每月回去一次，看看大爷有啥事需要帮忙。公社一位领导告诉他，招工之前他已被公社党委列为“纳新”对象，材料随档案转到了厂里，只要在厂里好好表现，再争取一下就成了。
分配工作时，三弦主动要求去锻铆车间当锻工，这是大家都不愿去的地方，又热又累灰尘又大，没啥技术可学，唯一可取之处是粮食定量高达四十五斤，还有每月一斤肉半斤油两斤黄豆的高温补助。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三弦向厂革委、军宣队交了决心书，那决心书上这样写着:
最高指示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拿什么去衡量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了。
林副主席指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敬爱的厂革委、军宣队：
天上星星朝北斗，地下葵花向太阳。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阳光雨露，从新桥五队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坐上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了杨柳垭汽修厂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捍卫，誓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锻工房！
吴老当看后笑着叫张科长修改一下播出，军宣队陈排长认为已经很好了，一字不改就交给了广播室。
当天中午，三弦如火的革命热情和豪迈誓言化为九十分贝的川普 ，响遍了杨柳垭每个角落。
自那以后，广播室每周都要播一两次“唐山全同志来稿”。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开头必有“天上星星朝北斗，地下葵花向太阳”；欢呼某条“最新最高指示”的打头定是“巴山起舞，蜀水欢笑”；狠批地主资产阶级林彪孔老二的少不了“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三弦把毛主席的著作背熟了，我们把三弦的豪言壮语听熟了。
三弦并不是说空话的人，他心中时时在盘算如何把毛主席的阳光雨露播洒到四面八方，如何把自己的誓言变成实际行动。
厂里两间厕所已划归三个上面送来改造的“份子”管辖，只有饭堂、浴室、洗衣台一带没人管，三弦领来几把大扫帚，用废铁皮做了个撮箕，每天五点起床清扫。为了能按时起床，他请我和墩子晨练时顺便叫醒他。我们拿他开玩笑，有时四点不到便叫，有时故意不叫，他便转而求助于“阶级异己份子”农老头，让老头子起床扫厕所时，在他窗口敲三下。
清扫完他的“辖区”，三弦便去锅炉房担开水，上班前把车间的茶桶灌满，还从乡下摘来老荫茶晒干，夏天放些在茶桶里。老荫茶好喝，大家都拿着茶缸往锻铆车间跑，三弦索性把五个车间的茶水全包了，天天一趟一趟地担，往往还没上班就已大汗淋漓。
三弦做好事不分厂里厂外，星期天上街，见到人力车上坡，赶忙去推一程；见有小孩哭，就去帮他找妈妈；见了蓬头垢面的乞讨者，先问什么成分，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就摸出半斤一斤粮票相赠。
进厂第二年元旦节早上，三弦打扫完清洁往城里走，半路钻进刺棵蓬小便，低头竟看见青石板上写有“打倒×主席”五个歪歪扭扭的粉笔字。他马上搬来一堆片石把那五个字围起来，脱下外衣盖在上面，叫同行的王长贵、况强去报案，自己守在那里保护现场。谁知报案的人没把他的吩咐当回事，进了城先排队买香烟又排队买糖果，东西买齐了才去公检法军管会，害得三弦冒着寒风饿着肚子在那刺棵蓬边等到下午三点，才把那些挎相机开三轮摩托的人等到。
转眼，三弦进厂就满三年了，夹着烧红的铁块子上空气锤锻打早已不成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写了厚厚八大本，能够流畅背诵的毛主席著作已达二十多篇；“唐山全同志来稿”也大有长进，常有“东风万里，红旗飘飘”、“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东风吹，战鼓擂” 之类比较时新的开头；铁皮撮箕用烂三个，担水的木桶磕坏底换成了白铁桶；每月去一次五保户大爷家从未间断，月定量四十五斤中至少拿出了十斤资助路上遇到的贫下中农。军宣队陈排长比较赏识他，反标事件后曾安排一场“四个念念不忘”的讲用会，请他上台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体会，厂里讲了还去部队讲。军宣队撤走后，吴老当和新来的洪书记却并不怎么注意他，三年中只评了他两次“优秀学工”一次“学毛选积极分子”，连“学毛选标兵”都不舍得给，更别提“纳新”入党的事了。
三弦想问问洪书记和吴老当自己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却没那个胆。下乡看五保户大爷时，找来两张酒票买一斤酒带上，去找那位公社领导倾诉心中的苦恼，那位领导说可以帮他想想办法。
公社领导说到做到，没过几天，洪书记喜滋滋地叫他去办公室，拿出一封信说：“你小伙子不简单罗，当了这么久无名英雄！”三弦一看是一封“新桥五队全体贫下中农”写来的感谢信，“感谢杨柳垭汽修厂党委革委教育出的好青年唐山全同志，从插队开始到进厂当工人，五年如一日地坚持照顾五保户大爷，把党的阳光雨露洒遍新桥五队……”
洪书记特地在信的开头加上一段最高指示——“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一贯的有益于青年，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当天中午拿到广播室播出，第二天第三天又重播，三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热爱贫下中农，五年如一日帮助五保户大爷的动人事迹传遍杨柳垭所有的车间所有的宿舍所有的办公室。
打那以后，洪书记和吴老当每周都要收到一两封感谢三弦的信。有封署名“搬运二社一个老工人”的信说三弦冒着倾盆大雨帮他把扳车推上了凤岭关。“广安县中和公社一大队五队下中农社员周世金”来信说三弦在铁桥上遇到正在乞讨的他，慷慨解囊给了五斤四川粮票，他用这些粮票换了十个锅魁，一路吃着顺利回到家乡。还有封署名“北山公社三大队一队全体贫下中农”的信详细列举了三弦自去年八月以来为他们作的一桩桩好事。计有一，赠送《毛选》一套给贫农社员陈长虎；二，请来汽车给陈长虎院子五户人中的四户贫下中农(另一户是富农)拉煤炭一车；三，组织全院子的人出钱出力，把陈长虎院子通向公路的一百多米田坎路铺上了青石板，并帮其中有困难的两户贫农出钱十元零五角，帮陈长虎出工三个；四，为一队队部写毛主席语录七张。还有一封署名“新桥五队全体贫下中农”的信，详细介绍了三弦插队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特别提到三弦当时已是公社党委的“纳新”对象，参工时材料已随档案转来厂里。
一时间，“活雷锋唐山全”的动人事迹在杨柳垭三个单位两个生产队几千号男女老少中家喻户晓。洪书记和吴老当开始认真考虑他的“纳新”问题。
“这个‘新桥五队全体贫下中农’也真有点怪，他们咋个晓得唐山全档案里有纳新对象审查材料呢？”洪书记对此十分不解。吴老当也觉得奇怪，把十多个信封摆在一起，全部邮戳居然是一样的，连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广安县中和公社一大队五队下中农社员周世金”寄的都不例外。再细看十来封信，有的用圆珠笔写有的用蓝墨水写，信封信纸各不相同，但笔迹分明出自一人之手。
他俩当即叫三弦问话，三弦吓得脸惨白，结结巴巴地承认除第一封“感谢杨柳垭汽修厂党委革委教育出的好青年唐山全同志”外，其余的信都是他自己写自己投寄的。表扬信是假的，信中提到的人和事却都是真的。动机嘛，三弦涨红脸说是“为了争取进步”。
这事令洪书记十分气愤，在中层干部会上说：“报纸广播里天天提醒我们谨防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政治骗子，谨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没想到政治骗子就在眼皮子下！”有人当即提出三弦可能还有更大的问题，阶级异己份子农老头在杨柳垭改造期间，每天天不亮就去敲他的窗子，两人黑灯瞎火不知搞了些什么名堂。还有人质疑反标事件：那五个字写在草丛中的石板上，要不是猫下腰专门去找，谁能看得见？极有可能是唐山全自己写了，又贼喊捉贼捞表现。
洪书记不敢掉以轻心，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了公检法军管会。负责此案的一位副主任告诉他，发案后一个星期，写反标的家伙就抓住了，是个疯子，在刺棵蓬里写了没几天又公然闯进北山小学，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同样五个字。
大问题弄清楚，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三弦受了个警告处分，他的大名从此在天天准时唱响的高音喇叭中消失了。
也有人认为三弦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在杨柳垭开展了一场“表扬与自我表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