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周策纵先生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大学刚毕业就为国民党要员、中统核心人物陈果夫所器重，并被推荐为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及主任等职。其时正值抗战胜利，他位居中央中枢，几乎经历并见证了国共两党的所有重大事件，并和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及外国政要广有接触。然而就在仕途充满光明之时，周策纵先生决然辞职，漂泊海外。个中缘由周在《忽值山河改：半个世纪半个“亡命者”的自白》中自述道： 就我个人说来，五十年中，可说是个争取个人独立思考的过程。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六月毕业那年，学校留我在校主编《新认识》月刊，并且指导后期在校同学的写作和文化活动。我所结识、鼓励、推荐提携的同学，也有不少人才。这时陈果夫先生对我可说相当器重。一年以后，曾经担任过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和甘肃省主席的重庆市长贺耀组先生邀我去战时首都担任专员、秘书，后来又兼编审室主任。他的文章、讲稿和有些重要提案，几乎都由我起草；他有时也要我代表他参加一些对外活动，或代为主持市政会议。这对一个大学才毕业的青年，真是超格优待了。抗战胜利时，果夫先生和陈布雷先生，以至萧自诚、曹圣芬兄等，就安排我去国民政府担任校长蒋介石主席的侍从编审，掌管记录补写讲稿和新闻发布，宾客接见记录等事宜。这样一来，我就在重庆曾家岩和南京黄埔路的“主席官邸”一直住了两三年。这时蒋先生因领导抗战胜利，声望之高，无以复加。来见他或来听他讲话的党、政、军、文化、学卫各界，以及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包括曾琦、冯玉祥、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非常之多。我因此也见到了很多著名人物，接触到中枢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当时政府里里外外的长辈、同事和朋友，对我都很好。同事中有周宏涛、沈昌焕、曹圣芬、夏功权、孙义宣等。我的地位当然还不高，还没有植于“高原”，可是每天都在看“高原”的风景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生活经验，对我一生即使不算最重要，却真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考验，也可说是一件很稀罕而不平凡的经历。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政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教；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成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以后才成行。出国不到一年大陆就变色了，真是“忽值山河改”! 我这样勉强辞职出国，可说和国内的党政关系都断绝了。 五 周策纵先生从小就喜诗爱文，他长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理论，对诗歌的特质有贴切而精到的体认，在如何评价现代诗词的问题上，他的看法就十分别致。他认为：白话新诗和文言旧诗各有特点和短长，各有其功用。有些情景，旧诗表达更为蕴藉深厚，造成精简朦胧玄秘之境，多言外之意，其效果优于新诗；有些情景，新诗表达更为得体确切，其精妙处也非旧诗所能到。两种诗体可以并行发展，不必互相排挤，更不必因甲而废乙。 六十年代初，周策纵先生连续发表文章，如《新诗格律问题》、《中国新诗的三种现象》、《定形诗体五要点》、《说平仄》等，后将这些蕴含新诗格律思想短文汇集起来，于1962年9月在纽约《海外论坛》月刊3卷9期发表论文《定形新诗体的提议》，在新诗史上率先提出了建立定形新诗体的格律理论。要点如下： （一）新诗格律问题： 四十多年来，中国新诗中自由诗占的分量很多。但从诗的性质而论，格律始终不失为诗的一个重要因素。格律诗在现代西洋也还很流行。以后必然会和自由诗并存发展。1949年后，大陆上排斥欧化诗，多去仿效民歌。结果四行诗体几乎占满了整个诗坛。约从1959年起，诗人和文学批评者才重视格律诗的讨论。由于缺乏大胆的创作实验，格律也就很难有进展，创造定形新诗调的问题，更不见被郑重提出。 —— 周策纵《新诗格律问题》一九六二年 （二）、中国新诗的三种现象 总的说来，从“戊戌’、“五四’，到目前为止，中国新诗的格律和体裁，还只停留在初步发展的阶段。这至少可以从下面三种现象看出来： 第一，中国新诗界还只在设法建立初步或基本的格律，如建行、建韵的问题；而没有创造出一种个别独立的新诗体或诗调。这种诗我把它叫做“复杂的定形诗”。 过去的新诗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立新诗行内的节奏和行间的押韵。在韵式方面，创造的成分还很少；在行内节奏方面，努力却已相当的多。但即使在这最起码的问题，如该用什么因素来构成新诗行内的节奏，还没有比较完满的解答。行内节奏的原则只是定形诗体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不就是整个的定形诗体。而我现在所要提议建立的，则是行内、行间、节间节奏的复杂关系，而给予每一诗体或诗调一个独立的固定型式，也就是一个整体的生命。 第二，最重要的还是，过去很少有人创造出一种抽象的新诗体或诗调，与主题分开。很少有人从口头语和已有的新诗句法中精溜出一些原型来，制作新的定形调格，依照这种调格用各种不同的主题来重复填作。所以新诗人们虽然写了不少五花八门的有规律的诗，但每一首或每一主题往往自成一个规律，等到换了主题时，规律又变了。 第三，有几种定形诗体固然已被好些新诗作者所重复使用，但严格说来，这些都还不能算创体。因为事实上都是摹仿或完全因袭西洋已有的定形诗体或民歌旧诗词体而成。这种诗体，最重要的已有三种，就是：“十四行诗”(商籁体）、“四行诗”（绝句）、和“素诗”。除这以外，也有些两行、三行、五行、六行、七行、八行、九行或九行以上的诗。但既不普遍，又缺乏固定的节奏，而且都没有超出西洋诗体的范畴。其中最显著的限度，是作者只知求每行字数或节奏数的相等。 ——周策纵《中国新诗的三种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