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星星》五十年
石天河
《星星》诗刊从1957年创刊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2007年的1月，就是《星星》的五十周年纪念。同时，也就是“《星星》诗祸”和“反右”运动的五十周年纪念。《星星》创刊时，编辑部最年长的一位编辑白峡同志，已经在年前去世。创刊时的主要负责人白航同志和我，都已经是耄耋老人，去日无多了。我已经八十二岁，近年为老年疾病所困，一部《星星诗祸亲历记》，至今还没有完稿。假如一夕惊风，也许就完不成了。所以，《星星》编辑部叫我写点纪念文字，我觉得，能让我说几句，总比过去不让我说的好。
我想说的第一点，首先是希望现在的青年诗人和《星星》的读者，记住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含糊漏掉了的名词，叫“《星星》诗祸”。这个名词，过去一直不许我们提，因而是长期被遮蔽着的。但实际上，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诗祸。它由《星星》发表的一首情诗（曰白的《吻》）和一组散文诗（流沙河的《草木篇》）的批评与反批评发端，在“整风”突变为“反右”的风云反复中，酿成了一场涵盖四川全省的文字狱。不仅《星星》诗刊编辑部的四个人，白航、石天河、白峡、流沙河都被划为右派，而且，还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金堂等地文艺界一大批作家、诗人，都被划为右派。其中，列名于所谓“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小集团”的，就有：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晓枫、丘原、白堤、沈镇、杨千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明权、李明隽、杨光裕等；连同白航、石天河、流沙河，共二十四人。其他株连“划右”的，还有李伍丁、李华飞及各文艺单位的许多人。四川大学中文系张默生教授、也因为仗义执言为《星星》辩护而被牵连划右。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也牵连受到批判。上海《文汇报》记者范琰，因报道《草木篇》事件及对流沙河的采访，被视为煽风点火，也遭到了批判和“划右”。至于当时因同情《星星》或爱读《星星》而遭到批斗与处分的人，说“数以千记”也只是因为无法统计而作出的保守的说法。——所有以上提到了名字的人，随后都遭到了二十余年投荒系狱劳改劳教的灾难，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去世，活着的也已经七老八十。这许多人，因而都没有能写出多少可以传世的作品，为时代的厄运制约着，成为了无所作为的悲剧演员，成为了被摧残和被荒废的一代。这一场“诗祸”，和“反胡风”运动一样，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不应忽略的历史事件。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们这一代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最为致命的弱点，就是满脑子装着儒家传统文化所灌输的对“圣人”与“圣人之言”的崇拜，把奴才对主子的“忠诚”看作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它使我们全都变成了迷信“圣人”、抱着一腔愚忠去向主子进忠谏的愚奴，和以“跪着造反”的方式去“为民请命”的白衣秀士。其所以在1957年，事先对“圣人”安排香饵“引蛇出洞”的“阳谋”毫无戒备，事后更手足不知所措，毫无抵抗能力，只能像《红楼梦》里的焦大，被灌一嘴马屎下场。主要原因，就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灵魂，实际上，还只是一些现代“焦大”的灵魂；尽管自己认为是在争取民主，争取文学艺术的创作自由，骨子里却一点也没有受过“民主精神”的洗礼，没有受过“民主斗争”的训练，也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实际准备。这是未来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必须记取的一个不可忘怀的历史教训。
第三点，对现在正活跃于诗坛的年青诗人，我想说的是：表面看来，你们比我们幸运得多，你们可能不会受到我们那样的苦难。但是，你们的历史环境是复杂的，你们面前有许多可供选择的五光十色的生活道路，所以，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也并不轻松。这是一个商品主导社会生活的时代，文学艺术的晖光似乎暗淡下来了，金钱权势却有着灼人的光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界，也可能无形中会使你们分心、丧志，无形中变成更涣散、更庸俗、更容易软化和降伏的一代。当然，你们也更可能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艺术的开拓者！如果你们能对我们这一代作出深刻的批判，同时，进一步砥砺自己，把我们这一代留下来的，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诗歌、敢于“与真理一同受难”的精神旗帜，举得更高，那么，你们未来的成就，不仅会远远地超越前几代的诗人们，还有可能为诗歌艺术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
纪念《星星》的五十周年，我以为，最好的纪念就是为诗歌艺术的未来，奋力地去开辟新的、更广阔的道路。在我们的前面，并不一定是称心如意的游艺场和狂欢节，也许，它又是另一片陌生的荒原，需要有试耕试播，还需要有探险者进行测度与踏勘的努力。
祝《星星》与新时代的诗人和读者一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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