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新诗现状 力促新诗繁荣 ——致诗国的诗民们 作为拥有三千年“诗国”声誉与辉煌的诗民，目睹影视文学的崛起，旧体诗词的复兴，回顾当今新诗门庭的冷落、读者的流失以及步步边缘化的现状，实在是扼腕伤怀、愤己不争；每读周代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这些文学皇冠上的璀璨珍珠，常怀愧意，深感再创辉煌的历史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侪的肩上…… “五四”运动中放歌大时代风雷的自由诗，诗体解放的急先锋，时代的弄潮儿，曾立过赫赫战功的，成绩是不能低估的。然而君临天下这些年现状如此低迷，前景如此暗淡？不容我们不扪心反思，躬身自问：原因何在？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党的双百方针我们没有贯彻到位，落到实处；一统诗坛的自由诗缺乏容人的雅量，没有坦开胸怀，与新格律诗以及旧体诗词等一起竞相开放。多年来诗坛上诗体偏枯偏荣的不正常现象，一直没有彻底改变。其二，无视我国诗歌的民族传统，无视赢得“诗国”盛誉的，正是尽人皆知的周代诗经和唐诗宋词这些传统格律诗，无视几前年民族格律诗对中国人民的熏陶，和早已形成的审美习惯与特定的美学需求，舶来的自由诗怎么能长久地满足这些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呢？其三，多数人没有认清外诗的本来面目，误以为外国诗歌都是自由诗，格律诗只是我国文言文时代的特有现象，所以新诗也只能是自由诗了。这是由于对外诗的“误译”（译者不加说明）和对译诗的“误读”而产生的历史性误会，殊不知不同语言基础所形成的格律形式有诸多差异，实际上格律诗是不能翻译的，译者往往都采用了自由体，译诗都失去了原诗的形式。这种“误译”、“误读”现象必须澄清。殊不知诗歌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格律（节奏）相与为一，就讲究精炼、整齐和押韵，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群众的记忆、歌唱和流传。事实上，讲究诗行音节数量整齐或规律化是世界诗歌的共同追求。古希腊与英俄等各国诗歌都是以格律诗为主体，不独我国古代诗歌如此，这是一种世界的文学现象。 其四，回顾诗歌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一条规律：格律体与自由体总是在相反相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地循环发展着。有无这种影响和促进，那是不一样的；同是自由诗，有无格律传统、格律修养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在作品上优劣之分十分鲜明。多数人知道惠特曼写的是自由诗，但是不知道他深受格律的影响。郭沫若的《女神》就深受惠特曼的影响，《Venus》、《女神之再生》不也是成熟的格律诗（参差体）吗？作为一个成熟的杰出诗人，不可能永远只写一种诗体。郭沫若、胡适和闻一多等都是写自由诗起家的，不也都写过成功的格律诗吗？（参阅拙著《中国新诗格律大观》）而且他们往往都是理论创作两栖化各体诗歌多面手。自由诗没有绝对的自由，总要有作为一种诗歌体裁的限制；格律诗也不是只有绝对的限制，也还有不自由中的自由，毕竟既有整齐体，又有规律的参差体。两者是相对立而存在的，然而也有共同的追求和相通相同之处，最低在内容和艺术理念上都在讲究意境美、意象美、节奏美和音韵美；两者也是相促进而发展的。因此说，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才堪称巨匠，才能在严格的规矩中游刃有余地享受自由；反之，真正的巨匠总是善于从错综纷纭的矛盾中提炼和总结出严格的规律来，然后来指导创作实践。 其五，处在文化转型诗体重建的当今时代，吕进提出“完善自由诗”、“倡导格律诗”和“增多诗体”，这是新诗的出路。再抱着“作诗如作文”（胡适）、“形式的绝对自由”和“裸体的美人”（郭沫若）等时过境迁的观点，那是没有出路的。穆木天早就批评过胡适的这种观点，说他是“最大的罪人”。 因此，我呼吁写自由诗的朋友们，写写新格律诗，也写点旧体诗词……让格律诗和自由诗成为你得力双翼，成为你宝驾的两轨双轮，在新诗广阔无垠的天地中翱翔、奔驰！ 诗人啊，作为红烛， 燃烧就会有光辉， 温暖照进人心里；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莫问个人的收益， 但问所做的努力。 诗人啊，作为红烛， 燃烧流泪不灰心， 创造光明你的因。 烧沸世人的血液， 烧成世人的愿景！ 红烛啊！ 莫问个人的收获， 但问所做的耕耘。 200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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