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兄为参加常熟格律体新诗研讨会在进行认真的准备.此信很有价值,故转贴在此,工大家参考. 万龙生、程文两位老师： 您们好.最近我都在思考关于新诗格律问题.我认为，总的，它应该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新诗为何要有格律，一是新诗应有何种格律。其中前一个问题主要是对外的宣传，因为社会上的确有很多人对新诗要讲格律不理解；后一个问题则主要是有志于这方面的人需要着力推进、以至解决的事。 下面我想分两次向您们谈谈我的看法，今天先谈前一个问题。 前一个问题谈的人已多，对有志于这方面的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既是“对外的宣传”，则就要充分考虑到一般人的接受条件。我想分四层来说。 第一层，不论中西，自古以来，格律之于诗歌，只有健全不健全的区別，并不存在要不要、有没有的问题。 第二层，今天格律之所以成为问题，系始于1855年7月，美国诗人惠特曼出版《草叶集》、开创“自由诗”，他也因此而赢得“自由诗之父”的称号（这一点也可以补充证明第一层，即“自由诗之父”才诞生于1855年）；中国新诗发端于1918年1月，一开始就引进这种“自由诗”，可以说，中国新诗是与自由诗一同来到这片土地的。这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新诗就等于自由诗、甚至今天的诗就等于自由诗，“格律”应该寿终正寝——于是才有今天中国诗坛自由诗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三层，要匡正今天国人的这种谬见，搬出历史来，恐怕无效。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惹的祸，还须到西方去看现场。应该看到在今天的西方，自由诗固然是一种重要诗体，然而格律诗并未废弃，据翻译家傅浩说：“尽管自由体诗在二十世纪发展迅猛，但总体看来，其作品数量在西方诗界仍只占少数。”傅浩还指出这里有翻译的责任：“许多格律诗被译成了半通不通的自由诗。不用说，原文中使诗成其为诗的规则大都在翻译的过程中丧失了。”（见其所著《说诗解译》一书） 第四层，西方的种种格律都是过去创建的，今天他们只是沿用；我们过去也曾创建过堪称精妙的格律，但是今天却无法继续沿用。说来这里大有文章。因为西方各国差不多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完成了语言变革，他们的种种格律，主要是在语言变革以后创建的，所以今天沿用起来，并无关碍。而我国长期封闭，古汉语相当成熟，直至近代以后，才掀起“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语言变革，所以过去、即在进行语言变革以前创建的格律，全部无法继续沿用。于是，为今天的语言创建新格律，就成为我们进行语言变革以后必须补上的一课。因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朮，如果这一课不补上，夸大一点甚至可以说，这只能证明我们今天的语言并无艺朮规律可言，我们将为我们语言变革的滞后，抱恨终生。然而，果真如此吗？应让事实说话。所以创建新诗格律，这是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使命。 以上我的说法，不知有无差错，又不知能否把问题说清楚，请予指教（我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待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以后再讨论后一个问题）。 祝 好. 沈用大0708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