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诗话（26）读用大27日的信有感

一

用大先生在27日的再次来信里，对新诗的格律建设问题指出：“我已经发觉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很多人（有的还是知名学者）思想十分混乱。我认为对于种种谬见一一驳斥，固然必要；然而我们还必须加强正面宣传。”“对待这项工作，应有一种民族责任心和使命感。”

此话的确深中肯綮！对于学术问题，还是采取摆事实讲学理的讨论为好；对于一时辩不出结论的问题，可以暂付阙如，留待日后的实践与研究。从50年代后期到今天，我所耳闻目睹的这种“格律”与“自由”之争，犹如大海的波浪，不时波涛起伏。最为剧烈时往往有左倾思潮的干预使“格律”被视为“异类”，被压到波底。就是尽人敬仰的革命斗士、新格律诗的倡导者闻一多，也曾不止一次地遭到非难和否定，扣上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的帽子。在到处是舶来诗的中国现代的诗坛上，新旧格律诗得不到一视同仁的时期，连已经壮烈牺牲的闻一多都不能幸免。而值得后人景仰的，是50年代的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何其芳，敢于面对层层阻碍和种种压力，大会小会仗义直言；敢于组织专家学者集会讨论，利用当时的《文学评论》发表专刊；并且身体力行，用创作实验他的“限顿说”理论，全力推动现代格律诗建设。

在双百方针得到逐步深入落实的今天，提倡和创作研讨新格律诗，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诗人都享有爱好和创作的广阔天地。关键是你的学术主张是否有充分的理论根据，是否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是否有令人信服的创作或理论成果，诸如闻一多《死水》和《诗的格律》以及朱湘《采莲曲》似的作品。当然，“五四”以来，20年代新月诗派的创作实践与“豆腐干”现象、50年代何其芳“限顿说”与“诗行顿数整齐而字数乱”现象，还有20年代闻一多“音尺说”与80年代程文提出的“完全限步说”等系列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明确认识。这段近百年的新格律诗的产生、发展和实验的历史，是段艰难、曲折和惨淡经营的历史，是段是非缠绕、毕竟在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历史。可惜至今尚未得到更多学者和诗人的高度关注，因此，正如大用先生所说“很多人（有的还是知名学者）思想十分混乱”。

倡导和主张新诗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的人们，既然投身了这种无钱可赚的事业，成了不求名利的探索者，就应当敞开胸怀，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共同创建一套既符合我国民族传统、民族审美需求，又符合我国现代语言特点，并且能够创作出诗体层出不穷的可以吸引广大群众的新体诗歌理论。有了这样的理论，也就有了旗帜，有了方向，有了凝聚力和吸引力，就会出成果，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就会振兴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诗歌。可见理论认识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创作的发展与格律体新诗的成熟，也同时有利于新格律诗派的团结、秣马厉兵和扩大影响。遗憾的是，还有相当一些格律诗的作者，喜欢闷头创作，不喜欢学习和研究格律理论，漠视理论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不知道变盲目创作为有理论指导的明确创作的好处与深远意义。

二

诚然，中外诗歌都讲究格律，但由于各国语言语音不同，各国诗歌的格律自然也不相同。即便同是中国“五四”以前的诗歌，因为处在语言不断发展，形式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各历史阶段自然也有不同。“中国的《诗经》首先就是一种格律，《楚辞》又是一种格律，后来才找到了五七言格律，再后来，“词”，“曲”也都是格律。西方呢，《荷马史诗》就是格律诗，说来奇怪，“十四行诗”格律最为复杂，偏偏至今仍然为最多人所采用。”总之，可见格律从来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随着社会和语言及其格律条件的发展变化也在相应的发生着变化。

我国“五四”是文言文与白话文（现代汉语）的分水岭，以现代汉语为语言基础的新诗，就必须建设适应现代汉语特点及其格律条件的新格律。同是写“十四行诗”，中国人如果用现代汉语写，就写不出符合原来“十四行诗”所有格律形式要求的“十四行诗”，多数往往只是全诗十四行而已，大多连韵律都不能符合“十四行诗”的特定格律要求，这就变成了中国式的“十四行诗”。因为格律是各国语言当时的量身定做，所以格律诗是不能翻译的。那么，今天要满足具有格律传统的中国人民的审美需求，就必须继承民族诗歌传统，结合现代汉语特点以及近百年来的实验，建立一套新诗格律。

至于“中国新诗的发难者胡适”，“首先接受了‘自由诗’观念”，“到今天成了大问题”。的确，胡适当初提出的“作诗如作文”，那是砸烂一切旧文学旧形式时代的产物；在今天建设新文学新形式的时代，这种影响必须彻底肃清，不能谬种流传。对此，早就有人著文说胡适是历史的罪人。然而历史地全面地看，胡适在呼喊“自由”的同时，也同时在不自觉地写格律诗，《尝试集》里的《蝴蝶》与《诗与梦》不分别是“五五体”四步十言诗和用三种长短诗行构成“短短中长”式的全诗一式的参差格律诗吗？可见也是“格律”与“自由”并行的。你说的“西方新兴的流派，如英国的“运动派”，就是强调恢复和接续传统的（傅浩著《英国运动派诗学》）”，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足见西方并不是一律不要传统的。

至于“美国的“投射诗”，虽然被认为是“开放的自由诗”，但他们主张按照呼吸的自然节奏去安排诗行的抑扬顿挫，格律的基本单位不是音节，而是诗行（王卓《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这种主张要具体分析，不宜笼统而言。就我国新诗看，组织、量度诗行和形成节奏的基本单位不是音节（字），而是音步；至于组织诗节以至形成诗体（整齐体或参差体）的基本单位则主要是诗行。宋词之所以又叫“诗余”、“长短句”，关键就在于词的各种长短诗行都是继承、借鉴五七律以及诗经体而来的。单用一种诗行构成诗节以至全诗者，就是整齐体；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长短诗行构成诗节者，自然就是参差体了。

至于“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今天已经基本解决，百年的语言实践已经证明“白话也可算雅语”。正如你所说的，“时至今日，白话可以创作美文，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你在信中又提及：“唯独白话也可以讲究格律，这一点阻力特大。所以我认为创建新诗新格律的工作，应把它提到用来证明我们的白话，或称“现代汉语”，是不是一种“雅语”的高度。”——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五四”以来成熟的新格律之作的初步证实。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异，明显地表现在虚词轻音的入诗、如何组织音步或诗行，以及如何构成诗节乃至形成各种诗体。请看下面这几首小诗是如何驾御和运用白话文来组步成行、组行成诗的：

案上丨几拳‖不变的丨奇石，

何如丨天空‖善变的丨浮云？

囊中丨几粒‖有限的丨红豆，

何如丨天空‖无数的丨繁星？

——刘大白《旧梦之群·六十五》

我是丨天地间‖匆匆的丨过客

踏出些丨深深‖浅浅的丨脚印

我是丨天地间‖匆匆的丨过客

留下些丨断断‖续续的丨歌吟

　 ——万龙生《过客》

就这样│随着你‖走遍│天之涯

踏碎了│万重山‖有你│才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