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诗话（28）读《青海湖诗歌宣言》有感 读过《人民日报》陈沸宇、刘鑫焱题为《诗歌，担当起社会责任》的关于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８月７日至10日，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诗人与会）报导，难免百感丛生，情绪跌宕，激扬交集，可敬可爱的是《青海湖诗歌宣言》能够“面对圣洁的青海湖承诺”，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我们永远也不会停止对诗歌女神的呼唤”，“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 一 难能可贵的是文章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现实。首先提出：“百姓为何不再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报导摆出以下事实：㈠“提及时下诗歌在社会中的处境，接受采访的诗人和有关专家学者共同提及的，多是“尴尬、低谷、困境、边缘化”等。多数受访者认为，曾经一度拥有耀眼光芒的诗歌，有点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㈡“诗歌的不景气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诗集、诗刊销量逐年减少，有的销量还不到畅销小说的零头；由于受到出版商的冷遇，许多诗人只能自费出版作品；大量的报纸副刊很少刊登甚至不刊登诗歌；很多诗人生活拮据……”㈢“我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诗歌的数量还太少，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二是教师往往只注重逐字逐句的解释，却忽视了对学生进行“诗意”方面的领悟教育”……其实，能够入选教材的典范诗篇实在太少，即或勉强入选，也多数得不到师生的平等重视。因为这些诗篇大多经不住字斟句酌，又没有节调，不好记不易背，往往只是掩映在精美的古典诗歌的阴影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多数的诗篇没下古人那样的推敲功夫，“诗人写得随意，读者读得乏味”。 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与某些人那种讳疾忌医、掩饰太平的态度相比，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应当说这才是进步的开始！
究其原因，文章列举了多种方面：“从外部看，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文化消费可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诗歌的空间自然会受到挤压”；“在诗歌界内部寻找”，“一些口水诗、泡沫诗、垃圾诗大量出现，有些诗人还倡导‘下半身写作’、‘人体写作’，并称要颠覆‘崇高’、‘传统’甚至‘语言’本身”。“‘责任’，‘使命’……听到这些‘久违’的词汇，很多身处现场的人不由得怦然心动。”“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姓，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呢？”
于是文章又提出：“诗人一定要跳出狭小的自我圈子，要关心社会，关心民生”，“诗人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看到这样的报道，着实令人高兴。高兴的同时，又引起沉重的反思：这个问题，对我们党一贯号召实行的“二为”方向来说，实质上是一种回归。能够“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终究是叫人高兴的事情！就此，我们还应该认真地进行历史的反思，“五四”以来多少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该遗忘的。再回顾我国诗歌几千年的发展史，所以不断地出现一个又一个诗歌的高峰，与社会的发展与诗人的社会责任以及现实主义的传统，都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无论诗经、楚辞、乐府，还是唐诗、宋词，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发起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所提出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等主张及其诗歌创作，不也是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吗？作为当代的诗人，如果不与当代的生活，与当代的人民及其伟大事业紧密结合、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话，自然就会失去读者，换言之，百姓不再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了；我们那些孤芳自赏的“口水诗、泡沫诗、垃圾诗”，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遗弃。 二 我国诗歌的复兴，固然需要社会多方的努力和配合，然而首先需要诗歌界自身的深切反思，处在各行各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为什么偏偏新诗如此萧条，为什么古典诗词绝句依然成了老少晨诵暮咏的珍爱，而新诗往往被拦在了门外？“五四”以来，新诗有史将近百年，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 新诗的“尴尬、低谷、困境、边缘化”，根本原因绝不能归结到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升；恰恰相反，正常情况应该是诗歌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才对。盛唐时代的诗歌，不正是同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而繁荣起来，成为至今誉满全球的黄金时代吗？为什么旧体诗词再今天又再度崛起，大大小小的诗词学会各地蜂起，此呼彼应，诗帖频传，势头直逼新诗？ 应当清醒地看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砸烂了旧文化之后，作为舶来品的自由诗一统了诗坛，君临天下已经长达近百年之久，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诗与我国古典诗歌的“接轨”问题，一直处于严重的脱节状态。根本原因在于无视几千年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客观存在，无视新诗与旧诗的渊源关系。因此一直没有一视同仁地摆平与格律诗的关系，没有在诗歌领域全面彻底落实党的“双百方针”。这样怎么能够建设我国当代的民族化、格律化和现代化的新体诗歌呢？ 当然，今天形势已经有所好转，然而容不得新旧格律诗或者视为异端的现象依然还有存在。早在6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与臧克家谈诗时，又补充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体诗歌）破坏旧世界是为了建设新世界，这是个历史的规律。“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砸烂了旧文化旧诗歌，并不能因此止步，同时还要建设我们的新文化新诗歌。有破自然要有立，光破不立那就不再有历史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新诗的缺点和建设“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的历史使命，这是对我国文化事业的负责，这是对我们诗歌界的关爱。今天看来，是符合我国新诗的实际的。 处在当今诗体重建的时代，对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仍然持有异议或者耿耿于怀，实在是没有道理。正如报导里有人所说的：“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只有这样，中国诗人，中国诗歌才能真正在社会转型期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自由体新诗的倡导者所提倡的“作诗如作文”（胡适）、“形式的绝对自由”与“裸体的美人”（郭沫若），那是破坏旧形式时代的宣言，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是永恒的真理。穆木天《谈诗》说：“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由此看来，这就是新诗散文化的源头吧？这就是新诗丧失品牌的远因吧？始作俑者的宣言，一直谬种流传到今天。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就是这两位大师的最权威的头本新诗集（《尝试集》和《女神》）里，不是同时还有《蝴蝶》《诗与梦》和《Venus》《别离》《女神之再生》等多首成熟的格律诗吗？可见既然是诗，自己想不要格律诗喊不要格律诗，都不行都做不到。就是这个20年代，闻一多以其《诗的格律》和《死水》率领新月诗派打起了新格律诗的大旗。到了50年代，何其芳敢于顶着种种压力，身体力行地提出了“限顿说”，组织诗人学者讨论创作现代格律诗，倡导现代格律诗。近些年来，随着双百方针的逐步落实，倡导格律体新诗的诗派或者网站也陆续出现，相与响应的诗人学者也日渐其多，格律理论研究随着创作的发展而日益深入，相应的民间学术会议不断召开，可见已形成良好的端倪。 的确如吕进先生《论新诗的诗体重建》所说：“近百年新诗在诗体重建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新时期以来，新诗遇到了从历史反思转向自身反思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历史契机。讨论诗体重建的时机来临！”“摆脱多年困扰的新诗体式危机、重建诗体的出路有三：一是完善自由诗；二是倡导格律诗；三是增多诗体。三者联系密切。”“无论那种民族的诗歌，格律体总是主流诗体，何况在中国。中国新诗极需倡导、壮大现代格律诗，争取在现有基础上将现代格律诗建设迅速推向成熟。严格地说自由诗只能充当一种变体，成熟的格律诗才是诗坛的主要诗体。”
从形式角度看，新诗体的逐步成型与丰富之时，就是格律体新诗走向成熟之时。当然，从整体或内容的角度看，像《死水》这样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名篇钜制，理应占有一定比例。从“五四”至今的创作实践看，名篇钜制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多。但从诗体雏型看，现已有各种诗体的个例出现，而且相当丰富。《中国新诗格律大观——现代格律诗鉴赏创作辞典》选入的154位诗人的357首诗例，已经涵盖了整齐体与参差体两大类及其各自的“基本诗体”与“子诗体”。仅整齐体就有18种基本诗体和15种子诗体。可见已经形成了新格律诗初步的整体框架，为新格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形式基础。 由此看来，“写什么”和“怎么写”两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者必须高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才是最完美的诗歌。前者要解决“二为”方向问题，“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都是不容忽略的；诗的内容“该写什么”都是应当“深度思考”、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至于“‘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与“‘怎么写’无足轻重”的观点一样，都是片面的，都不利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地结合，不利于诗歌特有品牌的成熟与升华，不利于一代诗歌的生存与发展。 我们的中国诗友们，任重而道远，要完成历史使命，需要的是屈原精神：“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07·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