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云舫古风浅议
江津先贤钟云舫先生以联知名于世，而其诗也不逊其联，其古风尤甚。后世之论先生者，非细探其古风之精华实不足以洞悉其长联之妙处。何则？盖惟有其古风旨趣之深沉厚重，笔力之磅礴辽远，始足以积蓄长联之宏伟气势也。 先生生当清末，终身未仕，然义胆侠肝，未敢一日有忘国计民生。而在他“未敢忘忧国”的平生中，却终因“位卑”而无法在经世济民方面有所作为，故一腔幽愤，悉系之于诗。古风篇幅无限，足以抒先生的远大怀抱，故常用之。 先生之古风大多长篇巨制，浩瀚汪洋，于善用“比”“兴”的同时，最长于发挥“赋”的功能，极尽铺陈畅叙之能事。他的咏史诗在怀古中反应对现实的感悟，叙事诗在记实中表现对时局的忧愤，咏物诗在抒感中宣泄被压抑的怀抱，无一不是先生灵魂的表露，无一不是他的独特艺术才华的结晶。 一 他的咏史诗往往一气呵成，首尾连贯，把一段故实写得生动详细，毫发毕现；却又毫无“记而无感、述旧无新”之弊。他一路写来，在句句记叙的同时，也在句句抒感。且看《读天宝逸史》，“起语即作奇僻之论”（先生之门人郑埙注，以下简称“郑注” ）：“禄山唐代大功臣。” 安史之乱给唐帝国及广大百姓带来极大灾难，同时也暴露出唐政权的深刻危机，揭露了权贵的腐朽与丑恶。对安禄山这样一个“大罪人”，作者却故意从反面言之，嘲曰“大功人”。他的“功”就在于对当时社会的这种客观的“暴露”和“揭露”。反语的应用，更增诗的艺术效果。紧接着如江河之泻千里，滔滔叙来，浪浪兴感：“不有群魔开杀戒，太师凶焰目常瞠。” “一花买得万人死”，“荔枝马毙三千里”，从侧面阐述了安史之乱正是杨国忠之流专横弄权和帝王后妃荒淫误国的结果。接着，诗人又来一“奇僻”之句：“两京不破乱不极，郭李何由奏功绩？”诗人是在说，这场叛乱真是“好”啊，“好”在它乱极了，乱透了，这才有了后来郭子仪、李光弼的建立功绩，才有了唐王朝的乱而后治，转危为安。诗中以半似嘲讽半似同情的笔调写皇室在变乱中的狼狈：
一旦哥舒哭出关，麦饭王孙哀饿殍。 可怜一代真天子，比翼鸳鸯终不保。 到此才知世界荒，泣受壶浆谢父老！ 潼关一破，帝室逃亡。就连区区一个右龙武将军陈元礼，也敢请求诛杀贵妃；小小一个陈仓县令薛景仙，也敢屠戮皇亲。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吗？究其根源，还不是： 县官刑罚贼人刀，一般阴惨刮民膏。 民膏刮尽天家瘦，好头顶上风萧萧。
寥寥数句，即将诗人对唐代历史的深刻观感和对清末现实的亲身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大家只要想想诗人亲见亲闻的庚子事变中百姓的流离失所和慈禧逃亡时仓皇狼狈的丑陋情态，就一定会知道他吟咏这一个发生在千年前的历史事件的深刻用意的。 此诗的收束亦是警策奇僻： 唐天子，福如天，已作皇帝思神仙。 神仙历劫如群丐，蓬莱不及蜀山川。 问诸仙，然不然？ 这结尾一问，真真是不仅令闻者喷饭，亦足以令读者深思，更足以令当局者自省啊！ 另一篇“字字警，字字练，呕心而出，极其警策”（郑注）的《申生叹》，也是对“君侯爱色不爱国，竟把长枪锄国脉”的现象的鞭挞和斥责。“若辈登台天作墨”，竟把偌大一个晋国稿得昏天黑地，以至朝中重臣们都“大家昏聩无良策”，后来还是被逼走的“骈肋奇儿”文公重耳归来，晋国才得以新生。 诗人借这个历史故事发抒感慨，谴责了晋献公听信谗言，逼死太子申生，逼走公子重耳而导致国家危机的罪过。虽然末句“寄语人间大丈夫：夜半娇啼终不吉”，还终未突破“红颜祸水”的思维模式，但其主旨在指斥荒淫误国的执政者，也还是无可厚非的；篇中表现了诗人关注国脉民命的精神，始终是令人钦佩的。诗人写此诗时，正是戊戌之后，六君子殉难，清廷的“祸水”慈禧加紧“长枪锄国脉”之时，其借古喻今的现实感就尤为强烈。 总之，钟云舫的咏史诗，都不是单纯的记述故实，而是将对历史的评判与对现实的体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比起那些在古籍中寻章摘句或在应制诗中粉饰太平的陋儒来，当然就有天渊之别了。 二 范希文《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用世思想，在钟云舫的思想中显然是牢牢扎下了根的。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却时刻不忘国脉民命，所见民间疾苦，概以诗记之讽之叹之。 《捕鱼叹》可算得一篇嬉笑怒骂、别开生面的杰作。此篇写“贼”： 民怨国仇思杀贼，官惟护贼毒斯民。 斯民受抑冤无状，恼起鱼儿生骇浪。 原来官贼一体，却又反诬起而抗争的百姓是“贼”。故此篇所写之“贼”，其义有二：一是“官惟护贼毒斯民”之贼，二是“贼兵为民兼为国”之所谓“贼”。前者为鱼肉百姓的外国侵略者，后者乃“受抑冤无状”揭竿而起的老百姓，亦即那些“恼起”的“生骇浪”的“鱼儿”。官府维护前者而对后者大加挞伐： 桓桓周处怒而呼，加粮加饷起征夫。 不知三害尔居一，而乃射蛟斩虎求名乎？ 那些“三害尔居一”的“周处”在“怒而呼”中“加粮加饷”，比真正的贼尤胜。这种“捕鱼”现象引起诗人的强烈感叹。诗中对统治者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并阐明了“民心向贼贼即兵”及“民心所在即天心”的公理。语言通俗而精练，说理寓于形象叙述之中，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篇《为马季良送周味西大令》，为清明官吏画像。诗人爱憎分明，痛恨贪官污吏，对一些志同道合的清明良吏即予以褒扬。清末外患频仍，吏治腐败，偶有一官能稍微造福一方百姓，即口碑载道。周味西任江津县令有声，升迁时作者作此篇以誉之，亦人之常情。这位新官上任，即： 客岁福星移照此，黄童白叟相追喜。 周南风化一时行，千百强梁归囹圄。 治安由是好转。接着： 公部民兵捐练费，提刀杀贼忘富贵。 步行险阻不知劳，官鼓五更犹不寐。 黄州团练一时忙，耒阳百事终无废。 这样的“好官”，在当时可真是凤毛麟角，其经世济民的思想与作者完全吻合，故被他引为挚友，在周味西离任时，诗中写道： 殊料瓜期有代时，上宪檄公为两臂。 我为县民受公知，荦荦青眼父兼师。 留当十日作豪饮，去当百里送征旗。 无那寇公离县日，正值相如卧病时。 窃闻公去当辞禄，祖帐千人同一哭。
颂而不谄，叙而不烦。正如郑评所谓：“拉杂情事，只需数笔写完，却尔须眉毕现。”固其宜也！ 对“好官”的赞叹与对坏官的鞭挞，都是诗人对现实的观感；“好官”之绝无仅有与坏官的多如牛毛，正是朝政腐败的结果。故钟云舫诗集中，凡直写时事的作品，皆表达出他对清廷的强烈愤懑与彻底绝望。 三 再看看他的咏物诗。先生是个率真的人，常做率真之事。他的《白云叹》可为最具代表性的。他引白云自喻，自谓本来过着与山僧为伴的闲适生活，可是当天下大旱，他便应时而起：“躯风逐电”，化作甘霖，解困苍生： 一时面皆墨，躯风还逐电。 淋漓雨泽多泥泞，农者欣欣行者叹。 他不愿作“霹雳”与“冯夷”，去扼杀“天下生机”，可是却反而为“霹雳”与“冯夷”所害。对此，“郑注”云： 寓意高雅，笔笔清新豁目。先生不常作诗，而兴到则随意属稿。常有佳句，往往成谶。如中间“霹雳”、“冯夷”二语，后遭奇祸，适值此两姓大员，无端见厄，奇矣！ 他作了济困苍生的“白云”，不仅为宵小构陷，且为世所不理解。诗中借山僧之口，“埋怨”白云“太憨生”，最后落得连瘟神都不如的“断无烟祀”的下场，并不愿继续与之为侣了。但作者无怨无悔，甘当“白云”。后来，“称先生者，咸曰‘云翁’”（郑注），即为此也。 还有一篇《流离鸟》，亦可作如是观。光绪三十一年（1905），诗人受县令武文源之陷，系狱于成都待质所，前后约两年之久。其间感身世若鸟之流离及困于樊笼，因作此篇： 流离鸟，凄凉诉坎坷。 一身飞习习， 两鬓成皤皤。 这真是诗人身世的真实写照。但率真的诗人是达观的，虽身处“流离”“凄凉”的境地而能凭一身正气，泰然处之。你看他： 曼声唤姑姑，调舌唤哥哥， 自鸣得意翔枝柯。 问鸟何以乐？问鸟何以歌？ 鸟亦无所乐，鸟亦无所歌。 不过得过也且过，得过仍居安乐窠。 他在“人不堪其忧”中，却也如颜回一般“不改其乐”，照样“也曾鸾鸟共吹笙，也曾莺儿共掷梭。”始终对未来寄以殷切的期望： 明岁春回依旧凤凰不如我， 我且云裳五色焕山河， 终胜那身苦樊笼受折磨。 诗中无低沉之语，而多乐观之句。坚信情况将会好转（“天道有移挪”），也表现出自豪与乐观，以及对小人的蔑视（“明岁春回依旧凤凰不如我”）。尽管“无奈”，也还是要勇敢地去“渡奈何”，像望帝那样“啼血”，像精卫那样“填海”，一腔怨气和勇气，尽皆付于诗中了。 郑评说得好：“鸟至流离，惨极矣！而不以为惨。惨者为笼中之鸟，举以自况。固其善思处，而笔乃足以达之。”可谓深知其师之心矣。他的咏物诗，多以物自况，深得风人“比兴”之旨，他的胸怀抱负，也就见之于篇中了。
综观钟著《振振堂诗稿》中的古风，铺陈慷慨，蕴意深沉，无论咏史、记事、咏物，皆是作者率真性情和远大心胸的艺术表现，不仅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对于他以长联名世的艺术生涯中，不断的精益求精，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曰，研究钟氏其人其作者，断不可忽视其古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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