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典派）新诗的哲学品格（作者：Skald）

·诗人印象·

先说一点题外话：在新诗办公室看到转贴的《可笑！诗人居然越来越多？》，感觉作者笑得不值得。实在搞不懂为何一些写诗/读诗的人要那么注重“诗人”的名号（或曰桂冠），以及自己/作者在有形（网络论坛）和无形（文学界）的所谓“诗坛”上的地位。想来有主见的读者不会关心这些。
“诗人”，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忧郁的流浪者”的形象：忧郁是他的荆冠，流浪是他的罗盘。他之忧郁，是因为太迷恋美，激起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同时却又洞悉到美的易逝、难留和不可占有的本质；于是他要通过诗的创造寻求解脱：赋予美以形式，留住瞬时的美感，借此象征性地成为美的主人（所以再忧郁的诗人写诗时也会带着满足的喜悦）。他之流浪，是因为太热爱人生，不肯接受宿命对生命意义的一口否定；于是他甘愿被自己放逐，跋涉在追寻存在意义的朝圣之路上：那“梦中的橄榄树”生长在“远方”，更植根于经过的每一寸“土地”——流浪本身即是意义所在。没有美的人生是不完满的，脱离人生的美是无法感知的，因此诗人总是忧郁地流浪，同时追寻着两者。
刘墉有句话值得玩味：“你可以不会作诗，却成为诗人，因为你虽然不能写诗给别人看，却可以有诗人的感觉；虽然你不能通过语文表达，却能在内心颂赞。”这诚然有大幅降低标准之嫌，但我倒觉得：所有对生命抱有一种根本的严肃态度、对美抱有一种执著热爱的人，都不妨在心里自认为诗人，继而使自己得以从一切体验中获得愉悦感。这是因为，与哲学的“爱智慧”相似，“诗人”强调的并非学识和技艺，而是一种“爱生命、爱美”的人生态度和注重真实的生命与审美体验的生存方式。这不免又转到老生常谈了：作诗首先要做人，然后才谈得到技艺。

·哲学于诗·

如前所述，不难理解为何古往今来许多优秀诗人都同时是哲人。那么哲学思想对诗人和诗的意义究竟何在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哲学的智慧使人跳脱出自身际遇，看到人生的根本局限性，便不会过分执迷于世俗利益（同时保全了执著爱美的纯真童心），转而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更趋于恒久的精神价值；与此同时，智慧教人领悟到人生灭之偶然与宿命的孤独，从而对世间芸芸众生产生出一种“同翘煅穆俾淙恕钡谋跚榛澈筒┐蟀摹?br> 哲学如此垂青诗人，守护着他们的爱美之心，又馈赠给他们这样一种看世界、看人生的眼光和深度——广大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能够在世界和人生的大背景上捕获最真实、最本质、最独特的细微感觉，来作为诗的素材。诗人在此基础上去粗存精，提炼出欲表现的核心感觉（情思），再凭借想象力以一定方式与一定物象融合成意象，在语言的熔炉中凝炼成美妙的诗。诗，借助意象和语言把握瞬时感觉，又试图借助瞬时把握永恒，与哲学再次邂逅了。
情思、意象、语言是诗的三要素。新颖隽妙的意象与独具魅力的语言，可以赋予诗卓越的艺术表现力，也因此成为众多写诗者不断追求的对象。但应当指出的是，意象和语言作为作者主观情绪的表达——为了让别人理解，实际上含有一种翻译的目的，它们的优劣只能决定翻译效果的好坏，而无法大幅改变“原作”的水平。换言之，一首诗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思的高下，古人讲“炼句不如炼意”也正是这个道理。
于是有了过犹不及：为追求情思的深度而用思维过分打磨，甚至直接拿一些纯粹的哲思置换了主观获取的情思，再披上诗的华丽外衣，制造出一些玄而又玄的“先锋诗”（读者多半宁愿读浅易却自然的诗，至少能读懂）。我个人很反对这种客观上用诗的形式说理的做法，以调侃的口吻、分行的媚态来掩饰严谨立论能力的缺乏，或是无视自身感觉、偷换诗思来掩盖思想认识的浅薄，都是一种极大的不真诚和对诗的亵渎。我相信王之涣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提炼自登楼所产生的诸般感觉，而非单为提高全诗思想深度的一个人为添加。作为一种眼光，哲学思辨应直接蕴涵在观察和感觉的过程中，而不应沦为其后炼意直至成诗工序中投入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事实上那些不真诚不自然的文字往往是速朽的）。这就要求写诗的人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哲学修养，以期潜意识地在感觉的同时自然达到一种深度。

·新诗的使命·

作为一项文学艺术，诗首先具有两重艺术使命：借助意象和语言把握并再现瞬时的美感；通过词语的巧妙搭配创造出语言的美感（后者关键不在诗家语or白话，而在于独特搭配产生的审美效果）。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一些人把“新”诗的任务归为艺术“创新”，窃以为这是一种误导。诚然，新诗与古诗词的区别主要在形式，五四以来的新诗作者也在不断探索着新的形式。但艺术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形式的革新并非源自人们对既有形式的厌倦和鄙弃，而是人类精神的进步对更适于表达的新形式强烈要求的结果（如同生产力的进步对更适合自己的新生产关系的要求）。
把对新形式的一心探索当作“纯正的艺术追求”恐怕是更深一层的误会。真正的艺术家努力寻求新形式乃是因为他需要更恰当地表达出灵魂生活中对世界和人生的新感受、新体悟。“纯正的艺术追求”并不意味着摒除艺术之外的理性和思考，相反正是出于灵魂对存在境况、生命意义等根本问题的追问和探究，以寻求“恰当表达”而非取悦大众标榜自我为目的的形式探索才保证了艺术追求上的纯正性。相比之下，只有头脑和身体的热情参与，而无精神需求原动力的“创新”，往往在强弩之末的境遇中流于刻意的颠覆传统与标新立异，犹如并不读书却欲以不断买书标榜学识的富翁一般可笑。
欧·亨利说得好，“我们将走向何方，不取决于我们选择的道路，而取决于我们的脚”。在一切外在的风格、流派、思潮之上，引领我们前进的终究是自身的灵魂，脚的大小——灵魂生活的丰富与否——决定了身后留下的脚印，无论在沙滩还是土地上。在另一角度，一切艺术都源自世界源自生活，因而与哲学即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和体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哲学在提供一种眼光一种深度的同时，也自然地赋予了艺术更高的使命。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就阐明了现代小说的使命——勘探和揭示“存在（Sein）”（与传统形而上学的那个客观“存在”不同，这里所指是海德格尔提出的作为生活意义源泉的本体世界，是超验和非理性而且无法概括定义的）。具体地表述就是，关注人类、人生的境况本身而非背后的实体世界和实用价值，唤回囿于日常思维和社会真理的人们对生活世界（意义的真正源泉）的记忆。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存在者的实用价值倍受关注，存在本身则被遗忘了，而考虑到大众的关心和接受程度，哲学无力独自对抗这种普遍遗忘，这时艺术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向大众揭示存在、回归生活世界的使命——不仅仅是小说。
当然，诗不可能用小说的手段去揭示存在。语义的相对朦胧和意象的相对破碎使诗天然地较难被读懂，读者若不能正确地“解码”，就只能停留在对文字的猜度上。小说则因其有故事情节而易于被接受，大众或许会抱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节少悬念、不连贯，但并不妨碍他们从“婚恋小说”的角度获取一些新的感受。因此我认为，以表达对存在的新发现为目的的诗作，在语言搭配和意象选择上应力求贴近生活世界，不用高深莫测的玄言和大众普遍缺乏认识的物象。在此基础上再充分发挥诗的特长，猎取独创性视角上对存在的惊鸿一瞥，这才是对新诗之“新”的最好诠释。至于对存在境况的独到发现，则完全有赖于一种贴近真实的生活方式和具有哲学深度的敏锐眼光，如文章前两部分提到的那样。
我也无意反对诗人们暂把艺术使命与精神使命搁置一旁，沉迷于抒写纯粹精神性的内心体验，但一旦把这种个人灵魂生活的日记和独白公之于众，我就不禁要怀疑其动机和必要性了。如若不是宁愿令人费解也要保持个人心灵固有的神秘性，恐怕连其真实性也颇值得怀疑。而且仅仅唤起一些有着类似灵魂生活的人的共鸣，离唤醒大众记忆深处的存在还差得太远。

·从理性到非理性·

尝试着从哲学背景上浅析一下古典派新诗与现代诗的分歧。

现代主义是伴随着西方社会信仰和价值的失落兴起的，哲学根基是由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理论、柏格森的“绵延说”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思潮开创的非理性主义，体现为重视知觉和无意识心理活动的作用，要求深入挖掘人的精神与无意识深处的奥妙。这与价值失落的关系在于：理性以认识和适应外部环境为目的，运用逻辑手段分析经验材料，无法解释人对意义（精神价值）的渴望和追求。
由于诸多背景差异，非理性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雨后春笋般生出的（后）现代派诗作者们中间遗憾地失真了：一种是直接退化到了原始混沌的“无理性”，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痞子眼光嘲讽、解构一切价值。一种是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先进”理论，滥用其衡量理性产物，如同偏要用现代物理理论来解释日常的简单物理现象，得不出有价值的结果还故作高深蔑视传统和理性。
这里不妨就用物理学的发展做一类比：理论突破与变革都伴随着研究领域的变更与危机的产生，新理论往往只是在一定领域内另辟蹊径，而不是全盘否定旧理论在原有领域的价值。另一方面，开创并深刻理解新理论的大师往往亦曾精于旧理论并切身感受到其危机，比如爱因斯坦、尼采、艾略特。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天生的现代派对一切传统鄙夷姿态背后的茫然面孔。
勿庸置疑，至少在现在、在中国，古典派新诗的倡导者们不可能完全接受非理性思潮。我个人的意见是，一方面对非理性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人（特别是自己）的直觉、本能、情绪以及存在的非理性本质；同时保持一种“超脱的”理性眼光，既能捕捉错杂事物之间的因果性（用阮次山的说法：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相互有关联的），也能坦然接受生活世界中更多的荒谬性与偶然性。这种态度对于研究存在是有益处的，因为揭示存在的手段兼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并且“在生活中真正发生作用的非理性并不是某种非理性的哲学观念，而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无法把握的种种内在冲动、瞬时感觉、偶然遭遇及其对我们的作用过程”。

·解读“三回归”·

就我的理解和在古风论坛的观感谈一下对古典派新诗创作“三回归”口号的看法。

回归大众：
严格地说，这不能作为一项纲领提出来，因为它不应是艺术追求的主观目标，至少不应是为了唤回被先锋派吓跑的读者给新诗挣回一点面子的口号。但我相信倘若每位诗作者都能够尊重自己灵魂生活的隐秘性，不肆意发表那些纯粹的个人内心独白，“回归大众”在客观上并不难实现。当更多的努力投入在关注生活世界、关注人生境况和根本问题上时，向大众的真正回归将是自然的结果。

回归传统：
我坚持认为古典派新诗的“回归传统”应当有一个局限领域，那就是传统诗词的审美意识和表现手法。在此之外，实在不必过多强调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不要敝帚自珍于“中国哲学”——缺少形而上学和终极关切的伦理性哲学。而事实上，仅是诗学上的继承和扬弃就已然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课题，论坛上还时常可见半文半白的句子和今日无处寻觅的意象，难以想象那些与现今的存在无关、只涉及作者自己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的事物如何能激起众多读者的共鸣。学习借鉴李白李贺李商隐并不是简单地翻译语言和移植意象，而是要在今日世界中用类似的眼光捕捉美，用类似的手法再现美——而且，应当是有时代特征的美。

回归现实：
如果说古典派的诗作者们可以对现代主义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不屑一顾，也可以深恶痛绝于他们的无信仰与愤世嫉俗，但在研究存在的道路上，却不能不对他们远去的背影发出些许赞叹。我隐约感到古典派新诗缺乏这样一种哲学品格，表现为对解析古典（美）的过度热衷与对存在境况的相对麻木。当相当一部分作品对人生基本境况的关注与揭示尚不及崔健的音乐和赵丽蓉的小品，甚至只达到了大众媒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程度时，我不得不做出如此的揣测。对古典美、古典诗词的向往和热爱无法改变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事实，效仿古代文人吟花咏月、寄情山水、在物欲大潮中独善其身，不应成为一个对人类精神价值有责任感的现代诗人所满足甚至沾沾自喜的目标。相比之下揭示了现代人真正的生存本质和生存状况的诗作——哪怕形式不那么令人喜欢和易接受——是否更有可取之处呢？至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觉得现实的生活世界较之用怀念构筑的古典世界更易唤起共鸣。

另外感觉把爱国单提出作为古典派新诗的一个特征，甚至拔高到理论指导思想是不大妥当的。原因有三：
一、诗作表达的爱国之情源自对土地和生命的大爱，是“家乡——国家——全世界全人类”中的一层，只因其更具政治色彩而被人为夸大了。
二、古诗人的“爱国”有地理局限和历史局限的影响，我们处在新时代理当放眼世界，胸怀全（地球）“村”。
三、诗没有政治使命，诗人的爱国并非出于诗人角色，而是处在国民的立场上。爱国是我们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只不过擅文字的人可以写诗表达。

最后想谈一下我心目中古典派新诗所应具有的哲学品格：

现在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伴随着快速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更多的则是关及人自身的问题。科学家只求一味发展科技推动经济，民众视而不见而只关注自身生活境况，现代主义者痛于信仰和价值的普遍失落，后现代主义者以解构一切为乐。这时候古典派新诗人应当承担起一种“守望者”的职责，守护着宝贵的信仰——永恒的精神价值（真、善、美、爱、自由等），同时关注着前进潮流对人的精神生活和存在境况的影响，不让精神价值在时代的媚惑下失足跌入物欲的滚滚潮水中。诗作中一切形式的歌颂、呐喊、批判、冷嘲都不应沦为一种姿态，它们的背后必须有这样一种守望的立场，并带有唤醒大众、鼓励自救的目的。而欲成为一名合格的守望者，孤独地坚守与敏锐地了望都是必不可少的，就我的观感，大家欠缺的主要是后者。这种定位可能过于理想化了，但如果没有一个追求方向，和现代主义的了无信仰还有什么两样。

后记：我不知道突然搞出这样一篇东西是否又属于青春期夸张病的症状，但我确知适时的反思与恰当的定位是发展的必要前提。下周就开学了，作业还没有做……仓促之中思考得不周表述得不准，权当抛砖引玉吧。

手握灵珠，心开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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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云发表于 2005-2-19 13:14 | 只看该作者

鸿鹏：
“刘墉有句话值得玩味：“你可以不会作诗，却成为诗人，因为你虽然不能写诗给别人看，却可以有诗人的感觉；虽然你不能通过语文表达，却能在内心颂赞。”这诚然有大幅降低标准之嫌，但我倒觉得：所有对生命抱有一种根本的严肃态度、对美抱有一种执著热爱的人，都不妨在心里自认为诗人，继而使自己得以从一切体验中获得愉悦感。这是因为，与哲学的“爱智慧”相似，“诗人”强调的并非学识和技艺，而是一种“爱生命、爱美”的人生态度和注重真实的生命与审美体验的生存方式。这不免又转到老生常谈了：作诗首先要做人，然后才谈得到技艺。”

仅此一段话就让人感动万分。建议大家好好看看，作为古典派新诗的重要理论保留下来。

重建中国新诗的“道统”和“法统”，拨乱反正于现代派，是古典派的追求。所谓“道统”，古诗的精神世界是儒家、道家、和佛学养育的，而新诗的精神境界还没有依托，要出现新时代的孔子和老子那样的伟人，显然不是我们几个人能作到的。“法统”，即中国特色的审美意思，和表现手法。不愿多说，大家讨论。

手握灵珠，心开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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