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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仲夏的傍晚，一丝风也没有，家里闷热的难受。我和小弟建议陪母亲外出透透气，母亲欣然答应了。
我和小弟走在母亲两边，谈笑着漫步在林荫道上。小弟要搀扶母亲，母亲轻轻推开他的手：“不用，热”。“啊！比家里舒服多了”，母亲高兴地说，声音还是那么柔和，细润如珠。
母亲是个极温和的人，说话轻言细语，也从不发脾气。看不出明年就满八十了，雪白的短发齐耳，一米六三的个子很有气质。腰不弯，背不驼，耳不聋。只是眼睛有些昏花了，看什么都有些模糊，而且经常莫名的流泪。但那份优雅依旧不减当年。或许是久不下楼，母亲走在我和小弟中间，脚步蹒跚，忽左忽右老走不直。转身时很慢，脚步踉跄了一下竟没站稳，我和小弟急忙扶住她。母亲笑起来：“哎哟，老了，看来以后还是要经常出来走走才是”。刹那间，我的心猛地揪起来：母亲真的老了！
听外婆说，家里早年在南京江宁县一个小镇上开米行，极重视子女教育，外婆从小就跟着哥哥们读私塾。后来家道中落，适逢抗战刚结束，一家人便在城里定居下来。家里依然尽全力支持孩子们读书，外公还把母亲送到美国教会开办的女校上学。1951年，母亲到军事学院幼儿园上班。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幼教事业。
和父亲结婚后，她调到某汽车制造厂负责筹建幼儿园，任园长。从那时起，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是一面面锦旗，一张张奖状。我和弟妹们的生活中除了外婆，只有父亲。父亲是个固执的人，性子急，脾气一上来就是一顿骂。我们虽然怕他，但心里很不服他。奇怪的是，母亲虽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而且从不大声责骂我们，可是我们都很敬畏她。只要做错了什么，母亲看我们一眼，我们就低下头知错了。
1966年，父母为支援三线建设来到重庆巴岳山下。母亲依然负责筹建厂托儿所，任所长。一座二层楼的干打垒房子，我家住在一楼，二楼就是托儿所。当时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办的又是全托式。母亲即当教师，又当保育员，还要负责协调没有步入正轨的一切事务，忙得没日没夜，哪顾得上回家？我和妹妹就像两个没娘的孩子。晚上，父亲上夜班，我和妹妹躲在蚊帐里谁也不敢下床。听着野狗仿佛就在门口狂叫，吓得我们抱在一起发抖，小声哭着想妈妈。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母亲也被贴了大字报，冠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漫骂之声随之而来。在委屈中，母亲只得拼命工作。在生产都不正常的情况下，托儿所却秩序井然，没有一个孩子受到任何伤害。令人欣慰的是，总厂小小的托儿所逐渐发展成一定规模的幼儿园，下属分厂还各有婴儿室。在困境中，母亲终于用成绩证明了自己，用默默的奉献精神体现了她们那一代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可是，心情压抑加上积劳成疾，她的身体很快跨掉了。不久，她得了冠心病。1979年，一场中风迫使她提前病退。幸亏抢救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
如今她心无牵挂，每天和父亲一起散散步，侍弄花草之余还学会了上网。经常在网上看看新闻、打打麻将，平淡而安静的生活使她感到格外满足。直到今天，每当幼儿园有庆祝活动，都会来请老园长去参加，母亲也总会欣然前往。看着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微笑在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荡漾着，像圣母般慈祥。
尽管在我们小时候，她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但当我作了母亲之后，我理解了母亲那一颗慈母的心。我的母亲把她一生的爱都献给了孩子们，我要把所有孩子们对她的爱再奉还给她。满怀感恩之情，我禁不住向苍天默默祈祷：假如有来生，我要请她还做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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