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农先生的从政经历几次都与突发事件有关。2003年1月，孟学农就任北京市市长。3个多月后，因“非典”风暴，孟学农请求辞职。2008年1月，孟学农就任山西省省长，8个月后，因襄汾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再次引咎辞职。今年7月7日，距离孟学农先生再次辞职不到一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心在哪里安放》，表达了他内心的一些情感。
对于孟学农先生发表的这篇作品，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这篇作品算什么?很多人都把这个作品称为诗(见文后附录)，我认为不妥。也有人把它称为散文诗，我觉得也不恰当。之所以将其称为“诗”或“散文诗”，大概是因为，当今很多现代诗，大都是这种样子。我觉得，孟学农先生的这个作品，从节奏和韵律上说，比大量的所谓“现代诗”强多了;从内容上说，也是抒发胸臆，有感而发，让人看得很明白，比很多所谓“现代诗”又不知强了多少。其实，那些随意安排回车键的“现代诗”，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诗。刚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生前曾经针对所谓“现代诗”说，“叫什么都行，只是别叫诗”。中国的诗歌应该符合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规律，当今很多新潮的现代诗，彻底背离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征，将其称为“诗”，那是对中国优秀诗歌传统的侮辱，哪怕加上“现代”这样时髦标签，也注定没有出路。在这个问题上，孟学农先生无意中给当今的“诗人”们上了一课。
我认为，孟学农先生的作品，最恰当的分类，应该叫做“韵文”。从体裁上说，这是中文非常古老的写作方式之一。我经常把文章或诗比作一个女人。最好的作品是内心和外貌都出众的女人;其次是心好，外貌一般的;再次是内心空洞，外貌却不错的;最糟糕的就是内心空虚，外貌也一塌糊涂的女人。所谓“现代诗”大都属于这类最糟糕的女人。孟学农的这个作品在内容上言之有物，真情实感，明明白白;从文字上说，节奏明快，韵律恰当，层次清楚。用我的“女人类比法”来评价孟学农先生的这篇作品，应该这么说：虽然算不上优秀作品，但是，可以算一个内心质朴的女人，稍事打扮了一下，不失可爱，也能令人尊敬。我不知道孟学农先生的文学经历，但我认为，孟学农先生的这个作品，可以作为当今一大批所谓现代诗人的一个借鉴：能不能先写一点让人看得懂的“韵文”?
其次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拥有诗人气质的人，能否当一个好官?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但它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老问题了。唐代和宋朝前期的科举制度都要考诗赋，因此，很多优秀诗人都当了高官，比方说欧阳修、晏殊、梅尧臣、苏东坡等等。至于唐宋时期高度发达的文明程度，是否与很多官员具有诗人气质有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到了北宋中期，科举考试取消了诗赋，并延续了很多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化、专业化，对于官员的要求也日趋职业化、技能化，诗赋才能渐渐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认为，科举考试考经义策论导致八股文，选拔出的庸才居多，因而提倡恢复诗赋考试。虽然顾炎武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采纳，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
写文章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人的感情和内心无关的说明文，例如科学实验报告，产品说明书，工作总结，计划方案等等。这类文章也有写得好的，让人一目了然，很容易看得清清楚楚，方便理解。但是，这类文章看不到写文章者的内心。因此，文章还有一大类就是真情实感的抒发，诗歌也算是其中之一。文如其人是一个很恰当的描述，以真情实感写文章，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文如其人”。因此，要写好一篇文章，要让文章被大家喜欢、接受，一个内心自私、唯利是图的人很难做到。中国历史上也有贪官有文采的，但是，贪官的文采大致都是风花雪月，绝难写出范仲淹那样的句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绝难写出杜甫那样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包拯虽然文采一般，但是，他的文字像他的人一样，干净而正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应该鼓励为官者经常写文章。不管是一般的文章，还是像孟学农先生《心在哪里安放》这样的韵文，还是真正的诗歌，为官者要写出一篇好文章，至少会荡涤一下他的内心，至少会让他认真地想一些干净的事情。当一个官员写文章的时候，哪怕他想抄袭模仿，他也总是要以那些被公认的好文章为目标，这有助于官员灵魂的净化。中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个传统并非只有单纯的文化人可以做，各色人等包括为官者，都可以自觉承担这个传统。虽然我们不能期望所有写作者都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文章既可以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也可以是轻轻松松的小事。当一个人要写出一篇真情实感的文章，他一定要关照自己的内心，他表露出来的是什么，就很容易被人看清楚。换句话说，为官者写文章，可以让为官者增加不少透明度，所以应该支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