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山区医院行医实录之又
地处湖南西南的边远县城，山高林密，交通不便，距地区也有210公里。58年长沙下放一百多医务人员“支援山区”。我们一行四人，一个内科医生，一个妇产科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助产士，长途跋涉，坐了三天汽车，步行40华里，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巴掌大”的小县城。时值莺飞草长的季节，山林郁郁青青、河水碧蓝清澈，两岸高高的吊脚楼，是我们从所未见的风光。
当年的县医院，仅20个病床，我们来之前没有一个有正式学历的医务人员，（当年有几个中专学历的医士和助产士，不知为何都在区乡基层工作）。外科仅可以作疝气阑尾等小手术，县城夜晚12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夜班护士提马灯工作，手术室有急症手术，需外科医生自己发汽灯，条件之简陋，水平之落后，可见一斑。
后来陆陆续续有医药院校的医务人员分配来县医院，60 年以后才第一次有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分配来医院工作，医院工作逐渐走向正规。，
在山区工作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是在省城医院工作不可能看到的。虽然我们从事的是医务工作，无不有地域和时代的特点，印象十分深刻，我在前面的一些博文里曾经有所描述。除了在58~61年间爆发的一些流行病，如伤寒、流行性脑膜炎、出血性钩体病等在城市也能够看到的疾病外，还有一些疾病在城市是闻所未闻的。因为这些疾病来势凶险，不在当地及时抢救是死路一条。
如，在那几年我们抢救了好几例蛔虫性肠梗阻的病人，有老有小，蛔虫多到什么程度呢？切开极度膨胀的肠壁，用长圈钳一把一把的夹出来的成团的蛔虫，一下就装满一个小搪瓷盆，有时倒了一盆又一盆到手术台下的敷料桶里，整个手术室臭气熏天。在这样人命关天的紧张时刻，我们哪顾得上去排除臭气啊！少数病人送来太迟，肠段已经坏死，只能切除然后吻合，这样的情况死亡率是很高的。因为当地农民十分害怕献血，认为献了血就会丧失劳动力，无论怎样动员都不愿给亲人献血，我们都检查了血型，遇到危重病人手术就自己献血。我个人参加工作以来，包括在省城工作时紧急献血至少有一千多毫升，并且没有休息，这都不算什么。有一向，因为人手不够，我与另外那一位一同下放的助产士，两人开对班，即隔八小时轮一次班，半夜12时下班，第二天早8 时上班，下午4时下班，晚上12时又接班，这样连续好几天，我们还很得意，觉得自己立了功，至于有急诊手术随时加班是家常便饭，而我们是那样年轻，有的是精力。
危重病人送来医院，一般都是用两根竹竿扎一个竹靠椅，几个劳动力翻山越岭的抬来。一次，抬来一个难产的病人，是横位，胎儿一只手在产妇体外，已经发黑死亡多时，产门被接生员鼓捣得肿胀不堪，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齐上阵，内科医生上麻药，妇产科医生带着我为产妇作碎胎术，将死胎大卸八块取出来，最后胎儿的头，在宫腔内滴溜溜的转动，妇产科医生已经精疲力竭，由她指令，让我动手将它拉出体外，产妇终于得救。多年以后我们说起这些经历，她说自己也是离开学校不过两三年，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没有上级医生可以依靠，但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只能麻着胆子上，总是内科、外科、妇产科互相合作来完成，想不到后来政治运动……。当年总是她或者外科医生（我后来的老伴）,带上手术包和几个人，到农村病人家里做剖腹产手术，下面是录自我的博文：
“在这里工作，除了医院的病人要处理，还常常到下面的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出诊。有的地方不通车还要爬山越岭。带上手术包，两三个医护人员，一个化验员，就在病人家堂屋里，搭两张方桌做手术台给病人做剖腹产等手术，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当时医院没有救护车，常常是县委书记的小车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所以当年为县委书记开小车的司机(李师傅)说：“无论如何不相信这些人是坏人”。我们后来被放逐回到家乡，对亲人说起我们的工作经历，一个亲戚是教师，惊奇地说，你们简直可以评劳动模范了啊！我们只能苦笑。后来我在当地农村卫生院工作时，在农民家中，就有农妇对我说，“我这个孩子就是你的老公到家里来手术救得的。”我听了很受安慰。
县医院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其实一般的农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农民，淳朴而人性未泯，是知恩图报的。在那难忘的荒唐的年代，妇产科医生被押送到某公社，把她安排到一处房屋的楼下，把行李扔在地上，告诉她就在这个楼上住，押送者扬长而去，她面对没有楼梯的楼房正在发愁。公社的妇女干部跑来，惊讶的说：“哎呀！×医生！这楼上是住不得人的，以前是地主的屋，死了好几个人的，地板上面血都有……”后来这个妇女干部去打点一番，才让她住到另外的地方，听她说得我汗毛直竖。
这一切都过去了，往事不堪回首，只有郁郁青山仍在，流水不断呜咽。难忘的十年除了带给我们无限的伤痛，对山区人民这些芸芸众生的健康与生命，是不是也会有许多损失呢？已是无法计算和回顾的事情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