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是中秋节。我打算和我的潘老师一起共度佳节。
十月五日，我和拙荆（人称杜工）一起乘长途汽车到达四川省三台县城。十月六日清晨坐上了去观桥镇的客车。因为潘老师所在的社会福利院就在离观桥镇不远的星月湾。
因修路改道，去观桥镇的路增长了许多。但路况和车况比起二十年前确实好得多了。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秋天，因与三台县的一家企业有业务联系而来到三台。之前又听说潘老师似乎在三台社会福利院。我便决定到星月湾去看望潘老师。
我坚决谢绝了那家企业派专车送我的好意，搭上去观桥的公共汽车。汽车上的乘客也包括两头大约两百斤重的大肥猪。在弥漫着嘈杂声和猪圈气味的车上，看到那一晃而过的原野和间断的小丘，和青木关到重庆市区的地形没有太大区别。可两处的山林和树木，它们能知道潘老师的故事吗？
潘老师见到我非常高兴，逢人便说：这是我的学生，还介绍了我的几个头衔。仿佛一位望子成龙的老人炫耀儿子载誉归来。
以右派分子之身结束了劳动改造之后，为了不影响两个女儿，潘老师以鳏居老人的身份来到了这个社会福利院。八十年代初期落实政策后，成了退休教师，每月有了几十元退休工资，便转而向福利院交伙食费，仍留下来当义务保管员。福利院成了他的家，院里的人都亲切叫他潘大爷。
当天晚上，在保管室里，我和潘老师扺足而眠。一起回忆逝去的岁月。
抗战时期，沦陷区名牌学校内迁，有数所名牌中学并入青木关中学，连教育部也设在青木关。抗战胜利后，青木关自然留有一批精英，五十年代前期的青木关中学是颇负盛名的。
潘老师还记得起许多同学的名字，记得许多在学校的轶闻趣事。还记得那位定居成都的著名女诗人也是他的学生。他对中年的屈辱和艰难毫无怨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并未消磨他的意志，更未给他带来半点沮丧或落拓。抚今追昔，皆是一派乐观。我试探地请他谈一谈他的遭遇，他都一言以蔽之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国家这么困难，还拿钱出来养我们，我很知足了。
地处偏远地区，他也坚持每天看报，能说出许多我不知道的国内外大事。谈到时局，他总是充满信心。仿佛他不是曾被遗忘的老人，倒象一个政协委员，大有参政议政之风。
第二天我告别潘老师时，塞给他几十元钱，可他坚决不收。我要再坚持下去他一定会生气的，也只好作罢。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我又一次因公到三台。再次乘公共汽车到社会福利院看望潘老师。这一夜我们谈得较多的是诗词创作，从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谈到当今诗词活动的复苏。关于古典文学的起源、发展及代表人物，潘老师如数家珍。我深深感受到，他并未在缺少文化的氛围中变得麻木，反而在不断凝练和充实自己。
第二天早晨，我偷偷把一些钱放在他的枕下。回重庆后半个月，我收到一大包潘老师寄来的印刷品和一封信，其中有他给我批改的诗词作品。信上说：书是给你孩子的，这些课外读物对他们成长有帮助。——他把我留下的钱全部买成书了。
算了一下，我两次到社会福利院没能用出一分钱，反而由潘老师为我付了伙食费和寄书的寄费。我在心里喊着：老师啊！您老是把关爱全部给了别人，为何自己不留下一丁半点？
两次拜会，让我进一步认识了我的老师，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
在我的脑海中，老师给我讲过的高洁的屈原、气节如虹的文天祥、远离尘嚣的陶渊明等等古贤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我的潘老师不也是效法古贤的今贤吗？
车停了，杜工打断了我深沉的回忆。——观桥镇到了。
下车后问路，才知道社会福利院在两年前已迁往三台县城，星月湾原址已改建为供客人休闲的“农家乐”。我们赶紧乘车原路返回，找到了位于涪江边上的社会福利院。
得到的回答是：潘大爷已于四年前去世了。这个回答犹如晴天霹雳，中秋团聚的愿望竟然成了天上人间！我难以接受但确又是事实。
在潘老师行动不便时，廖衍忠接替了他的保管员工作。后来又负责照料潘老师直至送终。
廖衍忠欣然接受了带我去潘老师陵墓的要求。他说，潘大爷先前在广元的煤厂拉煤，很累很苦。前几年有几个他过去的学生来看他，其中还有一位来自美国。他患脑萎缩期间，院里领导很关心，也得到很好的治疗；他的两个女儿也来看望他。廖衍忠自己，更是尽心竭力。但还是在二零零二年初的除夕之夜走了。他对潘大爷的评价很简单：“好人！好人哪！”
潘老师的归宿在水观音公墓。
站在老师的墓前，我眼前浮现着半个世纪前的情景。那也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时段。
一九五五年，我在青木关中学由初中升入高中，潘老师教语文。他深入浅出，深受同学欢迎。还在课文之外刻印了许多诗词之类的读物。引导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强烈兴趣。
那时候，我是一个读书狂，课间十分钟也不放过。读完了阅览室的杂志，便试着向潘老师借书。在他独居的卧室里，书架上摆满了书，除文学类之外，也有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类。我都想看、都想学。每次借书，他都用报纸把书整齐包裹。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提醒我爱护书。他的每本书都崭新，我也舍不得弄脏呀。
那时候，学校经常举行文学报告会，潘老师经常担纲主讲。如《青年进卫军》、《静静的顿河》、《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等等。厚厚书的内容要浓缩在几小时的讲座里并非易事。而同学们每次都听得如痴如醉。潘老师时而表情凝重、时而气定神闲，时而神采飞扬；喜怒哀乐由心而起，眼神手势依情而动，使人深受感染。在我的心里，潘老师就的明星。
一次到潘老师那儿借书，他在书上放了五元钱，说：“注意身体，饭还是要吃饱”——不知他从那儿知道我已经断顿了。那时嫌每月六元五角钱的伙食费太贵，便经常在饭馆吃合汤泡饭。五元钱够吃一个多月了。我推托不过，还是收了钱。我没有哭，也没有笑。我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报答潘老师。此时我才十五岁。
有一位用手掌压着肚子讲授历史课的李老师去世了。下葬时，我注意到潘老师两掌在胸前相握，不时变换站的位置，表情深沉严肃。之后，他给我们看了他写的两幅悼联，分别是：
噩耗震关山，益师良友难再得；
壮年遭病死，员工学子哪堪悲。
一病不回头，九泉腾怨气；
千人齐痛哭，万壑鸣悲风。
我在读高中时，有近两年主编过每周换版的校刊。我经手刊登过数首潘老师写的诗词。其中《望江门》的一些句子我仍然记忆犹新：
屈原流放在江南，日如年。日如年，牢骚满腹对谁言，对苍天。……可恨天门卒，公然拒绝开关。谁知天上亦无缘，亦无缘，昏暗似人间。
平静的生活结束了。有一天语文课时，潘老师没来，走进教室的是一位政工干事。他严肃地说：“潘××有反党言行，已划为右派，希望同学们认真揭发他的罪行，这是个立场问题”。他的话里有明显的威胁成分，使人不寒而栗。
之后，潘老师离开了讲坛，站在指定的地方低头认罪。后又被勒令打扫厕所。他仍然一丝不苟，把厕所打扫得很干净。
在批斗会上，他写的诗词、楹联全都成了罪状。如悼念李老师的楹联，被说成把社会写得一片黑暗，有反党动机。就连在校刊上登载过的赞扬学生勤工俭学的诗，也说成是腐蚀青年。借书给学生是毒害心灵，资助学生（不止资助我一人）是拉拢腐蚀。……
我没在批斗会上发言，也许是不够资格：往后也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被潘老师腐蚀，说我为他的反动诗词作宣传云云。
批斗会之后，我也见识了大批判的厉害。或白或黑，只在一语之间。十六岁的少年本不应承受的心理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也不得不学一点老练——此后二十多年，我写的诗再也不敢示人了。
批斗会后不久，潘老师不见了，据说是押去劳动改造了。
继潘老师之后，又有几位老师被打成右派或历史反革命。到高三年级后，又有两位同年级同学被打成“不戴右派帽子的右派”。
我不相信党会有错，也绝不相信潘老师和那几位老师、同学是坏人。在这极度的矛盾和困惑中我迎来十七岁生日。就在这一年，我告别了不再拥有潘老师的学校，告别了中学生生活；也越过了在经济上、精神上都极度贫困的人生阶段。
潘老师的一生太累了，该好好休息了。
在摇曳的烛光中，我向潘老师默念着：我知道，人世间的大悲大喜、快乐和忧伤，再也不会惊扰您的长梦；青木关那虎啸龙吟般的松涛声，再也不会传进您的耳鼓。但我的这段回忆、这份思念已随同那燃烧的纸钱一起寄给您，希望您能收到。
我十分珍惜这次中秋团圆之会。每当中秋节，我将会记起这段天壤之情。也希望潘老师不要忘记我。
潘老师生卒：（1915.12.27～20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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