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诗酒自娱 于 2012-11-2 22:02 编辑
今年元月15日，蒙西南大学熊宪光教授题赠其诗集《亦说吟稿》，由黄兴邦兄带来，却一直未能潜心盥诵，不免心存歉意。最近总算能够作此小文补过了。
一 熊宪光其人
熊氏早年毕业于四川师大中文系，分配到重庆市江北区寸滩中学任教。1978年得机负笈京师，投北师大鼎鼎大名之启功、郭预衡门下，攻读古典文学专业。同门九人，启功戏称“师大九子”。1981年学成回渝，在西南师大任教至今。
几十年来，熊氏于书斋讲台治学育人，孜孜矻矻，修成名师，弟子多有出息。成绩斐然，无须赘述。其为学主攻先秦，兼及汉魏，可谓术业有专攻者也。
然此君行事一向低调，不事张扬，故其名声并未远播于社会，仅仅彪炳于业内，竟然远逊于某些混迹社会，浪得虚名之“教授”者流。写诗为其毕生之雅好，亦系其余事耳，鲜有发表，故无“诗人”桂冠可资炫耀于江湖。
二 《亦说吟稿》其书
熊君于书外有一纸《告白》，简述出书原委，兹大体转述如下：
此书收录其自少及老五十余年间吟咏之作凡250余首及联语、悼文若干。均按题材分门别类，再大体大体依时间先后编排。
对“亦说”一词，熊君释之曰：此自号也，取意于《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 读如shuo,即“表达”之今义。以“亦说”冠名此一“吟稿”，亦有二解：作诗不仅是自己感情之表达宣泄，亦以吟事为乐也。此解深得我心，吾常于多种场合宣称：吟，并快乐着。记得蒋登科君对我的访谈就题为《写诗是快乐的泉源》。即便是传统之“苦吟”吧，我以为也是苦中有乐的。
咏事伴熊君终生，带给他现代快乐。从集中可以看到，没有梦中得句的时候，更可见其往往达到痴迷的地步。不过，此书虽有“总其成”之意，亦不拟广为传播，仅自印若干，分赠“亲朋、好友、同学、弟子及相知爱诗者”。可感者，“所有录入、编排及题签均亲手创作，意在存念也。”
那么，这就是一种印数有限的珍品了。
三 与熊君之旧谊
既然是分赠“亲朋、好友、同学、弟子及相知爱诗者”，那么我该属于其中一项吧？对号入座，该算最后的“相知爱诗者”无疑。
与熊君有那么一点缘分是在“文革”末期至1978年期间，为时颇短，但记忆甚深。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蛰伏已久的文学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这时在江北区文化馆谢宜春老师的主持下，业余爱好者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时时聚会交流，我和熊君都是其中成员，彼此印象良好。记得1976年周恩来去世，我们一道弄了一张油印诗报抒发悼念之情，还在文化会堂举行了专场朗诵会呢。胆子够大的。应该说那就是后来《嘉陵江》文学小报的发端吧。
很快，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变，熊君认准并把握住机会，一跃而起，从此离开了寸滩小镇，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自他远走高飞，我们就很少有见面机会，虽然他后来回到重庆，北碚也并不遥远。彼此殊少联系，盖因他虽以文学为业，并酷爱终生，却极少参与高校之外的活动，我们之间缺少了交叉点。我只记得1980年代后期，他在我主持的《嘉陵江》文学季刊发表过少量诗词作品，大概是应我之约吧。
如今，在30年后，他把自己多年作品结集付梓，还不忘赠予当年的“相知爱诗者”，不能不令我感到温暖。其实，每当我与兴邦忆述江北旧事，熊君亦总在“成就斐然者”之列也。惺惺相惜，心心相印，此之谓乎？
四 熊君的诗观
还是先看《自白》吧：“我对吟咏，向持‘三情’说，认为无激情则无诗，无真情则无真诗，无才情则无好诗。”有诗为证，其《代跋》云：“激情不涌作诗难，赖有真情风雅传。更得才情添韵味，三情俱备酿佳篇。”
力主“三情”，可视为“诗缘情”古训之现代版也。熊氏身体力行，为诗总是有感而发，绝不无病呻吟；若遇三情皆具，自有好诗可得。不过我于激情有所保留：不错，愤怒出诗人，然则不可绝对，他如闲情逸兴，哲思顿悟，皆为诗之源也，并非激情出之。观熊诗，多系“三情说”之实践，然则亦有例外也。
行文至此，不由联想到，我早年也酷爱咏事，在那轻易因言获罪的时代，为了避祸免灾，给自己定下了“三弦”的界限：“我的竖琴三条弦：爱情友谊大自然。”
此外，熊氏在序诗中还说“崇高宏大别处寻”，明显表示了对于“宏大叙事”之类的回避，这也是一种诗观。他诗中之情多系亲情，爱情，友情，容易引起共鸣，得知微见著之效，避免了大而不当，华而不实的弊端。
五 总体印象
集中250首诗作，皆为其践行“三情说”之产品，有感而发，言必由衷，首先确保了一个“真”字，自不待言。观其全书，可见其人生之轨迹——
“少年心事”，房开眼界观长江；“风华蓉都”，春风如醉柳如丝；“春生红豆”，花笺凤笛说相思；“无情岁月”，赶月追风意欲绝；“行游留痕”，则是时来运转，意气风发，“入京陡觉胸怀开”了。而此后之“闲吟杂咏”则为身居学府，感事抒怀，从容淡定之作。
事实上，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 之中，将这些作品贯穿起来，不但可以大致了解熊宪光一己的经历遭际、心路历程，同时也可以由此窥见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线索，犹如露珠之折射太阳的光辉。这就产生了以小见大的效果。
此外，若就具体招作品言，我以为大多做到了要言不烦，不阻不滞。其中之佳者，往往起承转合，妙合无痕；以内容言之，则心得独具，言人未言，予人以启迪。其少作以情真意挚见长，而《行游留痕》则可见其学者面目，而又免俗于显摆，贵在一个“化”字；《闲吟杂咏》颇多哲思，于咏事更见纯熟。
《复B•J兄电邮韵语》生动地描述了宪光目下的生活状况：“投闲置散非吾愿，养性修身亦可嘉。故纸微机长作伴，无忧无虑度年华。”潇洒自如，颇有得色。宪光君，这就是你晚年幸福之所在吧，但愿不仅如此，再加上“诗心不老涌灵泉”（《诗梦吟》），那就更完美了。
六 题外话：无心插柳乎？
前已提及，此集也收新诗。这些新诗很合我的口味：大抵押韵，节奏鲜明。更使我惊喜的是，其中作品竟有与我们正在努力提倡的格律体新诗规范完全吻合的。例如写于1961年的《自警》首节：
披一张/色彩/斑斓的/外皮，
把一副/肮脏的/灵魂/隐蔽。
喷吐出/致人/死命的/毒液，
警惕啊，一条/凶恶的/毒蛇！
这是标准的十言四步整齐体！还有节节对称的参差体呢，就不再举例了。我只是想说，那时，年轻的宪光不可能有格律体新诗的概念吧？（即便受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的影响，何氏也只是要求诗行的顿数一致，而不要求字数一致）为什么能够把诗写成这个样子呢？只能认为，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正好说明，一定的格律是内容表达的内在需要。这种偶合，这种巧合，正好说明，格律不但不会“束缚思想”，恰恰相反，可以使诗人的情思得到更加完美的表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