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贴感言】本来想贴《“启明”四友沉浮录》，配合《五十······》那篇，供参照阅读，却没有找到。乃以此文代之，因其内容有相关之处，亦且写到微斋也。
5月25日上午，原重庆第一师范学校1956级举行同学会，端兄与家远相约参加。我们三个老友中，端兄倒是经常见面，家远远在北碚，难得一晤。于是早早约定，他们吃过中饭，咱们了就到通远门城楼上喝茶去。
我去晚了一点，他们已经在那里虚位以待。还是前年借在西南大学参加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的机会，三人见过一面，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这次我发现家远头上已经覆满了霜雪，人也似乎显瘦了些，精神倒还是蛮好，声音仍然洪亮如昔。
我比他们高一个班级，一同经历了1957年反右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尝受过“被辩论”的滋味，对那段时间的回忆总是一个免不了的话题。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启明”四友沉浮录》，记叙当年我们班四个热爱文艺的学友异想天开，要创办命名为“启明”的油印刊物，却遭到查禁，胎死腹中的往事，以及这四人迥然不同的命运。无独有偶，就在那同时，他们年级的同学，也是四位，包括端兄和家远，怀着天真的文学梦想，办起了一个手抄本刊物，取名曰“虹”，许是受惑于她的绚烂吧。然而可悲的是，也应了她那易于破灭的特性，很快就在那席卷神州的罡风中夭折了。我没有看到过《虹》的模样，据他们说，是同样的内容，一式四份，各自存留。就为了这事，他们也成为“教育”对象，受到“帮助”。家远是团员，在运动后期的“整团”中还受到处分。也许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吧，他们1959年毕业的时候，也不知是谁发了善心，不再有“见习”的处罚，他们统统给分配了工作。但是，档案袋里，都给塞进了”不祥物”则是可以断定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一生。
家远在作为北碚区重点的朝阳小学实习，受到一位校长的赏识，答应留他在那里工作，哪知后来这个位置被人替换了，鬼使神差，他分到梅花山小学，与我在那里见习的天生桥小学同属一个支部管辖，我们意外地在学区的大会上重逢了。简直是天上掉下个“石哥哥”（他长我一岁）！这样，就使我在那孤苦无依的时日，有了可以披肝沥胆的挚友，得到心灵的慰藉。虽然后来我离开了北碚，从此与他聚少离多，但是我们始终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在人的一生中，这怕是不可多得的吧。
与《启明》的灰飞烟灭不同，《虹》总算还保留了当年的影像（端兄说他还珍藏着那早已发黄的纸片），那可供凭吊的青春梦想的残痕。在《“启明”四友沉浮录》中，我记录了四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可叹《虹》之四友自从走出校门，竟然也有四种命运。
先说眼前这二位吧：端兄和我一样，也是经过多年的困苦挣扎、不懈奋斗之后，得时势之助，终于圆了青年时代的文学梦，在他们当中算是唯一幸运者。他先是因为擅长诗词写作，参与了重庆市诗词学会的筹创，担任过多届领导，后又涉足散文，更后来进入格律体新诗创作领域，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坚力量。
再说家远，前半生可以说历尽艰辛：风流才子，怀才不遇，备受压抑，精神之痛苦不言而喻。而在文革中更是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批斗关押，难免皮肉之苦。更有昔日知交告密陷害，必欲置于死地，以图立功自保！好在总算挺了过来，劫后尚能显示才干，以非党身份，当上了中心小学校长，成为教育界知名人士。
至于另外两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姑略述其事而隐其名。其一姓李，本来是四人中分配最好的，居然被派到北碚街上一所初中去教书，后来还当上教导主任。后来我也见过他，印象很好：谈吐不俗，为人不错。可惜大约因为耽于烟酒，不满六十就英年早逝。
其二X某，在一所偏远的小学任教。文革期间，大概也免不了清算《虹》之旧账吧，也免不了接受关于“同案犯”的“外调”吧？总之，他没有“避重就轻”，也没有顾左右而言他，而是提供了家远的“钢鞭材料”，后果是使得处于困境的家远雪上加霜。对此，家远的态度是坚决“不原谅”！那天谈到此事，他说曾得到X某病重的消息，但是没有去探望。这样一个人格猥琐的人，心情该不会很愉快吧？他也没能终其天年。
说完《虹》之四友的人生遭际，心中五味杂陈，夫复何言！
逝者往矣！半世纪之后，“启明”与“虹”，能够这样聚会品茶饮酒叙旧的，也就这通远门上，三人而已。
端兄，家远，让我们还是珍惜晚景，善待自己吧。哪日得机，另约他处，再聚，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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