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回忆

　　　　蒋登科先生发表长文《“重讨论会”及其影响》，摘要如下：
　　　　重庆诗歌讨论会是1983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一次以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会议以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对艺术思潮和学术观念上纲上线，具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在被批判者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使“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讨论转向了非学术领域，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当然时不好的。但是事实上后来并没有起到主事者们期望的作用，那种影响很快就烟消云散。而且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现代主义”道路，甚至堕落到“丽华体”、“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之类，也并非好事。这且不提。
　　　　只是这篇文章唤醒了我的一点回忆，尚可一写。
　　　　登科提到这次讨论会还引发了几次会外的活动，却没有提到会议期间某一个下午，安排了一次“扩大会”。就是把到会不多的重庆诗人之外的当时比较活跃的重庆业余诗人请去与知名诗人们见面，可以提问求答。我也有幸应邀出席，见到了几位素所仰慕的诗人。
　　　　会场是当时的市文联礼堂，与会者成圈状围坐。事隔30年，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就是我斗胆提出了我关心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今称“格律体新诗”）的问题，希望能听到哪位知名诗人的意见。
　　　　哪知我的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绿原先生似乎不假思索，马上做了否定现代格律诗的回答。他的大意是，新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格律问题，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形式。这种在我看来缺乏常识的回答，完全违背诗歌发展的规律，与我膺服的闻一多、朱湘、何其芳、卞之琳等前辈的理论与实践大相径庭，内心非常不满。待他话停，我立即起身离座，一走了之。后来有朋友说我是“拂袖而去”。
　　　　原来我对绿原时相当尊敬的，此后，也许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对他失去了兴趣。
　　　　还有一事，随便一谈：我接到会议通知后，听说最为敬仰的诗人公刘将要与会，非常激动。当时我已经调到江北区文化馆担任文学干部，参加这样的活动应该说理所当然。开始向馆长请假，却未被允许，竟与他争辩起来，结果竟没有获准。我也不计后果，自行赴会了。哪知公刘没有来渝，倒闹出上述小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