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下读书笔记 (六)金克木《古诗三解——符号学的试用》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直至晚年，仍多著述。此文虽短，却以符号学观点解释古诗，是以新知解旧题的典范。
依照符号学，“诗的语言是代码，或说符号。诗所传的是信息，或说意义。这其实只是说，诗是通讯语言的一种形态。”由此引申出对古诗（实际上对新诗也是一样）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诗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作为通讯，至少要有发讯者和收讯者，这样才需要诗的中介。与一般的“通信”不同，诗的收讯者（即读者）远非特定的个人，而是多多益善。即便当初只是针对特定“收讯者”（如情诗、赠友诗），也往往流传开去，形成“受众”。而优秀作品则代代相传，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诗人的“主观故意”，即创作动机固然是为了宣泄、表达，那么就天然地寻求着倾听、理解、欣赏、共鸣，诗这个中介便成为心灵之间的纽带与桥梁。因为人性的要素是亘古不变的，所以优秀的诗篇便历久弥新，具有永恒的价值，得以成就人类不朽的文化艺术遗产。
真正的诗人几乎没有不想自己的作品得到欣赏，得以流传，并以此为荣的。如今有一种观点，似乎写诗只为了自己，至多几个圈内人，号称诗是“贵族文学”，这与诗的真谛、诗的本性实在相去甚远，不足为训。有些人写得云里雾里，似乎成心不要人懂，还往往高高在上，责怪读者水平低下。那么，你就把诗稿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吧，何必追求发表（包括网络空间）？不以读者为意的只能是伪诗人！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 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 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我的纪念碑》
请看，普希金心目中的“收讯者”有多少！同样，郭沫若在《女神·序诗》中真诚地表示，希望自己的诗去寻那与自己“振动数”、“燃烧点”相同的人！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贾岛《题诗后》）古人尚且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孤芳自赏呢？何况，是否真“芳”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二、由于古诗的产生过程在最初是与音乐、舞蹈分不开的，所以其群体性特点便不可忽略。这样，解诗者和传诗者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往往使诗的通讯方式产生社会功能。如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外交活动中引用《诗经》内容成为时尚。即便后来“创作者”（即诗人）的作用愈益重要，也丝毫不能忽视诗的接受、传递过程，否则，诗的价值便无由体现。
说到现代，除了纸媒这种诗的通讯媒介，网络的兴起也为诗的传递、解读、诗人与受众的互动、受众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突破了纸媒掌控者的“壁垒”，实现了发表的“零门槛”，从而促进了诗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当然在这样的情势下，也需要诗人与受众的自律：不能舍弃了应有的良知，玷污了网络的环境，浪费了珍贵的社会资源。
三、金克木先生对诗的歧义性、多义性的阐述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他说，因为诗的解说者各人的既有共同的因素，又是有差异的。这样，对诗所传递的信息便会形成不同的理解，或者说产生变异。“诗所用的艺术语言带有歧义性或模糊性，这使产生不同信息成为可能。”否则，诗就成为很枯燥的“账簿式的数学公式组合了。”他接着以陆游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为例，说明诗的“意义”远远超过语言符号所传递的本初信息，而且可以更新。这也可以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解释：诗的语言往往是能指大于所指的。
金克木先生是针对古诗而言的，我以为他于不经意间戳中了新诗的“软肋”。古诗的“此长”正是新诗的“彼短”。新诗中缺少内涵，缺少余韵，不耐人咀嚼的作品委实太多了。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有意把诗写得晦涩，混沌一团，使人读之如堕五里雾中，还自以为得计。须知，真理越雷池一步便成为谬误。不过有一点我以为也应该明确，那就是诗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一些清新明快或蹈厉风发的作品也不能轻率地否定。
金克木先生还据此联系中国艺术传统中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理论，提出诗书画都应该注意“忌满”、“忌死”的美学原理，给欣赏着留下足够的余地。诗画同理，写诗，也须注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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