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大根” 这个颇为神秘的词儿，我是在老山沟当放牛娃时，从开江有名的算命先生“贺八字”那儿听到的。他说我会“十八岁定大根，不隔省就隔县”。
1965年夏天，升学考试（那时不叫“中考”）结束，知道分数考得再高上高中上中专的好事也轮不到自己，今生今世注定要胼手胝足下劳力吃饭，我们七八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便相约去城关镇和普安镇之间的 “二里半砖厂”做工。
城普两镇之间的公路长约五里，居中之处人称二里半，城关四居委建在那儿的砖厂由此得名。它占地差不多一个篮球场大，拥有一个取粘土的泥坑、几条晾砖坯的垄坎、一孔形如放大的煤灶的老式砖瓦窑、一座茅草棚，棚里有几个摆放着木模的砖坯台和几台可旋转的瓦坯架，再加上几位面目萎琐衣着褴褛却有着令人羡慕的“古铜色”（那时读到的书上常用这个词描绘“劳动人民”）皮肤的工人，这就是二里半砖厂的全部。
我们这伙年轻人一心要把自己锻炼成能挣十个工分的“全劳力”，反正有家里管着饭，听居委主任说二里半砖厂需要人，什么条件也不讲就跑到这里认认真真干起活来。寂寥的砖厂灌注了新鲜血液，开始有了生气。时不时又有家人跑来关心这关心那，还有三五同学邀约来看稀奇耍泥巴，人群进进出出，砖厂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按居委会孙会计的说法，“路过二里半的年轻妹儿都要朝这边多盯几眼了”。
升学录取名单张榜公布那天，我们相约谁都不准去看，免得别人看“笑事（儿）” 。但这个规定只约束得了我们自己，约束不了父母弟妹以及别的关注我们的人。结果当天就证实了我们高达百分之一百的预测准确率——全部落榜，无一例外！
越是落魄，心气越是高涨。初中三年已被学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折腾成惊弓之鸟，早已明白那“阶级阵线”日趋分明的本县最高学府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神圣之地，我等生来“黑”者是万万不可再去触霉头的了，可眼睁睁看着比自己差一大截的同学纷纷“金榜题名”，心的深处不免又有一点点酸葡萄吃不上的那种悻悻然。
认命了吧，练粗膀子晒黑皮子，凭着不屈不挠的性子，就算打石头担大粪挖煤炭，也要活出个人样子。何况广播里书本中墙头上标语口号宣传画铺天盖地尊崇备至的都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呢。
有了不让别人小瞧的心思，便有了振作士气的行动。大热天干体力活，一大壶水是少不了的。铝制水壶市面能买到，价钱不贵，还涂着象征尊崇地位的草绿色。于是我们统一行动每人买一个，天天早晚头戴草帽，身穿背心短裤，肩挎一式的草绿色水壶，赤脚走在那二里半城普公路上，招摇之状，只差喊“一二一”了。
城里有了这么群精神、整齐、志在干粗活累活的少年，手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几家集体企业便打起了“收编”的主意。有人来向一位颇有主见的小伙伴说这事，被他一口回绝了。
我们都赞同他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直是盯着外面世界的。不是嫌家乡闭塞，也不是嫌集体企业条件差，是自幼的痛苦经历告诉我们，长大了能飞的时候一定要飞出去，不能留在这个如同后娘般总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地方，动不动就被人指着鼻子说：“你莫妖烟（儿） 哈！你是×家的娃儿嘛，你老汉（儿）是个××××嘛”。
自1964年以来，国民经济走出了三年大饥荒的低谷，许多工业和基建项目上马，急需劳动力，城镇待业青年要找个工作并不是太难的事。不久前省公路局来招工修凉山的公路，几乎把县里历年累积的待业青年搜罗一空。这个形势我们还是能看到的。
果然，暑假还没完，期盼着的消息就来了。
那天正顶着太阳踩泥，妈妈托人带口信来叫快回普安（七八位少年中就我一人户籍在普安），说是“镇上”通知马上去开会。
忙得脚都未洗干净，匆匆赶到“镇上”，蔡书记已开始读一份名为“改造世界观”的《人民日报》社论，读完又发表高论，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来世上，都有很多要不得的思想，这就是和党不一致的思想，所以要天天学习天天改造，才能跟上党的领导跟上形势的发展。听得云里雾里要打瞌睡之时，忽见他摸出一张纸，念起名字来。原来是专区的机械修配厂、渠江糖厂、盐业运销站三个单位来我县招五十名应届初中毕业生，我的名字已归到达县专区机械修配厂名下。而且我已听清楚记明白，二里半砖厂所有的伙伴都已被这张名单囊括其中。
后来得知，我们这五十人是由三个单位抓阄来分为三拨的。男生女生各写好名字揉成两堆纸团放在桌上，代表三个单位的三位领导按分配到的男女数量伸手拈纸团就是了。人生如此风云多变命运难测，最为关键的一步竟然形同儿戏。后来曾为此事打油一首——
三面红旗插校门，少年失学听天命。
熬糖打铁贩盐巴，饭碗今生抓阄定。
那一年，未能升学的城镇初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安排了工作，唯有和我同班的两位女同学马×和黄××例外。黄的父亲是普安镇最为有名的五类分子，任何大小运动都少不了要上台挨批斗。也不知是哪位领导把他牢牢记在了“头疋肋巴上”，连他家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女孩都不放过，非要把她的命运也一起踩住不可。马同学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家庭政治条件也不比我更差，不知为何也要逼她下乡去林场。她这人性格倔强，跑到乡下亲戚家躲起来，几个月后竟侥幸躲脱去了新建的钢铁城渡口。
约上普安的小伙伴去县招待所报名，得知专区机械修配厂来招工的是一位人称“胡指导”的领导。他不在那里，服务员说他跟县篮球代表队几位球员出去了。
找到文化馆球场，便见几个县队的球员正在打“半场”，其中一张生面孔应该就是他了。那时的篮球要算文娱活动中的首要项目，玩球的少年要能玩进县队，便能立时成为全县人民心中的明星。几个球员这样非正式的与外来客人切磋球艺，便吸引了大群人顶着烈日观看。球迷们评头论足，一致认为胡指导的球技不逊于县男篮任何一个队员。更有知情者告之，我们即将去的那个厂的党委书记，便是全专区大名鼎鼎姓尹的“球书记”，胡指导乃是球书记班子中的一位“球委员”，是被尹书记相中后从重钢调来的。
九月初那个晴朗的下午，专区机械修配厂开来一部吉尔164卡车接我们。在东街县招待所门前集合上车，点名时我听得真切，胡指导的口音虽是道地四川话，好多字却是按普通话读音来发音的，例如×毅的“毅”字，他读出来的是“yì”，而不是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语文的老师）读惯了的“lìn”。尤其令人意外的是，他把驾驶室的位置让给两个女生坐，自己和我们一起站在加高的吉尔164车厢上。那天我站在他旁边，见他背靠车厢板，掏出一张比通常版面小很多的报纸来看。见我探头看稀奇，他连忙将报纸收起，笑笑说“这个你不能看的！”。那一瞬间我已看清了报头上的“参考消息”四个字，第一次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份只有“二十二级以上干部”才能看的报纸。
吉尔164一阵风似地跑完100公里山路，傍晚时分到达达县北郊高家坝专区机修厂的球场。下车时极为意外地从胡指导口中得知，今天不但不用付坐车的钱，每人还有一元二角的差旅补助！
惊喜远远不止这点，“外面”与家乡竟然有这么大的不同！分配工作前，胡指导竟然要我们说出自己想干的工种，强调每个人都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以便工厂领导考虑分配方案时兼顾工作需要和个人喜好。
毕竟只是一帮十来岁的少男少女，没那么多顾忌，在场二十个同学除了一个女生说“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外，其余都毫不客气地根据自己两个礼拜的观察作出了选择。
分配方案出来时皆大欢喜，只有一个分到汽车修理车间配件仓库当管理员的女生不满意。她固执地认定这份工作“没有技术”，哭稀乃呆 地扭了胡指导几天，终于如愿以偿换成了“有技术”的电焊工。
厂里有一个汽车修理车间设在城里工业局大院，我选择了去那里当一个汽车修理工。这种选择应该说与我十岁左右初次乘坐汽车的经历有关。那天有一辆在普安粮站卸完粮要回城关镇的嘎斯51军车停在路边，几个大人在车上招呼，七手八脚把我拽上去，叫我扶好车厢前方的架子，站稳脚跟。车一开动，随着速度增加，好大一股风迎面而来，刮得我脸上生疼，不觉之中，好长好长的一段路就已经跑完了。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令人如痴如醉，久久不能忘怀。之后不久妈妈偶尔问起我长大想干什么，我便脱口而出说要当汽车司机。当我把分配结果写信告诉妈妈和哥姐们后，他们异口同声提到这事，说我“差不多已经实现儿时的理想了”。春节探亲回家为我在学校背上一身“问题”担心得要死的哥哥信中还说：“师傅们正微笑着，以不带任何成见的眼光打量着每一个新来的年轻人”，几行字中所含深意，只有我自己才能读懂。
现在来回想，“贺八字”在家乡的名气绝非浪得。他在老山沟那个夜晚对我说的“十八岁定大根，不隔省就隔县”竟然就在四年后应验了。“定大根”不就是树木移栽嘛，用作对人的比喻是非常贴切的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