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篇长点的：我的南桐，我的矿山

响水滩客

我的南桐，我的矿山

简云斌


一

几万人在这里生老病死
默默无闻哪！我的矿山
我们宿命的黑家园
你是否还愿意承受一切幸福与灾难
和我的心灵一起
有时怀着深深的感恩
有时怀着无言的泪水
    ——旧作《俯视矿山》节选


1998年，一个黯淡的冬日下午，我独自伫立在南桐煤矿土窑湾家属区背后的荒山上，看着脚下的矿区，沉默着，写下这首诗。

那个下午，山上到处都是绽满银白丝絮的马儿笙（学名寒芒），一丛一丛，在冷风中摇曳，蒙蒙似雪。夕阳没有一丝暖意，从山顶散射下来，照着煤尘笼罩的矿山——它显得多么陈旧、寒伧、肮脏，仿佛乞丐身上披的百衲衣，东一块西一片摊开在这条贫瘠的山沟里，在残阳下散发着潮湿的味道。

山沟里没有风，只有煤尘，只有漫天的寒意，还有各式声音在嘈杂地碰撞着、交织着，机器声、煤车声、人声、家畜声……

那一刻我的心无比荒凉。

多年以后，这种荒凉感依然埋藏在我心底，只要一触碰到矿山记忆，它就会化成一大团一大团夜色，在我眼前慢慢弥散开来，让我一次次梦回矿山。

二

事实上，我就是在夜色中走进南桐矿山的。

我在嘉陵江一条支流岸畔长大，那是四川武胜县一个偏僻、贫穷的丘陵小村。父亲在远方当采煤工，在那个饥饿年代，他每月靠啃干馒头喝白开水省下几块钱和一点粮票寄回家，养活我们三兄妹，我们家因此成为村里人羡慕和妒忌的对象。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每年过年，他只能回家探亲10多天，然后又匆匆走了。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开始替母亲给父亲写信，信封上歪歪斜斜的地址是：重庆市南桐煤矿二井采煤151队。

“南桐煤矿”这几个字，一直牢牢刻进我的脑海。我经常对它满怀憧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奔跑的火车、汽车，高大的楼房，宽阔的街道，还有五光十色的电灯、电视机……小时候我对电灯非常向往，当我读中师离开农村时，村里还是靠煤油灯照明。

1984年6月，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师范。父亲颇感意外和高兴，来信叫我和弟弟到南桐煤矿去度暑假。

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在母亲反复叮嘱下，我带着8岁的弟弟，背着一个小背篼，背篼里装着一只老母鸡，出发了。我们头天早上从老家武胜县坐汽车，中午到华蓥工农区庆华站转火车，晚上8点到达重庆菜园坝，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一夜；次日下午6点，才坐上重庆至万盛的火车，晚上11点半左右，经同车人指点，在一个叫“谷口河”的小站下车——南桐煤矿到了。

小站黑咕隆咚的，刚下过雨，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煤味，半山处的洗煤厂有隐约灯光，星星点点。父亲在上夜班，不能来接我们，我们沿着输煤铁路，跌跌撞撞，边走边打听，向矿中心区摸索而行。

一路上，我看见了长长的煤车、堆积如山的煤炭、冒着蒸汽的机房、全身比夜晚更黑的下井工，灌入耳里的是隆隆机器声。夜色中的矿山，黝黑、模糊，像一个饱经沧桑而又辛苦劳碌的老人。

我的矿山，我就这样第一次走近了你。你以无尽的夜色接纳我，让我惊奇、迷惑、不安。夜色，从此成为我生命的底色。

三

1989年底，我跟随“农转非”的母亲、妹妹和弟弟，从教书的山村调到父亲工作的南桐煤矿，正式成为矿山的一员。

走进南桐矿山，才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南桐矿山地处四川南川、綦江和贵州桐梓两省三县交界地带，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大娄山北部余脉，煤田地质储量约3.5亿吨，北起南川木渡河，南止桐梓坡渡河，以“南川”、“桐梓”两地之首字命名。

尽管区位偏远，但早在清道光年间，这里就有私人开采小煤窑，通过孝子河运销四方。1851年增修的《南川县志》，将煤炭列入风土门土产目。1895年（清光绪十九年）续修的《綦江县志》载：“永里、蒲河一带，綦南交界处产煤炭，可运江津、巴县、涪州间。上者名油煤，亦有名炭花者，烟净焰更烈。白沙酿酒者谓，较他炭得酒为多。”1929年修的《桐梓县志》载：“犹官坝、桃子荡、通坎一带煤厂，系土著商民所办，铁铸生板，煤锻炭花，运销泸、渝汽船，工厂获利甚巨。”

1938年，抗战军兴，民国政府迁都重庆。南京、武汉等地大量工厂内迁，一时间，重庆能源告急。为保障陪都能源特别是兵工厂燃煤供应，民国政府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经过多方勘察，在川黔交界发现了这一片煤田。当时，这里交通闭塞、地质条件恶劣，但南桐煤是一种罕见的主焦煤，发热量高、粘结质好，为化铁炼钢必需之配煤，因此，政府投入巨资，开办了南桐煤矿。同时，先后修筑川湘公路、三江至谷口河轻便铁路，疏浚孝子河航道，便于煤炭运输。

从此，南桐这一片蛮荒之地，有了近代工业的奠基。抗战八年，官办的南桐煤矿和民办的东林煤矿生产的优质焦煤，全部供应陪都钢铁、兵工、电力等行业，有力地支持了民族抗战大业，被时人誉为“抗战煤”，“南桐焦煤”的美誉蜚声全国。

由于抗战煤业的底子，1949年后，南桐矿山成为重庆能源基地。1957年，在南桐煤矿、东林煤矿的基础上，组建南桐矿务局，其后20多年，又先后开发了鱼田堡、砚石台、红岩、松藻等煤矿（松藻后从南桐矿务局分离）。上世纪90年代，南桐矿务局有职工2.5万人，加上家属共10万人左右，仅南桐煤矿就有3万人。

开矿之前，万盛只是一个小乡场。1955年，万盛因矿建区，时名南桐矿区（1993年更名万盛区），是渝南工矿重镇。

四

南桐矿山的兴起，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从抗战开矿起，四面八方的人不断聚集于这座偏远矿区，繁衍、生息、消散。这些移民中，有旧时代的军政技术人员，有逃难的下江人，有中共南下干部，有上世纪50年代重庆主城支援万盛的干部，有“三线建设”时内迁的兵工企业职工，有不同时期从各地招来的矿工（他们是移民的主体）。

在南桐矿山，你经常会听说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比如，在电厂当过工程师的一位德国人，“中国保尔”吴运铎的弟弟，朱镕基的一位侄儿，流落万盛的红军西路军女兵，离校即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身世曲折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获得过印尼青少年羽毛球冠军的归侨……其中很多人的命运都不太好，他们像一片片树叶，沉入矿山，被煤尘湮没得面目全非。

我家虽在农村，却是“矿工世家”，祖父、伯父、父亲都下井采过煤。由于成分不好，我祖父一生漂泊流离，上世纪50年代，他率先来到南桐矿山，修铁路、打井巷，后转移到松藻矿务局打通煤矿，最后在合川三汇坝川煤十处退休，并病死于那里。伯父15岁离家，后落脚于永荣矿务局曾家山煤矿。

我父亲是1973年到南桐煤矿的。当时，南桐矿务局从四川南充、江津、达县等专区招了几千名新工人。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喝酒时，经常说：“伙计，我们是同一节火车皮拉来的。”——他们来时，坐的是那种四周密闭、用于拉货的闷罐车厢。

父亲读初中时是个高材生，“文革”开始，他失去了上高中考大学的希望，成为所谓“社来社去”的“知青”。父亲成家后，像一只辛劳的蚂蚁，为一家人的生活四处奔波。入矿之前，他在水库工地上抬石头，歇气时为工友们剃头，5分钱一个人。

父亲诚实、肯干。在采煤队，他每天拎着掏扒、铁镐走在最前面，总比别人下井早、出井晚。工友说，他是为了挣表现、当劳模。确实，父亲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常得到钢笔、枕巾之类的奖品。但父亲自认为是为了多挣一点奖金，养家糊口。我知道，我们全家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父母亲含辛茹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攒下来的。

大约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某天，矿上发来电报，说父亲在井下受伤了。我们一家吓得六神无主，母亲连夜赶往几百公里外的南桐煤矿。后来我才得知，父亲那次真是万幸：当他采完最后一风镐煤炭，准备离开时，煤巷上方一大块矸石掉下来，砸在他的后腰上，如果那块矸石再靠近头部一点，父亲可能就没命了……

伤愈后的父亲，依旧下井采煤，默默走在很深很黑的巷道中。几年后，他转到地面搞安全工作，一搞就是10多年，2000年，因煤矿减人提效而提前内退。如今，父亲每月能领1800多元养老金，最近听说要涨两百元，他很满足。他的头发已花白，对煤矿热爱依旧，一说到掌子面（采煤区）、大连子（一种煤层的俗称），他便两眼发光，语气粗得像一个将军。

我理解父亲的煤矿情结，毕竟，矿山是他干了一辈子的地方，也是养活我们全家的地方。

五

翻阅矿史，南桐矿山似乎有过引以为荣的岁月。除了抗战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桐煤矿是重庆最重要的国有煤矿。1950年6月6日，主政西南局的邓小平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讲话中，称赞南桐煤矿工作做得好。1954年7月1日，南桐煤矿一井平硐至洗炼厂的架线式煤车通车时，时任重庆市长曹荻秋亲自前来剪彩。而矿里一些劳模如马焱山、陆昌华，竟然可以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

上世纪80年代，南桐矿务局改革增效，生产、安全、经营效益好转，矿山一片喜悦气氛。企业文化也搞得红红火火。当时，矿山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体育人才，南桐羽毛球称雄全国煤炭行业，著名矿工诗人柯愈勋的《太阳从地心升起》赢得好评如潮，连小小的《南桐矿工报》副刊，也拥有大批的拥趸，当编辑的感觉就像当领导。那是矿山如歌的年代，被誉为“黑珍珠”的年代。

我于1989年11月调到南桐煤矿三井（现新田湾煤矿），第一次关的工资是119元，感到好兴奋。之前我在村小教书，每月仅50元。50元呵，那时物价飞涨，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那年春节，父亲一位工友邀请我们去团年，他家桌子上摆满了腊肉、香肠、卤鸭子、酸菜鱼之类。他夹了几块肉在我碗里，说：“吃吧，多吃点！”——似乎我是逃难来的。他那略带怜悯的眼神，我可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但是，南桐矿山的光环，在我调入时，其实已慢慢在消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外部环境不好，沉重的历史包袱、拖欠的“三角债”，更是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国企改革”、减人提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企业仍年年亏损、回天乏力。从1996年起，接连数年，全矿数千职工只能领60%的基本工资。

昔日载歌载舞的景象不见了，自豪、欢欣的心情没有了。几万矿工家属都在为生存发愁。其中境况最可怜的，要数“农转非”这一庞大群体。

“农转非”，当年国家为补偿产业工人而实施的一项政策，是何等吸引人，转了的家庭兴高采烈，没转的家庭捶胸顿足！成千上万的矿工家属，抛弃了农村的土地，贱卖了房屋、家畜、农具，满怀憧憬来到矿山，成了“城里人”，吃上了“商品粮”。这可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呵！

但梦始终是梦。日益困顿的矿山，根本无力为他们解决一点什么。没有住房，只能用片石、砖头或石棉瓦、牛毛毡搭成简易的棚户；子女无法就业，长期游荡在矿山，打架、赌博甚至吸毒、卖淫；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许多家庭连小菜也买不起，只好在矸石山旁开垦荒地，种点萝卜白菜，有的甚至靠在菜市场捡拾烂菜叶为生……

那时，我们家的境况也不好。特别是刚来矿山时，母亲无业，妹妹和弟弟在读中学。住的是低矮的片石房，又黑，又挤，我在家里没住处，干脆搬到二井工房去了。为找点生活补贴，母亲白天帮馆子洗碗，晚上照看工地。有时，为替换母亲回家休息一下，我也帮着照工地。寒冷的冬夜，当我蜷缩在工地角落，看着冰凉的夜色，忽然觉得有些悲哀。

这就是我的矿山？这就是我梦想的黑色家园？

六

比贫穷更残酷的是死亡。

在矿山，你无法回避死亡这个话题。特别是像南桐这样的水、火、瓦斯、煤尘、顶板垮塌“五毒俱全”的矿井，矿难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井下安全设施投入不到位，一次性死十几人、几十人的重特大事故也不罕见。我翻阅了相关资料，略举几例：

1941年8月23日，南桐煤矿二分厂3号井大巷自然发火，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57人；

1959年4月10日，东林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死亡82人，重伤6人；

1968年1月20日，局直属一井（鱼田堡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死亡27人；

1988年10月16日，鱼田堡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死亡15人；

2002年1月31日，南桐煤矿南翼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死亡21人。

…… ……

我不想再列举下去了。在这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背后，都是无数鲜活而卑微的生命。为了最简单的生存，他们，却被黑夜吞噬了。

煤矿周围的荒山上，有许多“棺山坡”（“文革”时它们被称为“光荣山”），掩埋着历次事故中遇难的矿工，他们有的只有20来岁。岁岁年年，长伴他们的，只有满山的茅草和孩子们的嬉戏声。

最近10来年，煤矿加强了井下安全设施建设，事故才得到大大遏制。矿山逐渐恢复了平静，但悲伤依然深深藏进人们心里。

矿山有为数众多的矿难职工遗属。当失去家中的顶梁柱，他们的生活、命运可想而知。我有一个朋友祥彪，父亲在井下遇难后，10多年间，就靠母亲帮别人缝缝补补，拉扯着他们三姐弟长大，还要赡养80多岁的婆婆。我不知道他们一家是怎样熬过那些艰难岁月的，祥彪也很少说，他倒经常提起父亲在世时爱拉二胡——他小时候，父亲拉《二泉映月》，把满楼邻居感动得眼眶湿湿的。

那些在井下躲过噩运、幸运活下来的矿工中，很多人得了矽肺、尘肺等职业病。他们退休后，只能衰弱地坐在棚户区里，晒着太阳，捂着胸口“吭吭”地咳嗽，静静回想过去的岁月。

我另一个朋友阿洪的父亲，一辈子都在下井，可能在水里泡得太久了，不但得了矽肺，还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每到冬天，他一直守着火炉，仍不住喊冷。退休没几年，他就去世了。

我感觉，在矿山，人们把死亡看得很轻。谁在井下死了，谁得病死了，谁喝酒醉死了，谁打架斗殴死了，大家谈论起来，都轻描淡写似的。也许，对于矿山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命运。

青木之灵

      生动的记录，沉重的体验，朴实的情怀。
      当他采完最后一风镐煤炭，准备离开时，煤巷上方一大块矸石掉下来，砸在他的后腰上，如果那块矸石再靠近头部一点，父亲可能就没命了……
      这是许多矿工共同的经历，其中许多人并非都能这么“幸运”。

    矿山、矿井、矿工，本身就是一种震撼。那种用生命代价获取些微收入的劳作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楼主用心写了出来，令人感动。
    我没有到过矿井，但我对坑道那种要命的、超越体能的劳动有过深刻的体验，故而能引起共鸣。

方北

家。

东方一枝兰

回复 2# 响水滩客
问好！含着泪读完，对煤矿及人亊有更深的了解，仿忽我也身入其境，源于对煤矿有份特殊感情。让我回忆起，因家庭出生等原因，我母亲曾作过洗煤工，我姐我哥也只能选择读中专。我哥从重庆煤技校毕业后到广元旺苍煤矿工作，听大人说：他们是“埋了没有死的人”我心里充满恐惧。让我频添许多牵挂，以至我不忍心用他的钱。我懂亊后一心想让他别干这工作，可是，正如你文中所说，那地，那亊，那情怎能割舍……。他一干就是五十年，从一个十九岁青年至六十九岁白发老人。其中，当矿工，搞喧传，党委副书记。让我不能理解六十退了休还继续干到去年才回渝，可見，一方土地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而让他永远牵挂……。

诗酒自娱

矿史，人史，心史。
厚重，凝炼，悲壮。

水若寒

好文章！也让我这个千里之外隔行隔山的局外人解读了南桐的矿山和矿山里的世事沧桑，也解读了作者的部分人生。
钦佩行云流水、深邃内敛的文学涵养。期待响水兄多多惠赐佳作。

海棠依旧

读得人眼眶潮湿，亲切，朴实，厚重。记录了人与矿山一同成长的历史，字里行间全是情。

凤舞

文字是记录，也是梳理和启示。

响水滩客

七

当然，在矿山，除了残酷、逼仄的生活，也还有宽厚的人心。

都说矿山人耿直、爽朗、热情，这种性格与长期集体生活环境有关。大家都是“同一节火车皮拉来的”，都在同一幢工房、同一片棚户区生活，又都在井下流汗流血、面对死亡的威胁，大家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他们出身草根，文化有限，眼界不宽，脾气各异。平时，一个个说起话来像吵架，喝起酒来更是脸红脖子粗，但一旦谁有困难，哪怕掏出心窝子也要全力相帮。

我祖父、父亲都是这样的人。祖父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还住在工房，但他交往的矿工无数，特别喜欢帮助年轻工人，加之性格活泼，爱喝酒，被大家称为“老顽童”。父亲在矿上当过小科长，他的那些工友，经济困难的，家里闹矛盾的，子女没有工作的，甚至不会写家书的，都来找他帮忙。他是大家信赖的“简老大”。有一个李姓工友遇难后，我父亲千方百计，帮助其遗属领到生活补助金，又帮他们找到临时工作。如果没有父亲的关照，那一家恐怕会很惨。

父辈予人以恩，我也受过他人之恩。有一次，我下井参加劳动，在乘坐“猴儿车”（一种井下运输工具，人骑在上面像猴子），由于没有安全经验，直接冲向“猴儿车”前面，眼前要被车厢撞到。刹那间，一个矿工从背后冲过来把我推开，使我得以脱险。那个人救了我，就转身离开了。当时我头脑一片混乱，加之光线暗淡，根本没看清楚救我的是谁。多年来，我一直想起这位矿工，是他，让我对矿山有一种别样的感恩。

还有那些矿工家属，她们又是多么纯朴、友善。我在矿上搞新闻报道时，经常去采访一些家属老婆婆。她们都是一些五六十岁的妇女，对地段事务非常热心——谁家老人病了，谁家大人上班去了孩子没有吃饭，谁家洗的衣服掉了，甚至谁家姑娘没嫁出去，谁家儿子没讨上老婆，都是她们操心的分内事。

记得在南桐煤矿八○一家属区，有一位孤寡老人陈婆婆，90多岁。她的生活，包括买菜煮饭、洗衣扫地、看病熬药，基本都是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们帮着理料，这一理料就是二三十年！

有她们在，尽管矿山棚户区是那样拥挤、破陋，但人间烟火又是那么温暖。底层，往往珍藏着传统社会最后的良善，让人对艰难生活有一份慰藉与期待。

八

我在南桐矿山工作了10年。从20岁到30岁，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把它献给了矿山，或者说，是矿山收容了我。如果说在乡村，我体会到的是生活的卑微；那么在矿山，我更体会到生存的残酷与艰辛。这种残酷与艰辛，在某种程度上会淬炼人心的坚韧与厚实，让你敢于面对生命的夜色。

调到矿山后第一次下井劳动，是和一位同事抬运金属支架。那一晚，我们从运转的电溜槽中，一共抬起了80多根金支，每根金支百多斤重。我累得汗如雨下，脸色煞白。

那个同事不解地问我：“你为啥要调到煤矿来，这里条件这么差？”

我看着幽黑的巷道，无言以对。实际上，这就是为了生存，因为那时，我没有更多的路可走。

在煤矿，我从事的是地面科室工作，比下井工人轻松得多。有时，也要下井参加劳动，到采煤工作面掏残煤，或者全身赤裸，跳进水仓掏沉淀煤。我甚至钻过新田湾的急倾斜采煤工作面，人像一条虫子，在仅有三四十公分高、又陡又窄的煤巷蠕动，那种感受非常压抑、难受。而那些井下工人，他们每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劳作，甚至忍受死亡的威胁。

在井下，当你关了矿灯，独坐于巷道，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周边是真实的黑暗，从地心一圈圈弥散开来，巷道一片静寂，除了煤壁间滴水声，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你仿佛置身于地质年代中，身边那些潮湿的煤层，就是亿年前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三叠纪的裸子植物古松、苏铁，林中还有恐龙和始祖鸟的叫声。你一伸手，就能戳破地心的秘密。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大地的深厚，以及生命的渺茫，生命就像一粒灰尘，稍不经意，就会沉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而在闲暇时，我更喜欢逛山。一个人或相约几个朋友，登上八面山，望着远处连绵起伏、林木苍翠的黑山、南天门群峰，再看着近处灰尘弥漫、肮脏污黑的矿山，心中充满无言的感慨。

近年来，我很是喜欢黑山，为它写了不少诗文，但内心深处，仍然沉沉压着我的南桐矿山。

作为风景的黑山，安顿着我的诗情；而作为煤矿的“黑山”，则安顿着我的心魂，我的人生、命运、爱情、梦想甚至呼吸、脉跳，一直与它息息相关，我不能失去这份底色。

九

在矿山10年，我熟悉了煤矿生活，也学会了在煤尘飞扬中进行阅读和思考。

以前虽然也喜欢文学，学着写一点诗，但没有阅历，没有体悟，诗歌总是轻飘飘的。是矿山黑色的底蕴浸润了我，让我的文字试着走向真实与疼痛。

当我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时，把那些年写的矿山诗歌编为一辑，就叫《我的矿山》，算是对埋藏着我青春与梦想的南桐矿山的献礼。那组诗其实是微薄的，但在论坛上得到了一些文友的赞赏。我想，也许是作品的真实性打动了他们。因为我写的那些场景、那些意象、那些人物，就是我所经历的，如《醉酒的兄弟》、《老矿工》、《荒煤》、《棺山坡》、《太阳石》等。在经历了命运的大捩转之后，我的矿山不再需要火热而虚幻的颂歌，它承受着国企破落时代的阵痛，静静地面对命运的暗夜，挣扎，疗伤，守望。

在许多人为未来彷徨的时候，我一个人静静地读书。

我家就在土窑湾棚户区，背后那座荒山是我读书的好地方。山上除了马儿笙，还有大片大片废弃的茶树，几处低矮的坟茔，以及布谷、画眉和一些不知名鸟儿的叫声，很少有人来打扰我。

至少有四五年时间，我经常独自呆在山坡上，阅读一些文学、哲学、历史书。那些年，我读过《鲁迅全集》、《道德经》、《荒原》、《宽容》、《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西方哲学史》、《西方人文主义起源》、《展望21世纪——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话录》等一系列书籍。也许，这些书对我的文化理念的形成有深刻影响。

结婚后，偶尔也和妻子到山上走走，但她不喜欢山上的寂静，说是太冷清了。随着新家安在南大门附近，又有了孩子，渐渐地，我也不到那座山上去了。只有父母，在土窑湾棚户区坚持住到2002年，才一步一回首地离开。

如今，离开矿山已经15年，心中最怀念的，仍是土窑湾背后那座荒山，那些马儿笙、微风、夕阳。

十

在矿山，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喝酒论文，激扬人生。

朋友们大多是矿工出身。其中有一位周琪兄，自学成才，学识渊博，由下井工而成为《南桐矿工报》副刊编辑。我们常在一起喝酒，在他那间位于东林家属区的简陋书房里，听他高谈阔论，侃尼采、叔本华、鲁迅、《红楼梦》、禅宗、中国的历史与未来。有时他说到激动处，一拍桌子，面前的酒杯一阵乱晃，他端起来仰进口里，又继续滔滔不绝、忧国忧民……

如今，这位老兄已移居成都，并虔诚地皈依基督。他当年那些慷慨激昂之声，还隐隐撞击着我的耳鼓。

还有祥彪、阿洪等几位，都是曾在南桐二井工房里抵足而眠的兄弟。我们一起在桥头豆花馆喝酒、爬山、逛铁路，一起写字、读诗、下棋，一起到矿图书馆搜罗旧书，又一起守候爱情，或者失恋。

祥彪的字写得不错。有一段时间，我沉醉于北岛和海子的诗歌之中，祥彪也跟着我阅读他们的诗，并将我搜罗到的北岛作品一首一首地抄好，装订成册送给我。那本暗红封面的手抄本《北岛诗选》，至今仍珍藏于我的书架上。

那是青衫少年游的时代，尽管身处僻陋矿山，无钱无房，无名无位，我们依然有欢乐，有热血梦想，有挥洒不完的青春意气……

1999年左右，为生活所迫，在企业大规模减人的背景下，我们先后离开了矿山。我调到了附近的小城万盛。阿洪家在温塘农村，他谋了份铁路巡道工的闲差，有空和老婆做点小生意。祥彪辞职得了6000元“双解费”，拖家带口，走得更远，跑到上海从事动画制作。4年前，他回到重庆，如今在成都一家高校教授动画，从一个采煤工“蝶变”为高校讲师了。

还有一些熟悉的人，去了重庆主城，去了沿海，或者其他地方。也有几位，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时，我会想念他们；有时，又觉得岁月好遥远、好陌生。

十一

2003年，南桐矿务局改制为矿业公司。大幅减员后的煤矿，经过10年转型，生产经营逐步恢复了元气，拥有了一段兴旺期。尽管它眼下又遇到了销售不景气的问题，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中国毕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很大，还离不开煤炭。

企业在转型之中，把以前承担的社会职能一一移交给了政府，包括退休职工，包括家属区管理。2009年，万盛区政府出巨资，搞棚户区搬迁工程。成千上万的矿工及家属，从南桐、红岩、砚石台等夹皮沟迁出来，移居到万盛城市周边，生活质量有了根本性改善。

棚户区拆迁，其实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嬗变。传统工矿企业的家属区，就是一个个小社会，曾经承载了多少人情世事，多少悲欢离合，多少酸甜苦辣。但是，它的确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在南桐煤矿，随着棚户区拆迁，以前有两三万人的矿山，如今剩下大约四五千人。昔日那种热闹、喧嚣的氛围看不到了。新工区、土窑湾、五○一等家属区，曾经人群密集、嘈杂不堪，如今残垣断壁、杳无人影，白天夜晚都是一片死寂。

去年国庆节，我偶尔回土窑湾，发现野草已覆盖了家属区道路。闷热的阳光烘烤着一堆堆瓦砾，草丛中有蝴蝶在飞，还有一群群花脚蚊追着人咬。那些片石房的屋顶、门窗都拆了，只留下空空的墙壁、灶台，有的人家阶沿下还搁着一两钵花草，但无人照料。

我再也走不到曾经的家了，也走不到土窑湾背后那片荒山了。我想，它该早被长着锯齿般叶片、比人还高的马儿笙掩没了。

十二

再一次回望我的矿山。山形依旧，岁月已换。

在矿中心区，矿办公大楼、电影院、广场、灯光球场、花园、“力与爱”的雕塑都还在。这些建筑修葺一新，比从前更上档次。

从企业景气的外表看，这座已开采76年的矿山还没有衰老，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至少三四十年。听说，它的井下已延伸至海拔以下500米，采煤技术也用上了综合采煤机，企业年产量将扩至120万吨。就产能规模而言，在西南地区，南桐煤矿依然是一座重要煤矿。

一井、二井、通瓦科、机动科、调度室、运输科，还有已分出去的洗选厂、机修厂、三井……大多数机构也在。但那些下井的矿工，那些办公室里的科员，已经是一些年轻、陌生的面孔。

蓦然惊觉，我离开矿山快15年了！

我和我的朋友们，甚至我的父辈们，已经不属于这座煤矿了。那些成千上万、迁移出去的棚户区居民，从身份上说，也不属于这座煤矿了，他们如今分布在一些崭新而陌生的街道、社区，离煤矿有几公里、十几公里远。

一路上，我不断看到三五成群的老矿工、老家属，相互扶携，步履蹒跚，坐公交车回到矿山来。问他们回来干啥，一位老矿工说：

“不干啥，就是想看看以前住过的地方，心里实在舍不下！”

是呵，谁心里舍得下这片矿山呢？

那里，曾经是我们栉风沐雨、依偎取暖的地方——我们叫它“家”，永远都是。

         写于2014年2月7日——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