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办学校的日子里
万 龙 生
如今，又在大兴创办民营学校之风，一直从幼儿园办到了大学。有时也将其称为“民办学校”。每当我看见这个字样，心中便会有一种复杂的的况味。因为在多年以前，我曾经是民办学校的教师，过着一种在今天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置信的日子。
在1950年以前，没有“民办学校”一说，那时叫“私立学校”相对于“国立学校”而言；而其后大约10年内，全国就只有清一色的公办学校了。后来，由于国民经济遭遇困难，国家无力兴办更多的中小学，满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需要。为解决大量青少的入学问题，在教育系统也搞起了“两条腿走路”，先后在农村办起了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而在城市里则由街道办事处主持，办起了许多民办中、小学。这些应运而生的形形色色的学校，与自成体系的公办中小学，有着天渊之别，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
1964年春天，我得到江北区雨花村街道办事处秦衍棠主任的一纸调令，成为他管辖范围内的民办新民中学的一名教员，教初一数学；二年级开始，改教语文，并且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直到1966年学生毕业，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武斗、工宣队进校掌权、成立革委会、上山下乡、复课闹革命等文革全过程。
黄连树下弹琵琶
新民中学位于五里店畜牧场旁边，与养路队合用一所大房屋，老师们就在养路队搭伙。房屋中间隔开，学校所占面积大约略多一点。那房子是夹壁墙，空间高，连天花板也没有。学校这边，又隔出若干小间，分别作为教室和办公室。有一个小阁楼，是几位女教师的寝室。大门外有一块小坝子，可以安放一个乒乓台，侧边有一个连三合土都没有铺的篮球场，那是全校集合和上体育课的地方。至于教学设备，肯定十分简陋。经费之拮据，只说一个细节就可想而知：我们连粉笔头要磨到实在不能再用才丢。
学校的经费来源分三个部分：所谓公助，由教育科拨给一部分，那是很少的；再就是学费，当然也很少，那时还没有“乱收费”一说；还加上“勤工俭学”的收入，才能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转。任何支出都必须反复掂量，不是必须，决不能随便花去一分钱。当然，这与全靠财政拨款的公办学校相比，无异天渊之别。
民办学校的师生来源都带有那一特定时代的痕迹。当时我们戏称“贤（闲）人教圣（剩）人”。也就是说，教师都是没有“资格”上大学，也没有分配“正式”工作的闲人，而学生都是公办学校不录取的剩人。而家庭出身不好则是多数师生的共同特点。因为他们只是有这种“先天不足”，所以不乏聪明能干的教师，也不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学生。
当时，我们学校的同事大多是20几岁的年轻人，工资少，待遇差，工作负担重，社会地位低，因此有几个“二十几”的自嘲：“二十几岁，二十几节课，二十几斤粮，二十几块钱。”这是我们生存状况的准确概括。什么时候学校能够转为公办学校，我们成为公办教师，是我们唯一的梦想。而像我这样自己还有“红疤黑迹”的人，就更要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看不到前途所在。男教师那时是不可能想什么找对象的事的。不过，也有个别的“幸运儿”，男女教师长期共事，产生了爱情，并不计较其他因素，终于结为伉俪的，据我所知，就有好几对，笔者也在此列。
那时，最使我们难堪的还不是经济的窘迫和工作的重负，而是社会的歧视。沾了“民办”二字，走到哪里都要低人一头。我们普遍的心理是既自卑又自傲。只有学生的家长看得起我们，每当家访时，他们对我都非常客气，使我简直受宠若惊。我觉得，对于歧视的目光，最好是抬起自己的头，挺直自己的腰。我从来不隐瞒民办教师的身份。我们必须自己争气，把工作搞好，用事实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尽管我们处在那样的环境里，却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还未闻“敬业精神”的概念）。对待学生有如弟妹（他们本来就不比我们小多少），教学也是尽职尽责。像我这样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老师是凤毛麟角，但是大家通过教学实践和互相帮助，仍然能够胜任工作。白天教学，晚上备课、批阅作业，工作繁重，并不叫苦。只是想到与公办学校的种种差距，难免心生不平之气。我当时教语文，对于作文指导、批改和评讲最是上心，深受学生欢迎。发现学生有明显的进步，甭提有多高兴了。学生如果有作文被我选为范文，宣读评讲，也总是欢天喜地，深受鼓舞。那是他们感到最荣耀的事情。多年以后，有学生说起当年上作文课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也许我当时认真写作文评语，对日后从事文学评论不无好处吧。现在回想起来，有时不禁哑然失笑：像那样的“傻瓜”怕不会再有了。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升学率的鞭策。
说来谁会相信呢，在那样窘迫的条件下，我们竟也有快乐的时候，真是黄连树下弹琵琶啊！有时，晚上工作处理完毕，几位同事竟然还有闲心出去压马路，散步谈天，甚至引吭高歌（那时晚上五里店极为清静，很少有车辆经过）。我们最爱唱的是苏联歌曲，什么《山楂树》、《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得忘乎所以。遇到月色如水的良夜，我往往会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做“把酒望青天”状，背诵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有时，兴之所至，还会走进唯一的一家小酒馆，小酌一番。二两烧酒，一碟豆干或者胡豆，喝起来兴致勃勃。要是发薪不久，奢侈一点，切几两卤猪耳朵、猪头肉佐酒，那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了。酒酣耳热，难免发一通牢骚，痛快极了，什么忧愁烦恼，尽都抛到爪哇国去了。这样的境界，哪怕是后来身处顺境，也难再得了。
由于采取的是“半工半读”的学制，所以学生一周里只能三天上学，三天从事有偿劳动。我教的66级有两个班，没有劳动基地，主要的活计是割牛草，就近卖给畜牧场。每当劳动日，学生就自己结伴，到附近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割草，然后在预定的时间背到场里收购的地方过秤。而我们老师就等在那里登记每人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规定数量，但是学生们都很自觉，劳动热情很高，如果落后于人，会感到不好意思。当我看到同学们一头汗水，背着堆得满满的，甚至尖尖的一背背带着露水的青草，从四面八方前来集中，我心里着实非常感动。虽然他们劳动的价值很低，一斤草只值半分钱。但是，就这样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也为解决办学经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有时，也能找到一些另外的活路儿。比如，我就曾带领学生到江北城去搬运拆房造成的弃物。我和学生一道，经过狭窄陡峭的巷道，把一箩一箩沉重的砖石泥土抬去倾倒。在那炎热的夏日，口干舌燥，挥汗如雨，真是苦不堪言。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埋怨，更没有人偷懒。倒是学习上有些同学困难较大,跟不上进度，完不成作业，缺乏信心。老师们对于这样的学生尽管也不乏耐心，却往往收效不大。各方面客观条件都很差，这也难怪。
由于“同病相怜”吧，我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真诚地对待他们，所以相处得很融洽。尤其是有些顽皮或学业差的学生，因为经常个别谈话，改变辅导，所以还更加亲近。有时候，我同他们一起劳动，与大个子男生抬重物，他们总是照顾我，主动把箩索往后移。有时我兴趣来了，也和学生一起到附近乡野间割牛草，满身被露水沾湿，裤腿尽染泥土，还一边劳动，一边说笑，师生界限似乎完全消泯了。若是找到一片丰美的草地，哪个欢天喜地的劲儿，就像捡到了金子银子。
课余时间，也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比如歌咏比赛、拔河比赛等。那时我们老师胆子真大，竟敢在夏天带学生到刘家台的陵江边的浅滩学游泳。有些学生家在江边，水性很好，我们还组织他们横渡嘉陵江呢。在冰凉的江水里，我与他们一道畅游，奋臂击水，其乐无穷。有些学生就是由我们教会了游泳，受益终生。好在运气不错，没有出什么安全问题。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呢。
我们学校开展得最好的是乒乓球活动。我们的男女校队在附近都很有名。我学生时代就爱好这项运动，这时不但又常常挥拍，还经常和一位同事带领校队出去比赛，除了学校，还敢和附近的大厂如长安、三钢的厂队抗衡呢。在校际运动会上，我们经常名列前茅，为学校争光。这多少弥补了田径等弱项的落后，总算为学校争得一点面子。
躲进文学“逋逃薮”
上面讲的都是文革前几年的民办校生活。文革以后，再没有那样的局面了。
先是停课闹革命，然后工宣队进驻，斗批改，上山下乡，直到复课，折腾了好几年。等到重新拿起粉笔、教鞭，情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几年里，我们这些单身汉都已结婚安家，生儿育女，沉重的生活担子压上了肩头，再也不可能那样“潇洒”了。而且，经过了文革，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人与人之间也丧失了信任感，哪敢还那样随便交往啊？学生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也不好好读书，加之教材改得来枯燥乏味，学生不好管理，从前教书育人的乐趣当然也就荡然无存了。不但由于连年内乱，经济萎缩，供应紧张，物质生活匮乏到极点，而且运动不断，动辄得咎，朝不保夕，不知道怎样就可能大祸临头。但求无过，是我唯一的“追求”。
这时候，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朋友，与他们一起躲进了文学的逋逃薮。
当时，我有两个文学朋友的圈子：以江北城为中心的，可以说是半官方的，以文化馆的谢宜春老师为核心，我算个积极分子；以猫儿石为根据地的，人数少些，纯粹是以感情和共同兴趣维系的。由于江北城的业余文学活动，我已经专文写过，本文就只回忆猫儿石这边的情形吧。
是在文革初期，江北区民办学习集中学习的时候，我认识了重庆造纸厂子弟中学的杨开显。他也热爱文学，由于懂俄文，尤其熟悉俄罗斯文学。我们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学习结束后，我们仍然保持了联系。后来，经由他介绍，我和天原厂子弟中学的张继祥、工人陆大献也成为至交。张继祥早在文革前他就经常发表作品了，我是久闻其名；而今一接触，见他风流潇洒，见多识广，能言善道，更是佩服。而陆大献当时在三氯化铁车间上班，也是文学发烧友，凡是能够得到的文学书籍，他是从不放过的，张继祥家的藏书被他借阅完了。记得那时他就开始小说习作了；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发表的可能。
我同他们认识以后，大约从70年代初到文革前后，往来最为频繁，经常聚会。一次聚会不啻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到猫儿石去会友，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那时没有公共汽车，在约定的日子，我经常步行往返于茶园到猫儿石的公路上（我一度搬到刘家台，那就更远了），乐此不疲。哪怕天气骤变，也从不爽约。那一阶段，我曾有的灵感竟奇迹般复活，写下了许多诗篇，总是在聚会时充满激情，放声朗诵。
本来，文革伊始，母亲为避祸起见，就把我所有日记、习作通通付之一炬，我也决心不再染指翰墨。后来我初恋中一度破戒，旋即住笔，哪知这时候又重蹈旧辙呢。也不是没有顾虑，我是经过仔细思量，才那么胆大妄为的。我抱定宗旨，一定不涉及政治，给自己限定了三种题材：爱情，友谊，大自然。也许惟其如此，那些作品，保留下来还有一点价值，到90年代，选了一些收入我的诗集。
中国的传统诗词，多的是朋友唱和之作，新诗由于泛政治化的原因，歌颂友谊的作品很少。这样一来，我倒成了友谊的最热烈最真诚的歌者。不妨摘引那些作品的片段：
芬芳的花环哟，献给/那心心相印的朋友/友谊是人生的美酒/而我是海量的醉鬼
——《人生的美酒》
这儿可是我灵感的摇篮/是供奉谬斯的神圣的殿堂/不然，为什么每次来访/我总是这样的诗情激荡//朋友啊，你这小小的书房/常常勾摄我思念的翅膀/也许，当深夜你奋笔疾书/我的梦魂会来到你身旁 ——《写在大献的书房里》
来，我一定来/那么多新朋旧友在那二天等待/等待我赴那诗与友谊的盛会/好客的主人备下美酒与佳肴/更有文学那道最好的佐酒菜/我怎能不来
——《应约》第一节
这样的作品还有不少。直到现在，友谊仍然是我的重要题材，不少朋友得到过我的赠诗。
最初，张继祥的夫人还远在綦江，一个人住在厂区里的议和阁楼上，可以放言高论，肆无忌惮；加之他年龄大些，工作早些，工资高些，由他做东的时候居多。他也有杯中之好，所以我与他又添了一层酒友的关系。大约是我们的第一次聚会吧，就在他那阁楼上，我们饱啖了一场文学的盛宴。古今中外的作家诗人，逸事趣闻，名著杰作，只要知道的，无所不谈。很自然，对于当时对文艺的禁锢，对精神食粮的枯竭，我们没有顾忌，也是啧有烦言。记不得菜热了多少次，酒掺了好多杯，只记得是从中午持续到午夜，我当天没能回家，也下不了楼了。这样的聚会不知几多，反正是天南地北，海吹胡聊，嘴无遮拦，畅所欲言。兴之所至，不免背诵些古典诗词，唱几首老歌。有一次，陆大献值夜班，就在他工作的地方，我们还自己煮了一次火锅。调料自然是不能讲究的，下锅的也是一般的毛毛菜。但是，有文学的话题佐餐，那些再普通不过的菜蔬，都成了最可口的美味珍馐。可以坦白的是，后来菜不够了，还叫他一个工友到附近的菜地去拔罗卜，现洗现煮呢。
还有一次印象深刻，永远难忘的聚会，是到五一水库去野餐。那次除了张，杨，陆三人，还约上了天原厂的两位恶心爱好者：梅兴学个谭元寺。大约是1975年的夏天吧，那时的五一水库就是现在的龙湖，距离观音桥有十多里路呢。我们带者煤油炉、锑锅等必要的炊具，经过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来到了湖边。在大堤上看到湖心的小岛，便想上那里去逍遥。谁知大献不会游泳，把我们难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把湖面的水葫芦拢在一起，堆成一座绿色的小筏，让他带着炊具，包着我们的衣服坐在上面，我们就下水推动绿筏，直达岛边。在岛上，我们遇见一位农民——现在还记得他叫马胜利，请他给我们从湖里打了几条白鲢，煮了一锅其鲜无比的，以后再也没有吃到的鱼汤。在湖上，我们一直呆到夕阳西下。我们请马胜利一起吃鱼，他还给我们内讲了当地流传的一个关于龙的传说，我们中有人遂建议把五一水库改名为九龙湖。哪知多年以后，这里成了驰名遐迩的龙湖社区，当年的田园风光早已成为远去的记忆。每当经过这里，我都要想起这刻骨铭心的往事。
记得那时，邓小平复出，《创业》解禁，我们感到振奋，对于文艺的春天无限向往，又寄予希望。在那个夏日，在四周碧波的小岛上，我们沉醉于美好的梦想……那时的梦想毕竟有些飘渺，可谁料就在几年之后，世道大变，梦想竟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天在场的六个人里，除了梅兴学、谭元寺，另外四个在打倒“四人帮”以后，都陆续发表作品，参加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张继祥退休以后，还当过《党员文摘》的编辑，如今已安度晚年；杨开显翻译出版了两本苏俄诗集，还是市科协的资深工程师；陆大献更是怎么也想不到，而今会成为重庆市最高文艺奖得主，市政协委员，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的执行主编吧。
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感到惊异：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我与他们从素不相识到情同莫逆，其间似乎没有什么过程。就是凭一种直觉就认定对方可以信赖，值得深交，产生一种本能的信任。这大概就是人以群分，同气相求吧。这跟一个单位的同事间的处处互相提防完全是两码事。须知在那种社会环境里，时刻都担心隔墙有耳呢。
无心插柳柳成荫
改革开放以后，大约从1980年开始，逐步择优遴选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后来民办学校全部解散，并入公办学校，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我是1980年“转正”，调到字水中学，成为一个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公办教师的。就是从这里，我调到了江北区文化馆，开始了后半生的文学生涯。然而，有因才有果。在民办学校度过的16年，23-39岁，是我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宝贵的年华，虽然吃了不少的苦头，却也也受到不小的锻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民办学校没有党组织，尤其是文革前，政治空气相对薄弱；老师里出身不好的居多，大家“彼此彼此”，对我这种家庭和本人都有“问题”的人，有点儿像避风港，压力自然比别处更小些。后来，也是由于环境相对宽松，我才能够在上课之余，尽情地享受友谊的温暖，受到鼓舞；优游于文学天地，得到提高。
有个说法，机遇只给予那些有所准备的人。是改革开放给予我发展的机会，使我的文学梦得以实现。而我的“准备”恰恰是在那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备受世人歧视的民办学校里无意中完成的，恰似无心插柳柳成荫。尽管我那样热爱文学，崇拜谬斯，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或许，后来的时来运转，好事连连，正是善心的谬斯给予我的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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