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作者何 鹤
“旧体新诗”在中华诗词的网络里落户了。用最现代化的手段传播最古老的文化形式，本身就是一个的创举。诗词爱好者可以通过这个板块，零距离地走近它。然而恕我直言，它的网速同蜗牛也差不了多少，但这对于弘扬传统的中华诗词文化仍具有着开拓性划时代的意义。
“旧体新诗”是以传统诗词的形式为载体，用新思维，新语言进行创作的诗词。正式地提出了“旧体新诗”概念并系统地创立了“旧体新诗”理论的是在“旧体新诗”的创作实践中取得了惊人成就的某部政委刘庆霖上校。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刘庆霖在刚刚步入诗坛时，也同所有的诗人一样，在传统的诗海里苦苦寻觅，但很快有着远大志向天赋极高的他就意识到了要作一个好的诗人学到了古人，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不甘平庸的他决心找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十几年不断的实践中，终于拓展出了一片新的天地，那就是为业界广泛赞誉的“旧体新诗”。
像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出现在诗坛引起了强烈的震撼，自然也招来了极少数人也就是那些泥古不化的老学究们的诋毁和反对。有人攻击它背道而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实，早在不可考知的从前，就有人曾经做过和刘庆霖一样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也从未间断。其中最成功的要算是宋代苏轼的那首《花影》：“层层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这样的诗就是放到现在也应列在新诗之列。
像清人郑板桥的名句：“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庞树柏《西泠杂咏八首》：“鉴湖灵气在人间，一棹西泠载恨还”；王允皙《于役书见》：“惠崇小景无人买，挂在荒村不计年”；龚自珍《夜坐》：“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簌无言帝座灵”等等，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些诗尽管在创作时未必有新诗的意识，但却基本上具备了新诗的特征。
我想，这就是新诗的源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当这种形式为刘庆霖所发现，并如获至宝地用自己博大的胸怀以不开此水再添柴的意志，终于将这枚搁置了千年的卵给孵化了出来。于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毛绒绒的充满生机的“旧体新诗”诞生了。从刘庆霖不同时期所作诗词就能非常容易地找到他学习古诗又游离独立于古诗而另立门户的这样一条路径。
刘庆霖先生不但写旧体，也写新诗，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古今中外，为我所用。他从一篇散文中，一本传记里，一首新诗内都可以提炼出一首“旧体新诗”。不但将其转化了形式，更升华了意境。这在刘庆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所披露。
戴着旧体枷锁跳舞的新诗比起自由新诗来，如何？
《诗刊》1996年第三期李曙白《山中》之《进村》：“闻说有客至/儿童归去报信/彩衫儿一闪/隐入梨花丛中/扔下那头老牛/站在山道中间/不肯给我们让路/谁也不敢惹它/我们坐在路旁/看它慢慢悠悠/咀嚼着青草和夕阳”。
刘庆霖《西藏组诗》中有一首：“远处雪山摊碎光，高原六月野茫茫。一方花色头巾里，三五牦牛啃夕阳”。
仅用了不足30个字就营造出了60多字还无法比拟的意境，扬溢着无法掩饰的文采。这就是刘庆霖。这就是旧体新诗。当然，刘先生的这首诗是否参考了李曙白的诗句，我不得而知。这里只是作古体与自由诗的比对。
现在一些文人的通病就是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一句话非要搬出古人，引经据典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尤其是一些评论，百姓的大众语言未必不能表达深刻的道理，却非要之乎者也。时代变了，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刘庆霖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文风质朴清新，毫无画蛇添足般的故作高深。他的一些论文开篇即切入正题，没有费话，这是非常难得的。
目前，在诗词界，“旧体新诗”得到了大多数，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这就是希望，这就是资本。
俗言文人相倾，事实上自古如此。“旧体新诗”能发展到今天，一半归功于刘庆霖的人格魅力。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今天，他淡于官场应酬，一意学问。他彻底地打破了传统的门户之见，结交了诗界的许多流派。他几无树敌，广交天下文友，包括书家，画家，作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各界的朋友，他不计出身，尊卑贵贱，待人真诚而宽容，使他们不自觉地就走近了他和他的“旧体新诗”并且为之感动。事实上，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旧体新诗的推销者，有的甚至加入了旧体新诗创作的行列。这对于旧体新诗走进民众，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赢得更多的拥戴者而取得长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庆霖的意义就在于他的不同，他的异峰突起。他没有李白的豪放，没有柳永的婉约，没有李清照的伤感，但他有无可争辩的奇想佳句。我可以负责地说，诗词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哪位诗人能有如此数量惊人并且质量唯美的篇章。那种无可挑剔的形式美，语言美，意境美，给人留下了可谓前无古人震撼。
刘庆霖是李白式的十足的浪漫主义诗人，是石涛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忠实的实践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必然具有十足的浪漫主义色彩。
刘庆霖的诗充满了灿烂的阳光，读他的诗让人顿觉春风扑面，陶醉于美好的情境之中。那是一种不能代替的温馨的享受。
刘庆霖的诗同他这个军人出身的人一样，非常严谨，一首诗往往几易其稿，百改不厌，直到认为满意为止，事实上他的诗几乎到了无可更改的高度，这在他的诗集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的《牡丹》诗被剽窃之后，又有一位先生对其进行了改动的同时，又进行了一番理论上的剖析。读罢该先生改过的诗，无论如何就没了原汁的诗味。就像我们为了追求营养的协调，按比例把食品吞进胃里，而省却了咀嚼这一重要步骤。诗不是科学，是艺术，我们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千人一面是技术，诗词哪里用得着字字句句非要刨根问底，非要横平竖直。
刘庆霖的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诗词发展历史的必然。像乱世出了个屈原，盛世出了个李白一样，刘庆霖诗词也是时代的产物。在当今，诗词已然又重归了盛像，然而多属复古。而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变革的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陈陈相因的老掉牙的所谓国粹精华带给自己的文化补给，而是迫切要求有一个更能给自己的心听带来双重刺激的新的别致的诗词来代替旧的诗词。就像汪国真曾一度在那个诗词文化断条的的年代就堂皇地走上了中华诗词的前台，并为当时那么多的人所崇拜。刘庆霖诗词现象同样是在这样一个旧体诗发展到极致而然派生出来的一个新的诗词流派。
一个物种，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数量，就很难生存下去，更别说是发展壮大了。诗派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一面坚定的旗帜，如果没有趋之若鹜般的崇拜者，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的创作队伍，如果没有一定数量有特色的作品，那它决没有被传承的可能，也自然也就无从称派了。所以苏东坡尽管写出了《花影》那样的精品，但形单影只，孤军深入，结果是痛失开宗立派之机，只能是昙花一现。
当年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中黄龙府所指的吉林农安，以刘庆霖为首的黄龙诗社一批年轻的后生，以及各地“旧体新诗”的崇拜者，正沿着刘庆霖的道路在积极地创作“旧体新诗”，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了不容忽视的佳绩。被业界称之为“黄龙诗派”。
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黄龙诗风一定会吹遍五洲四海，为更多的诗词爱好者所接受和喜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