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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称谓,性质都一样。当代大部分的“文人”、“知识分子”或者“诗人”,与古代文人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当中很多本身就是工人、农民,其它职业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是劳动者,他们同样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那种把知识分子看成二等公民、臭老九的时代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偏见。

左的文学史最爱说的是“劳动创造一切”,“劳动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当代知识分子的劳动就应当排斥在外吗?

这个问题还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下去,先说了这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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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孙逐明先生2006-02-28 在《文学社区》的发言:

主张学习民歌与忽视民歌,是追求两种不同流派风格的表现。我当然是主张二者相互学习交流的。

但是,不同的风格流派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蔑视对方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也不必太在意对方的不同意见,重要的是自己努力壮大自己的阵容,拿出大量像样的作品来,努力作好自身的理论研究工作,逐步争取得到大部分读者的认同,才是根本之道。光是埋怨对方,不从自身找原因,是无济于事的。

这番话可以针对任何诗歌主张。例如我是新诗格律化的鼓吹者,我也同时主张自由体和格律体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的一些同好曾经埋怨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所谓主流诗派的认同,我就没有这种怨气;只要我们自己孜孜不倦地努力,拿出像样的作品来,多作理论宣传,慢慢壮大自己的理论队伍和创作队伍,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孙先生,我很赞同你这种治学的态度。实际上,你所说的“主流诗派”如果有先生的这种态度,中国的诗坛也许不致如此的脱离大众,当前的新诗也不致会陷入危机。

我与你只是思路有点不同。我也没有一定的学术主张,更加不属任何“诗派”“流派”,我是从宏观的角度,觉得诗坛特别是“主流诗坛”的诗观如此的狭窄,中国的新诗如何能走出目前这种低迷甚至危机?

我们能为危机中的新诗找到一条出路吗?我相信你和东方诗风的同好们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才一而再地希望我们大家把眼光放宽,把对民歌,流行歌曲的研究或者哪怕只是关注,包括在我们的视野内。这方面,台湾的余光中做的比较好,他在《余光中谈诗歌》的一书中,已经能够把民歌以及流行歌曲,放在他的视野里面。香港中文大学也有学者对香港的流行歌词作了专题研究,他的结论是“现代歌曲与宋词如出一撤”。不过只是一两人的关注不能为诗坛找出脱离的危机秘方,所以我才一再呼吁孙兄及东方诗风的同好们一起来关注和研究。

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1 17:47:4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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