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句诗与薛蟠体
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再到90年代以来诗歌，占据各类刊物阵地的诗歌基本上都令读者不知所云，是一些大胆的病句的集合。新时期诗歌的创作原则就是艾略特的一段话：“诗人并不是永远都要对哲学或其它学科感兴趣。他们只能说，就我们文明目前的状况而言，诗人很可能不得不变得艰涩。我们的文明涵容着如此巨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细的感受力，必然会产生多样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具涵容性、暗示性和间接性，以便强使——如果需要可以打乱——语言以适合自己的意思。”[1] 诗可以不合语法，这就是当今诗人们有意地制造病句的理论依据。当今流行的名诗人，大都是病句大师。病句诗非常的多，像《玻璃工厂》、《边缘》、《伦敦随笔》、《安静，安静》等都是比较典型的。病句诗的理论代表臧棣振振有辞的说，诗歌反对常识。（臧棣《诗歌反对常识》）还说，新诗的晦涩要么是合法的，要么就只能听天由命。也就是说，晦涩是必然的，无可动摇的，你看不懂也得看，受不了也得受。为什么呢？臧棣说：“谈论新诗的晦涩时，人们应避免一种先入之见，把诗歌的‘晦涩’仅仅归咎于诗人所采取的表现手法。诗歌的晦涩有它的认识论方面的来源，人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晦涩的成分。”“明晰、明白无法完整地透析出生命的奥秘。”“暗示比直白更纯粹、更符合诗歌的纯粹的标准。”“诗歌的想象高于日常经验。”“内心、灵魂、意识活动，往往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1）从这里看出，臧棣对象征主义并不完全了解。象征主义的晦涩的形成百分之百是由于它的表现手法，和内心、灵魂、意识活动的不可理解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一切文学作品的晦涩都是来源于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内容没有任何关系。不可理解的东西多了去了，从本质上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东西都不可完全理解，据我所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学派认为一切都在人类掌握之中。我们可以说，最不可理解的是上帝、神、死亡，其次是人生、意识、潜意识，再次是日常生活、客观世界，都不可理解或不可完全理解。但是，在象征主义以外，相关题材的作品无论中外，都不是晦涩的。所以臧棣说的，其实是两回事，事物的晦涩和作品的晦涩，他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其实，臧棣所指的晦涩，即象征派的晦涩，非常简单，主要还是观念和创作手法造成的晦涩。即一个客观对应物的出现， 其所指称的意义的不稳定。这里用得着阐释学的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读者的阅读是一种再创造。 道理很简单，诗人创造出一个形象，比方荒原，读者自然可以把荒原想象成各种对应的观念，因为荒原作为具体的事物，自然具有多个特性，每一个特性都可以有一种观念与之对应。这同时也说明象征主义仍属于比的范畴，象征其实就是一种隐喻。在创作手法上，各种教科书上早已归纳得很清楚，具体一点，这叫“借喻”。所谓借喻，就是比喻的主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只出现喻体，就叫借喻。麻烦就在这儿，你得倒过去找被比喻的东西，晦涩即由此而生。因此，象征意象就有一种个人性，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它就是什么意义。这种“个人性”，再加上作者有意识地不合语法，就造成了作品的不可理解。事实上，比喻的本质仍是理性的。只不过比喻比象征更加具体一点，表面上少抽象一点，最终的目的不可能不指向理性。病句诗及其理论均主要属于西方理性主义的范畴。
又有所谓薛蟠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盘峰诗会实际上就是病句诗与薛蟠体的较量。中国当下哪来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实际上就是用病句来表达“哲理”，所谓的民间写作，我实在看不出和薛蟠的写作有何实质上的差别。
薛蟠的脍炙人口的大作我想为了版面的清洁，就不再引用了。现在看来，薛蟠的作品预示了民间写作的所有内容：幽默、下流、先锋、豪爽。
于坚是民间写作的理论代表。于坚鄙夷“知识分子写作”，认为“那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我同意这个评价。于坚提倡口语写作，又说，“下个世纪开始的中国伟大的文明复兴，它的眼光应该是朝向过去的”。于坚推崇汉语的美，反对用翻译语写作，又说，“诗歌的标准许多已在中国六七世纪全球诗歌的黄金时代中被唐诗和宋词所确立” [2]。这都体现了于坚对诗歌的真知灼见。但是于坚提倡一个莫名其妙的“民间写作”，还说“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很可惜，这些又体现出于坚诗学观念的混乱。
“民间”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无数的混乱。在“民间”概念的首倡者陈思和看来，民间意味着一种原型，一个超稳定的故事结构，兼具理性化与神秘化的双重特点。在于坚看来，“民间”与口语等价，它对抗的是僵死的、规范的普通话。而在韩东看来，“民间”成了一种立场，一种地下状态，一次农民起义。除了于坚所说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神性的写作，韩东对民间的定义也来源于神秘主义：“首先，它的作者是完全的个人，是个人对他的创造完全彻底地负责。同时它不被传统和民族大众的审美倾向所束缚，在时间上不指向过去，不指向具有数千年文明史血脉流传和肉体繁衍的大地。它不投靠传统、民族和人民混合构成的庞然大物。在此比照中民间再次证明了它至关重要的独立性。它与民俗风情无关，与喜闻乐见无关，与口口相传无关，立足于现实存在，面向未知与未来。它的任务不是传承、挖掘和在时间中的自然变异，而是艺术为本的自由创造。”[3]
沸沸扬扬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说穿了也是一套旧戏法。就跟《聊斋志异》中的“画皮”，万变不离其宗：这是一场延续百年的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斗争，这仍是西方文艺理论内部的一场争论。当然，这也是一场学院体制与体制外的权力之争。在这一场论争中，我们悲哀地看到新诗离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不是接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
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在80年代以后由于名声不佳，一度似乎销声匿迹。谁也想不到它会披着“民间”的外衣在90年代再度出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传人中国后，或斗争或联合达一个世纪之久，到90年代居然统一在“现代派”、“先锋诗”、“象征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演出。由此也可见“传统”的强大。还有所谓“个人写作”、“后口语写作”等等，都是浪漫主义在90年代的种种变体，由此我们可知道薛蟠体的由来。
于是“民间”诗人推崇天然、感性，而最“感性”的无疑就是欲望本能即“性”了。“性”在民间诗人那里成了灵感与感受的来源，这些人，一方面神化诗，一方面又亵读诗。薛蟠体作品也很多，打开“下半身写作”作者的任何一部诗集，则举目皆是，比方《风光天限》、《甲乙》、《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打炮》、《对秋天的威胁》等，都是典型的薛蟠体。其中有些对欲望、本能的推崇已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这就是所谓的“下半身写作”，这种现象当然也和浪漫主义有关。
倡议发起新白话文运动
新诗堕落到这步田地，恐怕新诗的首倡者也始料未及。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成果在新诗的领域可谓扫地净尽。到了八十年代朦胧诗初起的时候，章明说：“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朦胧’并不是含蓄，而只是含混；费解也不等于深刻，而只能叫人觉得‘高深莫测’。……固然，一看就懂的诗不一定就是好诗，但叫人看不懂的诗却决不是好诗，也决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这种诗体占了上风，新诗的名誉也会由此受到影响甚至给败坏掉的。”[4]许多“学者”对此大加嘲笑，然而事实不幸被章明言中：新诗仅存的一点名誉就这样给败坏掉了。简简单单的“懂”与“不懂”，成了新诗存亡的关键。
新诗当前的主流体裁就是病句诗，它是新诗的真正的癌症。病句诗通篇都是隐喻，用所谓的象征手法做成无数谜语。这些隐喻又纯粹来源于作者自己个人隐秘的私事，手法又类似于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其意象的象征意义纯粹是自己胡乱加的。作品中又找不到一句正常的话，看不到合乎语法的句子，全是病句。病句诗肢解汉语，扭曲汉语，新诗成了汉语的屠宰场。汉语遭此劫难，可谓一厄。也许我们真应该回到“五四”，重新发起一场白话文运动，重新学习什么叫口语，什么叫人话。
在此郑重倡议：我们应该发起一场新的白话文运动。将近一百年前，胡适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文学改良刍议》）我觉得，要拯救今天的新诗，也要立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和西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用翻译句。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把病句诗这个毒瘤切除，重新用正常的、健康的现代汉语写诗，新诗语言必须符合语法，这是诗歌成为诗歌，它所以传情达意的一个基本前提。至于薛蟠体，就让它自生自灭吧，有俗话说，狗肉上不了台面。
让新诗合乎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写诗者不是神，他没有权力改变语法，没有权力破坏句子的语法结构，他不可能改变人类有史以来的交流方式，而自创一套话语方式。维特根斯坦早已指出，私人语言不可能存在。什么叫私人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懂，别人谁也不懂。打破语法规则的惟一后果，就是私人语言的泛滥。
私人语言的泛滥的后果就是人类重新退回“前语言”社会。那么，“前语言”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看一看现在的新诗就知道了。那时候人类没有语言，也不会说话，跟禽兽差不多。现在的新诗语言，连土匪的黑话都不如，毕竟土匪的黑话还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词语的替换方式，所以经过艰苦的训练和长期的熏陶还有可能学会并运用，而新诗语言则完全混乱无章，随心所欲，它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疯话、梦话。病句诗彻底取消了语言的基本功能，打乱了语言的正常语法秩序，从而走向了诗歌的反面。
诗歌的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上，那就是交流和沟通。病句诗恰恰相反，它是阻止沟通，阻止交流的。新诗的这种病句诗的倾向，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的对文明对文化的一种反动，是文明的倒退，更是诗歌的倒退，是新诗的一种自杀行为。
注 释：
[1] 臧棣《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南方文坛》2005年2期
[2]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玄学派诗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3]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
[4]韩东《论民间》．见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5] 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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