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并存，迎接繁荣 -复王珂《不能极端强调新诗的音乐性》（之一） 游子
王珂教授《不能极端强调新诗的音乐性》长文是对我提出问题的回答。文章内容很多，我正在细读，未及完全消化，因未能及时回应。不过王教授的下面这段话让我有点意外与不解： 「自由诗已经深入人心近百年，尽管受到各种非议，却不可否认在百年新诗历史中，自由诗比格律诗更受欢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到今天的近30年间，自由诗在汉语诗坛几乎获得了统治地位。如果不正视新诗形成的自由诗传统和今天自由诗正受到极端重视的现实，在21世纪初掀起如20世纪初的诗体重建运动，将后者的“诗体大解放”变成前者的“诗体大规范”，21世纪初的“诗体重建”就会比20世纪初的“诗体革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更会危及新诗的健康发展。」 会有那么严重吗？有理由让提倡格律新诗的朋友们承担那么严重的历史责任吗？我以为这样说有欠缺公平之嫌。 我百思而不能理解：既然王教授说：「自由诗已经深入人心近百年」「自由诗比格律诗更受欢迎」「自由诗在汉语诗坛几乎获得了统治地位」「今天自由诗正受到极端重视」。如果现实真是这样，对自由诗来说，不是形势很好吗？为什么反说「会比20世纪初的“诗体革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更会危及新诗的健康发展」？ 我不是诗坛中人，又生活在远离中国的异乡，对中国诗坛的状况不甚了解。不过，参加过几次华文诗歌论坛，知道自由新诗特别是所谓「现代」、「超现代」自由诗，近来很受到诗歌界甚至文化界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新诗正处于危机当头，认为就是这些过分西化、「超现代」化的诗歌写作，使新诗走入了危机。有些朋友甚至提出「打倒伪诗」的口号。我曾经对这种认识提出疑义：新诗的走入困境，是新诗本身的问题，不能把责任推给「现代」派、「超现代」派自由诗。 王珂的文章很长，所涉及的论题不少。不过，我看王珂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在文人新诗，特别是所谓「自由体新诗」。我一直以为，讨论、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只是限于文人新诗（包括自由体诗、格律诗），是不够的。任何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的著作、论坛、讲台，如果不包括现代民歌民谣、流行歌曲、现代古体诗词等，都不会是全面的。 在这之前，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张贴了一篇《比现代诗歌更像诗歌的流行歌曲-推荐两篇好文章》（见游子的博客）的文章，两位中国学者的两篇肯定现代歌曲为「更像诗歌」，王珂教授着急地发信给我说：「这两篇文章的立论是不对的。1，大陆诗坛，特别是理论界，根本没有认为歌词不是诗。很多理论家，包括我，也在搞歌词研究。2，现在很多歌词的音乐性远远小于现代格律诗，韵律，特别是押韵并不是歌词的必备条件。流行歌曲的歌词正出现“韵律解放”。3，说现在诗歌没有读者，完全是不对的。仅从诗人博客的数量及点击率、现在大陆的诗歌刊物纷纷推出下半月刊等例子就可说明。当然现在读者根本没有80年代多，那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非诗的因素太多。谢、孙的观点是97年在武夷山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就受到质疑。我是办会人员。何况现在的诗歌比90年代要繁荣得多。不能用来作论据。4，目前大陆诗歌理论界，包括我，也没有反对诗要有音乐性，只是反对极端强调音乐性，特别反对把读的“诗”的音乐性与唱的“诗”（歌词）的音乐性混为一谈，两种的功能与传播方式完全不一样。」（后来王珂将「这两篇文章的立论是不对的」，改为「这两篇文章的有些论据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谢冕教授对于新诗的危机感始自何时。不过，我是从台湾诗人向明兄2005年发给我主持的《奇异网》文学社区的一篇文章中，得知谢教授的这一忧虑的。向明兄的文章【传统诗的威协】这样说： 「北大名教授谢冕在第一届中国诗歌节的论文发表会上，开囗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一到马鞍山便感到传统诗的威协越来越重」。看来从1997年到2005年，谢教授一直感受同样的威胁。不但谢教授，我相信很多原来致力于新诗研究、创作的学者、诗人，都有同样的危机感与忧虑。向明兄是台湾具盛名的老诗人，他也一直对新诗的现况与发展前景抱忧虑的态度。我与他远在2000年南京诗会（记得诗会论坛的主体就是《新诗的危机与前途》）上相遇，就听他谈论过新诗面临的危机。他不无感叹地说：「新诗发展了80年，难道我们的努力白费了吗？」我很理解向明的感叹，不过安慰他说：不会白费，历史会给百年新诗留一个应有的位置。 我无意评估自由体新诗和格律新诗当今所处的形势是「处于困境」还是「形势大好」。我只是主张两者应该互相尊重与包容。不喜欢自由体「现代」「超现代」诗的朋友们，不要再提「打倒伪诗」的口号，不要再把新诗走入困境的责任推给自由体「现代」「超现代」诗。反过来，对于「几乎获得了统治地位」的、主张自由体新诗的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感觉到自由体是出于困境也好，繁荣也好，都不要对新格律诗的朋友们持有戒心，以为他们会对自由体新诗的发展造成威胁，或曰会对「21世纪初的“诗体重建”就会比20世纪初的“诗体革命”更严重的后果，更会危及新诗的健康发展」。新诗如果不能繁荣，或者出现「更严重的后果」，自然应该是「占统治地位」者负责，怎么反而让「在野」者负责？ 多种艺术形态的共荣共存，是文艺繁荣的象征，以前是这样，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面，更是这样。任何一种艺术形态的发展与繁荣，从来不是靠打倒与排挤别一种艺术形态而达到的。就算是处在「统治地位」者也然。 我还认为，除了诗坛主张自由新诗与主张格律新诗者应该互相尊重与包容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新诗诗坛应该尊重与包容民间民歌民谣、流行歌曲等其他诗歌艺术形态。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劝奉王珂教授及其他中国的诗人朋友们认真思考胡适与朱光潜的这两句话： 「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癡男怨女，歌童舞妓，彈唱的，說書的，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與新風格的創造者。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胡适）；「文學本起自民間，由民間到文人而發揮光大，而形式化、僵硬化，到了僵硬化時代，文人的文學如果想復蘇，也必定從新興的民間文學吸取生氣。」（朱光潜） 呂進教授說：『新詩不起源於民間，離開了音樂，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局限性。』也是一种警示，中国诗坛应该接受这个警示。 回顾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从《诗经》《楚辞》到《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哪一样不是从民间音乐艺术中发展起来的？《宋词》的发展，就是从坊间的流行歌曲出发的吗？《宋词》不但是从民间出发，它整个从兴起到式微、衰落，都是与「民间」联系在一起。只是到了后期，当那些词牌（曲牌）渐渐不在民间流行了，文人们才开始为它制定格律形式-这就是朱光潜说的「形式化、僵硬化」，这就使它渐渐离开音乐，走上式微之路。 朱光潜相信：「到了僵硬化時代，文人的文學如果想復蘇，也必定從新興的民間文學吸取生氣」。不管大家相信不相信，中国诗歌的发展史确实证明朱光潜教授是对的。我相信朱光潜教授是对的，因此，我怀疑，在文人沙龙里可以创造出中国诗歌的复苏与繁荣。而对以西化为主的「现代诗」「超现代诗」，我也一样持怀疑的态度。 不过有一点我不怀疑，即：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与文化复兴，作为中华文化脊梁的中华诗歌文化，也一定会复苏与复兴。一个可以比美《诗经》《唐诗》《宋词》的中华诗歌高潮与繁荣，一定能够到来。当前，与现代民歌及流行歌曲为表征的民间诗歌文化的兴起方兴未艾，势不可挡。我希望，不管是主张新格律诗，还是主张自由体新诗的诗人们，不要置身于这场民间诗歌大复兴的大潮之外。如果我们不能创造繁荣，至少也应准备迎接繁荣。 以上是我对王珂教授大作的一个小回应。王珂的文章还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启发，例如他对音乐性与音乐旋律的论述，对中国新诗的来源与特性的论述，等等，都使我增长了见识，受益匪浅。待我进一步消化后，很愿意再与王珂教授继续讨论。 对于中国诗坛、文坛，我是一个行外人，因此我观察的角度会不同，得出的一些认识可能会有偏差。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王珂教授以及《东方诗风》的朋友们指教，斧正。 谢谢。
2008-1-27写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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