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我的思考，这就是“新诗人”的“移情别恋”。这里必须说明：“新诗人”是指写“新诗”的诗人，而不是指新出现的诗人。其实，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新诗”的概念本身就不甚科学：杜诗“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新诗”就是指任何新写的诗；与其相对应的“旧诗”概念也同样不科学，就无须论证了。不过，约定俗成，将就用吧。当然，“移情别恋”也不是说“新诗人”们感情生活中爱的转移，这里是说他们写作习用文体的改变（诗文兼作者不在此列）。ffice ffice" />
概念清楚了，就可以对此现象作出扫描了：新诗人们年轻时因创作新诗而名噪一时，然而功成名就之后却往往舍新诗而他往。不只是那些提出这样那样主张虚张声势的“弄潮儿”们，就是真正热爱诗歌，富有才情，并且毕生不离文学的“新诗人”，也大多不能在新诗之路上走到底。新诗作品在他们丰硕的文学创作、研究成果中也只能占有那么小小的一点份额；相应的，新诗创作的历程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也也只是一段短暂的路途。能够坚持到底，或者因故中断又能恢复、坚持的，也是微乎其微；而后期创作能够出现新的高潮、高峰者更是凤毛麟角。据我所知，晚年仍然以创作新诗为主，并且再度辉煌的仅仅艾青一人而已。虽说毕生不离新诗的诗人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方敬、蔡其矫、李瑛、雁翼等，他们的后期创作也不能忽视，却很难说超越了早期的成就。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复出者”形成了一股“归来者”潮流，但是未能持久，其中的重要人物很快又在诗坛上销声匿迹，或是移情别恋，转事其他文体。且举几个著名的例子吧：公刘、邵燕祥、流沙河都成为公认的杂文家。不妨提一下张贤亮：此公早年以诗罹祸，平反后便以小说名世，去诗远矣。而且就连“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以及稍后成名的诗人们，现在也大多弃诗从文了，顶多偶涉诗域。舒婷如是，长期身在海外\最近栖身香港的北岛也是以散文为主、为优。我所熟悉的重庆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新诗人们大多亦复如是，不少涉足新闻或政界，他们的现实社会角色已经改变。至于后来打起种种旗帜，号称这派那派的后生们，则弃诗从商者众，事过境迁，早已成为远去的过客。
我们不妨追溯得更远，看看“五四”时期的新诗先驱们的状况：始作俑者的胡适，就一本还没有完全从诗词脱胎《的尝试集》而已；以《女神》为新诗奠基的郭沫若，早早地就写起了诗词，其新诗的成就也没有再超越《女神》了。而余平伯、沈尹默、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这样一些文化名人，如今除了文学史家，又有好多人知道他们曾经是早期开风气之先的新诗人呢？据最新的史料,朱自清是1924年就在温州开始写七律了.谁又知道前些年去世的文章高手金克木,30年代也曾是与后来以报告文学著称的徐迟齐名的现代派诗人呢？而大多瞧不起新诗的诗词界人士（我不愿意称之为“旧体诗人”）,有多少知道他们十分尊崇的有“当代李清照”美誉的沈祖棻年轻时以沈紫曼的名字出版过新诗集《微波词》呢？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不知“隐藏”着多少从前的“新诗人”啊！那些也曾在新诗界拥有响当当名头的教授先生们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很少有人还知道他们当年的“诗历”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或曰，诗歌是青春的事业，写诗是青年的专利，人一上了年纪，离诗就远了。“新诗人”们移情别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此言差矣！君不见中国古代诗翁何其多也！不少诗人都是毕生吟咏，到老不止的。陆游的《剑南诗稿》收诗达万余首，其不朽名篇《示儿》就是他诗的遗嘱。外国也不乏诗翁，歌德便是其典范。此翁享年83岁，诗龄达60余年。就是今天，中国诗词复兴的大潮中，一旦时势允许，又重拾诗笔的诗翁们几乎成为主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壮岁吟客也在向诗翁的行列前进。我还发现，早前那些们不能忘情于诗的“新诗人”，许多都把诗词作为移情别恋的意中人。大名鼎鼎的冯至、臧克家、何其芳、光未然、公木、贺敬之、刘征等等，晚年都成为诗词的俘虏。也是诗翁，却不再是新诗之翁了。
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为什么有诗词根底的老一代“新诗人”纷纷回到诗词的怀抱呢？杜甫（古人人生苦短，他活到58岁，应该也算诗翁了）一句诗是揭开这一秘密的钥匙：老来渐于诗律细。原来，中国在“五四”之前，和外国在19世纪30年代惠特曼《草叶集》诞生之前，诗人们写诗都是严格遵循格律的，他们的吟咏有章可循，诗艺的精进没有止境。尤其在中国，越往后诗体越丰富，可以选择的余地也越大。而中国大多数“新诗人”都是写自由诗，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及至年龄渐长，见识渐广，往往会感到这样写下去很别扭，无所适从，难乎为继，更别说超越自己的已有成就了。于是就很容易丧失兴趣和信心，那么，何去何从也就成了问题。
前辈“新诗人”由于受过古典诗词的熏陶，有的甚至受过训练，转事诗词创作便是最佳的选择。他们可以利用诗词这个载体，抒发情感，倾吐积愫。当初，闻一多先生已经很明确地表示要“勒马回缰写旧诗”，并且尝试了几首，很高兴地寄给梁实秋。如果不是他找到了建立新诗格律的新路，那就不会有《红烛》这部开创格律体新诗蹊径的划时代的经典之作了。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为崇尚"自由"的新诗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甚至看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曾经力倡诗之"散文美"(后来更恶性发展为"散文化")的艾青,其晚年作品有着明显的格律化倾向,已经有论者注意及此.一些格律体新诗选本都选有他的作品呢.
而现在的“新诗人”们，既没有受到中国悠久传统诗歌的浸润，更不懂音韵知识、平仄规律，就是想改投门庭，也拿不到“入场券”。在诗歌的现实境况每况愈下的时候，在苦于诗艺难于长进的情况下，不“金盆洗手”，弃诗而去，到诗之外的地盘上去“揾食”又能怎样呢？且看今日在诗坛驰骋的骁将们在诗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呢？他们往往自诩“先锋”，没有主力部队作后盾的“先锋”怕只能绝尘而去，不知所终吧？
基于这样的事实，我看中国的新诗要走出困境，承续几千年的优秀传统，从极端“自由化”的死胡同里及早抽身，而加强自“五四”以来一直有诗人为之努力的格律建设，以最终促成格律体新诗的形成，应该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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