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扩大重庆在现代诗学界的影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决定新创刊一家学术性、理论性的刊物。一年一辑，大32开，一辑约300页，刊名《诗学》。拟设立现代诗学研究；现代诗学史研究；现代诗学著作研究；格律体新诗研究；现代诗词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研究；歌词学研究；国外华文诗学研究；现代诗学家通讯；重庆现代诗人与诗学家研究；重庆现代诗人与诗学家剪影；重庆现代诗人与诗学家访问记等等栏目。ffice ffice" />
这家刊物由吕进担任编委会主任；由陈本益，戴迅、古远清，蒋登科，梁笑梅、陆正兰、骆寒超，毛翰，蒲华清，邱正伦、王珂，万龙生，熊辉、向天渊、杨本泉、张传敏、张立新、许世旭（韩国），岩佐昌璋（日本）等海内外专家担任编委会委员。每辑确定两位执行编委，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执行编委负责制。
该刊第一期已经集稿完毕，预计9月将由巴蜀书社出版。下面是吕进先生撰写的卷首语：
秋天，收获的季节。诗人杜运燮的《秋》有这样的句子：“连鸽哨都发出成熟的声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在“阵雨喧哗”停歇、“树树皆秋色”的宜人风景里，《诗学》出世了。
中国新诗研究所原本已有出刊了76期的《中外诗歌研究》，不过大家还是希望能同时出版一家公开发行的理论刊物。这个梦想得到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全力支持，终于梦想成真。
顾名思义，《诗学》当然属于诗学研究。本刊的研究视野以中国现代诗学为主，也旁涉其他诗学领域。编刊的大政方针由编委会确定，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值班编委负责制，每年一辑，由编委轮流执编。
《诗学》的办刊宗旨是：学术性，在场性，地域性。
学术性是学术刊物的生命，这不言自明。学术从自由思想来，学术从原创精神来，学术从争鸣风气来。我们希望尽自己所能创造一个开阔的学术空间，让腊梅、牡丹、玫瑰一起争艳，让喜鹊、百灵、夜莺同时歌唱。
大学从来就是新思想的策源地，新文化的孕育地，新学术的诞生地，新人才的培育地。我们倡导诗学研究的原创性，反对著书不立说的低水平重复，拒绝制造繁而不荣、盛而不昌的学术垃圾。
我们遵从学术规范。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就是学术忠诚和学术伦理原则，求实规范则是学术研究基本规范的集中体现。科学是求实者的领域。搞科学就得有求实精神，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后者检验的理论，是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运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假如说理科的检验标准是实验，那么，社会实践就是文科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准。经不起社会实践检验的诗学理论，无论它贴上什么标签，无论它如何口若悬河，无论它挥舞怎样的大棒，都是伪科学。
我们倡导理论的在场性，远离文学和诗歌现场的概念游戏除了显示游戏者的聪明外，对于诗歌的繁荣毫无干系，当然也毫无价值。
百年新诗现场的理论问题很多，既带学术性，也富实践性。比如，新诗迄今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很难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又如，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传统，不来自民间，也不来自音乐，怎么在一百年之变中批判继承三千年之常，乃当务之急；再如，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奉“私语化”，使得公众远离诗歌，甚至厌恶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等等。很多很多问题都在期待理论的在场回答。
到目前为止，现代重庆的确还不能称为文化大市。但是，对于中国新诗，重庆却是一座重镇。巴渝大地哺育了吴芳吉、邓均吾、何其芳、杨吉甫、方敬、粱上泉、沙鸥、傅天琳、李钢、李元胜这样的著名诗人和邹绛这样的著名诗歌翻译家。在新时期，重庆新诗在抒情诗、讽刺诗、儿童诗和新诗理论全面开花，取得了收获和光荣。重庆是“上园道路”和“二次革命”理念的源头。
重庆新诗有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传。三峡是诗之峡。从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之歌。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巫山高》的故乡也在三峡。
《诗学》既然在重庆出版，我们理所当然地会对重庆的诗学事业给予格外关切。
愿大家给予《诗学》更多的爱，有如我们对你们的爱。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并肩上下而求索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