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格律诗发展史略（之二）
死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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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时期
一
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胞弟。他才华横溢，风度翩翩。1910年张彭春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赴美深造，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
1916年夏，风华正茂的张彭春获硕士学位归国，回母校任教。
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为适应未来更高的教学要求，张彭春再次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品学兼优的中国女留学生蔡秀珠，两人由相识到相恋。1921年5月，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1922年4月，张彭春的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通过了教育学博士学位。6月，长女明珉出生。
由于回国心切，张彭春夫妇抱着襁褓中刚刚满月的女儿就启程了。旅途漫长而艰辛：经欧洲、阿拉伯半岛、印度洋、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最后抵达天津。途中，年轻的母亲严重晕船，无法照料婴儿。此时婴儿突然发高烧，但在旅途中没有条件治疗。回到天津后再去求医，才得知女儿染上了当时欧洲正流行的脑膜炎。因为未能及时医治，留下了后遗症，可怜的小女孩从此便落下终身残疾，这令初为人父母的张彭春夫妇深深感到痛心与内疚。
1923年9月，张彭春受清华学堂诚聘，携带妻女迁居北平，任清华教务长。同年11月，他的次女诞生。女婴健康可爱，令夫妇俩欣喜万分。为弥补当初没照顾好长女的遗憾，他们对这个新的小生命百般呵护，并要给她起一个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因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所以张彭春为二女儿取名“新月”，英文名为“露丝”。
就在这一时期（1924年3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西滢）等文友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新月”二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新月社”。
新月社最初成立之时，由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出资，地点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对于办社宗旨，主要筹备人徐志摩曾说：“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
他们的活动形式，模仿欧洲文艺沙龙，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但这许多会以社友偶而的兴致聚集，徐志摩想振兴新戏剧的目的没能如他预期，他很不满意。
然而，还有比这令人更为难堪的。新月社开办之初，由于太重朋友义气，文艺家可以进，文艺家之外的社会三教九流也全都来者不拒。比如，象官僚政客林长民、丁文江，银行家、企业家张君励、黄子美就都是新月社的发起人，真正从事新文艺的不过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等区区可数的几个人。正是因为存有这种先天性的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徐志摩的再度游欧，早期新月社实际上即不可避免的式微了。
二
1925年，陈博生在北京主持的《晨报·副刊》编辑出缺，当时正好徐志摩9月从欧洲回来，陈博生殷切邀请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主编，碍于朋友的情面，以及自己早就想办一份报总未如愿的实际，徐志摩动心了。
9月26日、27日、29日接连三天，副刊上刊出《学艺部启事》及《勉己启事》，宣告了这一人事调整，给志摩的名义是副刊主任。
要干就得干成个样子。离出刊只有几天了，徐志摩立即投入工作。原先的刊名，是几个楷体毛笔字，太平常。晨报老社长蒲伯英(殿俊)是前清举人，书法家，便请他重新题字。这老先生长于隶书，而隶书中没有这个“刊“字，便取了刊的本意，以“镌”字代之，这样原先的《晨报副刊》就成了《晨报副镌》。
徐志摩利用自己人缘好的优势，与当时一大批颇负盛名的学者打了招呼，邀请他们作《晨报副镌》的撰稿人，其中有赵元任、梁启超、胡适、张奚若、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陶孟和、翁文灏、李济之、张东荪、闻一多、郁达夫、沈从文、凌叔华、江绍原、刘海粟、宗白华、钱稻孙、余上沅、焦菊隐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了群贤毕至，共襄大业的态势。事实上，在徐志摩的主持下，《晨报副镌》不仅组织了几次关乎国计民生的讨论，而且还发表了闻一多的新诗，谢冰心的《寄小读者》等颇有影响的作品，成为北洋时代后期活跃在北京的一块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
三
闻一多l925年6月1日留学回国，担任艺专教务长，住在西京畿道三十四号。以前清华文学社的老朋友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以及北京那些爱好新诗的青年，如刘梦苇、蹇先艾、朱大桁等人，都成了西京畿道三十四号的常客。
有天晚上，蹇先艾去看望病中的刘梦苇，闻一多、朱湘、饶孟侃等人也在座，还有两位新客人——于赓虞和朱大桁。梦苇虽然有病，谈诗的情绪仍然很高，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朋友们说：“l922年，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几位办过一个《诗刊》，可惜第二年就夭折了!真可惜。我们这几个朋友凑拢来办一个《诗刊》好不好？”
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赞成。只是有两个问题难于解决：一个是印刷费无着；一个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权，办刊物要呈报备案。段祺瑞一向视新文学运动如“洪水猛兽”，报上去肯定会石沉大海。大家又皱起眉头来，不知谁说了一句：“我看，不如先借哪家报纸副刊的篇幅先出一个周刊，这个比较简单，只要副刊的编辑同意就行了。”
大家又分析，徐志摩和孙伏园分别主编《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但是《京报》出的副刊相当多，看来是插不进去了。还是找徐志摩较为妥当。徐是诗人，周刊就由他来编，大家供给稿件。当场公推闻一多和蹇先艾去和徐志摩联系。徐志摩没作任何考虑，很爽快地答应了。
4月1日正式出版，一星期一期，实际就是占用《晨报副刊》一期的版面。刊头二字，也是请蒲伯英老先生写的。这次写“诗刊”也写成了《诗镌》。这一假借，倒使《诗镌》在众多的诗刊中得到一个别致的名字。
到6月10日出到十一期，因为几位同人放假离开北京，难以为继，便停了。徐志摩写的终刊词就叫《诗刊放假》。
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成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文化传播阵地，对新诗艺术的发展推动很大。1926年秋天，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或南下，或出国，俱乐部活动遂告终止。
四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当时局势很乱，北平学界的朋友们因为环境关系纷纷离开故都。上海成为比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这地方。
胡适从美国回来，绕道日本，到5月底回到上海。叶公超应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之聘，来到上海，任暨大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和妻子季淑方在新婚期间，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有余上沅夫妇。徐志摩和新婚的妻子陆小曼也正好到了上海。
暨南大学新迁到上海，提格为国立大学，急需人才，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也先后汇集暨大，一时间暨大成了新月派的大本营。
潘光旦是前一年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当教授。同年冬闻一多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任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1927年4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下令封闭政治大学。闻一多暂住潘光旦家中。饶孟侃这时也来到上海，住在潘光旦家中。
这样一群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要是不弄成点事儿，可才怪呢。
他们要办个书店，定名为新月书店。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现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张滋阄先生是一百元的大股东之一)，在环龙路环龙别墅租下了一幢房屋。余上沅夫妇正苦无处居住，便住在楼上，名义是新月书店经理，楼下营业发行。当时主要业务是发行《新月》杂志。参加业务的股东有胡适之先生、志摩、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和梁实秋。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这一群人，并无严密的组织，亦无任何野心，只是一时际会，大家都多少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期然的聚集在了一起。
《新月》杂志的创办要迟些。倡议者是徐志摩，最初邀集了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刘英士。杂志定名为《新月》，奔走最热心的是徐志摩和余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
1928年 3月 10日，装帧设计十分别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了，这意味着后期新月社的正式开始。
后期新月社确实是极一时人才之盛。在创作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执着，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艺事业自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谈文学，一切主义俱属空谈。重要的是作品。”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文艺而论，《新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利用文艺为工具也未尝不可，不过不能认为那就是文艺的唯一的正当用途，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排斥正常文艺的作用。不要误信什么‘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分法，这是晚近的硬制造出的一种衡量的标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原是指十九世纪末的颓废派的主张而言；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则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凡是文学都与人生有关。没有人生还谈什么文学？不过人生范围很广，除了政治经济等要素之外还有别的美好的境界。《新月》没有偏执，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也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
《新月》月刊自 1928年创刊，到 1933年6月停刊，其间始终未曾间断，共出了四卷四十三期。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载了诗、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各体创作，可谓洋洋大观。与此同时，新月书店的生意也堪称红火，胡适出版了畅销一时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闻一多出版了同样畅销的诗集《死水》；徐志摩出书最多、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象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等，都是一纸风行使洛阳纸贵的著名作品。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了《冯小青》、《家庭问题论丛》、《人文主物学论丛》，陈西滢出版了《西滢闲话》，凌淑华出版有《花之寺》，陈衡哲出版有《小雨点》，沈从文出版有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及短篇小说集《密柑》与《好管闲事的人》等。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余上沅的《国剧运动》、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伍光建译《造谣学校》、《诡因缘》、顾中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等，都在新月书店先后出版。
据近人统计，新月书店开办的几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近百种。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遭遇空难，英年早逝。天才诗人的猝然离世迫使《新月》于1933年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在“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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