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于樵 加帖在 汉诗随笔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中国已流传数千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夏文明最伟大的成果之一。从先秦直到唐朝，中国的诗文化经历了《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六朝诗和唐诗等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在这段时间内，诗几乎就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代表，也是华夏民族的主要精神载体。经过历史的洗炼，诗也就成了华夏最重要也是最为丰富的核心文化元素。
从宋到元代，诗的体裁又进一步发展，诗文化继续传承并仍保持繁荣景象。作为里程碑的宋词和元曲，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但是，由于小说、舞台艺术和说唱艺术的兴起和语言的雅俗分化，诗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文艺活动中，都已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从大众精神载体退居为以士大夫和文人为主体的艺术文化。
自明清以来，由于政治背景和语言演化等因素，在其他艺术形式和市井文化的进一步挤压下，诗已逐渐退出了主流文艺的舞台。从民国开始，现代新诗兴起，到文革前，以新诗和新民歌为主的诗文化曾出现过短暂的复兴迹象，但随着现代商业文化的泛滥，诗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尽管现在也有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歌词作者，与诗密不可分的流行音乐也蔚为大观；有数以百万计的业余诗人和诗词爱好者，更有难以数计的流行音乐发烧友，但诗的异化、淡化和退化，诗词作品的短命，以及传统意义上的诗文化逐渐衰退已成定势。如不引起重视，诗，这一在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在短时间内很难再度辉煌。也许这一观点并不为广大热爱诗词朋友所接受，但如果从诗的起源、组成要素、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以及能得以流传或成为经典的条件等方面来看，诗在今天的确失去了许多生存条件。
一、诗的起源与演变
诗起源于歌，而歌起源于劳动，这一点从古到今都没有疑义。《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读爷虎）’后者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也说，象“杭唷杭唷”这种劳动的号子，实际就是最早的诗歌。鲁迅的这一说法实际就是对“邪许”之说的一个注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情感和语言的丰富，原始简单的“劝力之歌”中加入了表达各种意思的词句和声调，就成了后来的诗歌。
《诗经》保存下来的三百余首歌词主要创作于周代，还有不少可以追溯到商代。这个时代曾绵延一千多年，这一时期，歌唱是人们表情达意的主要方式。祭祀、庆典时要唱，贵族们聚会、饮宴时要唱。而最主要的歌唱场合，也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则是劳动。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周天子对音乐歌舞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以至于使其成了对人民“行教化”，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礼乐”是当时“礼制”中的重要内容。为此，周代专门设置了掌管音乐的太师，并派专门的“采诗官”下去搜集民间诗歌。这些民歌还有贵族和官吏创作的歌曲是为“徒歌”，徒歌经太师加工整理配乐后成为可以演唱的“乐歌”。
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就是这些乐歌的歌词的一个选集，它在孔子时代已广泛流传，并据说由孔子编定。它当时被叫做《诗》，后在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正式定名为《诗经》。可以说，从孔子时代开始，尽管以后的诗词歌曲也一直与乐谱和歌诵相关联，但其文字部分作为“诗”这种艺术形式开始独立存在。
可见诗起源于劳动，并跟乐舞一起曾经是我国先秦时代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也是几乎是大众声音的的唯一表达和统治者获取民情的主要途径，因此也进而成了一种统治工具。由于“礼乐之治”是孔子的最高理想，《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诗文化一直被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所重视与推崇。尽管在孔子以后的年代，诗文化已逐步失去了在政治和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并不断被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史等其他与政治相关的文化所稀释和取代，但它仍是教育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这就使得凡是受过文化教育的人，都终身与诗难以割舍。
另一方面，以自然和原始为主的农耕生产方式也是诗文化丰厚的土壤，劳动继续是诗歌创作不竭的源泉。尽管由于文化被士大夫阶层所垄断，使得自汉乐府诗以后，诗歌创作的方式已从采集民歌民谣和贵族官吏的命题创作转变为士大夫和文人的自主创作，以至于原汁原味的民歌保存甚少，但民间歌谣的推动和统治阶级的娱乐需要仍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动力。以后的诗词作者还是要从民间和劳动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至每一种形式和内容的演变，都是一个先民间发端、再由文人规范与提高过程。
二、从诗从组成要素看现代诗歌的语言困境
诗是语言艺术，它有自己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专门词汇。这些不仅需要创作者运用娴熟，也需要受众具备相同的诗词素养。
《左传》记载，吴国公子访问鲁国，鲁国的乐工给他演唱了《周南》、《召南》，他听了说：尽善。又唱了《邶风》《庸风》《卫风》。他说：尽美。当时演唱的就是《诗经》上的诗歌。可见，当是唱歌人是听懂的。可见当时的诗歌不仅用的是人人听懂的词句，而且组合起来也可以理解。而今天，有人唱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歌，如无字幕大概听懂的不多，这种现象就是因为现代诗歌缺乏相应的规范语言所致。
在唐代以前，诗歌用得都基本上是口语，也就是说，写的和说的，雅的和俗的都是一种语言。这样当时的诗歌有广泛的群众性，所以那时的诗既率真，又容易被大多数人，包括平民百姓所接受。诗之所以能在唐代发展到艺术的顶峰，一方面是有过一段社会相对安定、思想相对自由的时期，另一方面也与诗的通俗性相关。所以从《诗经》以降，直到唐诗，包括汉乐府及六朝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东西。
自宋代以来，文白脱节，诗词成了文人的东西，所以这以后的诗词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不过平民百姓虽然不一定能欣赏得了文人们的诗词，但在民歌，戏曲，说唱等艺术形式中仍有接近口语化的诗歌，面这些仍在发挥着为诗词创作提供营养的作用。雅俗分道之后，原来诗文化之所以还能够在中国续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诗的语言要素并没有消亡。由于从《诗经》到唐诗积淀下来的、惯用于诗词的词汇通过教育仍保持足够的活力，它们的精炼性和美感仍是语言和文字中的精华，它们如何运用也为人所熟习。
诗词和音乐的渊源决定了诗词也是韵律艺术，严格地说没有韵律的诗词是不能称其为诗的。诗歌的最大特性是宜于诵读和歌唱，所以它必须能够与音乐合拍。尤其是汉语，由于它特有丰富的声调，所以即使是我们平常说话和写文章，如果词句组合不当也会造成拗口而缺乏美感，更何况用汉语做诗，那就更需要掌握其韵律。在古代汉语和文言文时代，在语言基础理论方面有音韵学，学习诗词有专门的诗韵和词汇方面的训练，做诗时要符合格律和词曲牌。这样创作出来的诗词言简意赅，诗句顿挫合拍，流畅而不失音乐之美感，可诵可唱，读得顺、听得懂，能让人充分领略其意境。
然而，在白话文正式成为国语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原有的诗词语言和词汇逐渐失去活力，既无人能懂，也无人会用。同时大量新的现代词汇激增，而新词汇如何入诗，至今既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和规范，也未形成约定俗成的规律，使得现代诗歌在语言上陷入困境。在文言文统治的时代写诗吟诗应有的基本技术和素养、诗词格律、做诗的基础教育、诗的语言元素、做诗的规则等等，在纯粹的现代诗中都已不复存在。这种现象说得乐观一点是诗的飞跃，说得悲观一点，这种对传统诗文化的断然决裂就可能是中国诗文化的终结。
我们可以看到，从某些现代诗到流行歌的歌词，要么缺乏诗语言的精炼和美感，跟说大白话没有两样，要么就是生造和任意组合词句以示“自我”和“朦胧”。没有诗的语言何能成为诗？没有作者和受众之间在语言上的默契如何流传？这样的诗可能在当时的语境下或可引起一些特定的人的共鸣，但由于其词汇不规范，或缺乏必要的韵律和乐感，很难被广泛传诵，因此也很难想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三、从诗的存在要素看现代诗歌的生存困境
诗源于劳动，民歌是诗的源泉。今天的劳动是大机器的，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变，使得民间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危机，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民歌，没有了田园的意味，民歌互答的景向已渐不多见了。任何艺术都不是空中楼阁，没有民歌，使得写诗、吟诗、读诗失去了群众基础。而没有群众参与，就没有多少人致力于民间诗歌的学习、整理和倡导工作，这又反过来使诗文化的土壤愈加贫瘠，而失去了土壤的文化必将是消失的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诗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是不可否认的。
流行音乐的泛滥，使得歌手、音乐和场景成了主流，其中的歌词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这是因为，商业操作的趋利性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市场性质。为了创作与演出市场易于操作，商家要尽量避开难以驾驭的真正的艺术，而代之以用广告渲染和大量的技术性手段来人为制造市场需求。这样，如何让观众认可或崇拜歌手，如何渲染演出气氛以吸引观众成了流行音乐的主要工作，至于唱的是什么歌词已不重要，因此歌词作者就成了为特定歌手和特定命题服务的工匠，丧失了自主创作的地位。由于在文艺舞台上最具活力、也最需要诗人的流行音乐领域，诗人却缺乏应有的地位，自然界也就无法吸引富有才华的诗人参与。没有诗人参与的流行音乐，其歌词脱离了音乐就基本不再是诗词。这样诗文化也就无法在流行音乐中传承。
如上所述，最早的诗有行教化，正风气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对其非常重视。从孔子的礼乐，到汉代专门设置乐府，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随着文艺形式的多样，诗的这种作用虽然逐渐被谈化，以至于后来被文人所垄断，但它毕竟是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今我们的人文教育尚且被冷落，普通的汉语都学半生不熟，更遑论诗教了。如果不是不少人在家庭启蒙教育中还有读古诗的传统，就以后基础教育中的诗词学习，怕是连最起码的诗词常识都学不到。由于没有新的诗歌理论和规范，诗歌教育甚至被排除在语文教育之外，高考作文禁止写诗就是一个例证。没有普遍的诗词素养，就不会有诗文化的生存。
诗，原本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诗经》的行教化到屈原的抒胸怀，直到李杜、苏辛，无不体现一种诗的社会责任。即使后来文人间的酬唱，也多是咏志抒情，就是其中风花雪月，也是写给别人看的。诗以真善美为灵魂，为的是与人共享一份感动，以期广泛传咏。上个世纪直至1960年代，诗作为斗争与国家建设的声音，也在发挥着它的社会功能，而诗人的使命感更是前所未有。而今的所谓诗人却多重于自我渲泄：或表现一种灵魂的扭曲，或堆砌一些唯美但苍白的词藻，写一些多数人看不懂的梦话。很难想象一种脱离社会，不与人沟通，自我陶醉，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所谓艺术会是真正的艺术，也会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
四、从诗在现代的历程看新诗的命运
不可否认，在百年文化巨变中，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诗人和诗作。在活跃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政治和文化人物中，如毛泽东、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就有不少人有旧体诗的作品传世。这些诗不但具有一个时代代表性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这个不平凡的时代的珍贵历史资料。但是，由于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文言文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诗作也就成了旧体诗的绝唱。尽管直至今日也有不少人在试图套用近体诗的格律做诗，但由于失去了原有的语言环境，不但作品本身无法做得地道，也没不会再有能够欣赏它们的人。因此旧体诗的终结已不可避免。
在外来文化的催生下，新诗出现。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为代表的新诗倡导者和实践者则为新的自由体诗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从而使新诗成为中国诗文化的主流和发展方向。由于新诗扮演了当时民族解放与民族革命的时代强音角色，同时也是这个时代许多新派文人和市民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诗文化，因此这个时代既是新诗兴起的时代，也是其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以前的革命诗人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讴歌人民解放和新的建设中，他们访圣地、下工厂、到田野，参加劳动，倡导和采集新民歌，也为新诗谱写了新的一页。
然而，这一时期新诗之所以能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两个条件：一是当时的生活和革命斗争需要诗。二是这些新诗的作者大多有着很高的国学造诣，他们娴熟的驾驭新旧汉语的能力和深厚的诗学基础。尽管新诗一直带着外来文化的烙印，但他们仍在新诗中都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了传统诗词所固有的技巧，使之与诗所应有的特点相契合，在诵读与谱曲方面基本没有明显的障碍，进而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这不仅在过去新月派诗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抗日救国歌曲和以后的红色革命歌曲中也有迹可寻。
遗憾的是，尽管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曾提倡过新诗格律化，但这些对新诗的开创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诗人试图对新诗进行技术规范尝试却未能取得进展。同时，民国时代的诗人大多有各自推崇的外国文化，欧美日俄不同的诗风造成了众多流派，这反而使新诗无法积累起被普遍认可的汉语元素。而文艺理论家们对新诗的研究则多为美学和诗人个人风格，具体作品艺术性分析等，也未在新诗与现代汉语及现代音乐的关系方面有过权威和系统的研究。再以后，文学艺术的泛政治化和文化传承上出现的断裂，使得新诗在理论方面至今未能发展成熟。
因此，无论新诗的作者多么富有激情和才华，作品多么富有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它们的思想和意境多么高超，但在诗的语言上粗糙、没有统一的核心元素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不良却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今天如果拿古诗的经典来与新诗的优秀作品做比较，就会发现，它难比《诗经》的朴实，楚辞的浪漫，唐诗的雄厚，宋词的精妙，元曲的淳厚。更难比所有这些经典的精炼。它们无法用简炼的评语来概括其时代特征，而没有时代特征的一种文化谁能保证它会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经得起冲刷而永远被后人记得？虽然它们的艺术成就不容抹杀，但能有多少堪入经典？
就这样，在旧体诗走向终结的情况下，新诗在磕磕绊绊中走过半个多世纪、又经过文革的窒息之后，又以半生不熟的状态面对今天的环境巨变、商业社会的冲击和其他文艺形式的挤压。虽然现在也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诗作，但从整体上看，与其他文化相比，诗文化已越来越失去了生机。谈诗，写诗，以诗为交际媒介、以诗来歌颂和讽喻，以诗来激发情绪，以诗来陶冶性情等这些中国人曾数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已逐渐淡薄。诗——确实已成了正在消失的文化。
五、路在何方
从今天的情况看，再过若干年，中国人也许很少有人做诗和读诗了。再再过若干年，也许诗会复兴，但那时的人看今天，会认为那是一个无诗的历史！如果真会如此，那么这就是生在今天，也曾受过中华诗文化养育过的我们这几代人的悲哀。
我不是全盘否定现代诗，我是怀疑它的生命力。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仅需要激情，需要思想性，而且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欣赏它的人。现代诗主要缺的是基于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的规律性研究。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语言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诗歌如何在这种变革中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语言元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如果说今天的汉语尚在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冲击下需要捍卫的话，那么汉语诗的语言就更需要培植、规范、积累和成熟。如果长期不能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架构来支撑这个体系，那么它的停滞到甚至遭淘汰就不是没有可能。
从上述可见，笔者也并没有贬低现代诗和诗人的意思。我衷心希望有人来认真研究一下诗在现代现代汉语的环境的生存与发展之路。也希望诗再次成为正风气、行教化以及励志和表情达意的利器，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一切都不能粗放经营，连诗也一样。人需要诗，就应该下一些功夫，给它创造一些能发扬光大的条件。
没有诗的灵魂是枯燥的，没有诗的社会是乏味的，没有诗的民族更会是萎靡不振的，复兴诗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因此我们呼唤天才诗人，呼唤有责任心的理论家，希望他们共同携手来重振诗风。同时也呼唤普通人也来爱诗、读诗，也用我们心灵和才智来创作自己的诗，多用诗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声音。这样既能让我们自身受到诗的陶冶，也能让诗的土壤丰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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