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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讨论的我见

先锋诗以来,中国诗歌越来越走向一些不好的倾向。或者说诗歌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最大的特点是脱离中国、脱离中国传统劲太大。大概有几个表现:

一个以先锋为名,搞的一些东西太盛了,否定中国的诗歌:这其中,一方面实则是西方的现代、后现代主义向中国的照搬。二方面是反悖背指导思想照搬到中国,对中国一切的反悖背。理由是中国是农耕时代的东西,是落后了的;只有西方的东西才是先进的。

二是以创新为名,搞的一些东西否定中国原来诗歌的一切太盛了,代替中国原来的诗歌。这实则好多东西是泛诗、非诗、垃圾诗、害诗。把中国千百年以来诗歌叫好的东西否定了,而又把几千年以来反对的东西统统加以肯定。

三是打出来许多理由:

第一是,以倡导人性为由,一头钻进西方的偏人性论中。

第二是,给中国人启蒙为由,一头钻进西方单一极度的自我为中心、自由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人生取向。否定道德,否定诗歌的社会性。

第三是,诗歌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没有人能说清,否定诗歌有肯定性的一面也有不肯性的一面,以诗歌的不肯定性否定诗歌的肯定性。大搞诗吧,怎么诗都行。

第四是,以创新为名,媒体为先锋者行霸,非先锋诗者没了媒体诗。严惩的影响了中国人对自己喜闻乐见诗歌的需要等。

为了改变上述诗歌的不正常状况,我这两年来希望能在澄清这些问题做点事情。为此,我已经写出了一些较长一点的文章,主要有:

《人性与诗歌》、《现代后现代主义诗歌能斩首吗》、《中国人能牵着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鼻子走吗》、《诗歌的主流问题》、《好诗、好诗人问题》、《诗歌风格类型之间的排斥与对抗》《诗歌语言总在走向诗歌化,能抗拒与改变吗》、《汪国真的兴与衰是谁的悲哀》、《新古融合诗》、《你认识感觉诗歌派吗》、《对群众的理性认识,诗歌群众化》、《垃圾诗派小剖析》等。当然,我是以人民大众利益观谈的。

我以为目前谈什么是诗歌,是一个极其复杂混乱的一大的问题,是诗歌,也是文学、也是社会。单谈诗歌谈不清,也根本没有人服。

我谈上述问题,是用诗歌学、社会学,中国的现实、诗歌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谈的。不知什么原因到目前为止,反对的人不少,却没有人坚决的写出像样的文章反和能基本的反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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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什么是诗歌,的确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恐怕永远也没有结论,白费力气。

倒不如转过头来,讨论诗歌的好坏,赞同提倡哪一种诗风,批评反对哪一种诗风,这样就不会花无谓的力气了。

实际上大家已经是在作这样的讨论了。转一个论题,把矛头对准,会写得更鲜明、更犀利,也更有说服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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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你在【汉语新诗格律概论】导论中开章明义说得很好:「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我本来对你提出这样的诗观很是敬佩﹝虽然我更倾向于赞同朱光潜教授关于「诗是一种音乐」的论述﹞,因为毕竟这是从当前流行的「诗歌甚么都不是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怎么你现在又退却了?

如果现在有一堆桔子、柑子、李子与苹果混在一起,如果我们分不清甚么是苹果,甚么是桔子,桃子,李子,要我们挑选出好的苹果,恐怕张三会挑出三只李子,李四挑出三只桔子,陈二挑出一只桃子,如何?不行吧?挑选苹果还好,如果你交给农夫去种植一百棵苹果树,他却种出了一百棵桔子树,情况岂不更糟?

所以我以为,评选者分不清苹果桔子李子还不大要紧,要紧的是农夫要知道自己生产(种植)的产品是甚么。

诗人不弄清楚诗是甚么而写诗,犹如农夫不知何物是苹果而去种苹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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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论述忌讳比喻,因为比喻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点。梨桃之论是不能照搬到诗学里面的。

典型的诗歌是有的,典型的非诗也是有的,但诗与非诗之间存在中间地带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对于这些中间地带,讨论它们是不是诗,无非是一种名相之争,是无关宏旨的。何不放弃对中间地带的名相之争,转而予以质的评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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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論詩不能不談及典型的詩,更不能廻避典型而談非典型,那會不會、有沒有無意間變成誤導的危險呢?比喻是任何論文不可缺少的手法,也是哲學中常用的方法。

難道中國的新詩都變成「中間地帶」了嗎?不会的。典型的詩歌永遠存在。

我想,詩人或詩論家,都不應只談「中間地帶」而忘記,或廻避它的本源,或忘記,或廻避它的「典型」。

現在是不是有「中間地帶」代替了「典型」,「中間地帶」成了「典型」的情况发生?希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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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什么是典型的诗歌,我和游子先生并无大的分歧;我对新诗音乐性的研究与游子先生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我们的不同之处,可能是该如何看待“典型诗歌”和“非典型诗歌”的关系吧!   这里不妨还是从比喻谈起。   的确论说文〔包括哲学〕也用比喻,可对比喻的使用是有很大限制的。   首先,比喻不能作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本体与喻体之间只是“象”,只是得其“仿佛”,而不是“等于”。佛学因明学最常用比喻作为推论的大前提,所以受到哲学界的诟病。   恰当的比喻的确能帮助读者理解太抽象概念。其前提是喻体与本体必须有可比性,可比性越强,越能加强理解;可比性太弱,就特别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导致概念的偷换和推理的谬误。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论说文忌讳比喻〔“忌讳”也许用词不当,应当说“对比喻的应用是有前提的”为好〕      要理解典型诗歌与非典型诗歌之间的关系,更好的比喻莫过于戏剧了,它们原本是姐妹文艺形式,可比性应当更强。

  什么是典型的戏剧呢?梅兰芳、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三大戏剧流派的所给的定义,应当最具典型性和权威性了。可时代在不断变,戏剧体系也在随之而变。随着新传媒手段的出现,传统的典型的戏剧在悄悄没落了。自电影诞生后,尤其是电视剧的普及,典型的戏剧受到严峻的挑战。我国当代的经典国剧〔哪怕是梅派戏剧〕,已经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外国的歌剧和芭蕾舞剧也有类似的境遇。   显然,电视剧决不符合三大典型戏剧流派的定义。它虽然广为流行,可良莠不齐,大都品味并不太高,优秀作品不多,粗制滥造者比比皆是。这种局面也同样使戏剧理论家们忧心忡忡。   可是,戏剧理论家们似乎并没有在电视剧是不是“典型戏剧”的问题上作文章,更没有想开除电视剧的“剧籍”,而是在作两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有作用的事情:   一是在探讨如何加强电视剧的品味,在努力提高电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中也包括探讨电视剧如何从典型戏剧里吸取营养的探讨。   二是组织力量挽救国剧。诸多举措中,培养优秀的国剧演员,推出大家喜闻乐见的国剧作品来,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所珍爱的诗歌也面临着戏剧类似的命运:典型的诗歌在衰微,而当今的诗坛的流行诗派多为非典型诗歌的中间地带。它们与电视剧有类似的境遇,以至于造成钟情典型艺术者的不满和担忧,或敬而远之,或批判之,或否定之,不一而足。   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也许更应当多多借鉴戏剧界的作法:     一是实事求是地评论当代诗歌流派的现状,肯定它们的优点和可取之处,有理有据地批评它们的不足和谬误,促使它们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味”。光是想开除它们的“诗籍”是于事无补的。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不要纠缠于“名相”而重“质”的分析的注脚。   二是努力挽救“典型的诗歌”。努力扩大和培养作者队伍,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创作拿出“典型诗歌”的重头作品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最有说服力的一步。   我也高兴地看到,我们论坛上的朋友们正在作这样的努力。我也相信朋友们今后一定会创造出当之无愧的优秀的“典型诗歌”来。到那时候,“什么是诗歌”的讨论可能就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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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逐明君:你說的對,我們的基本立場相同,大方向上一致。致於某些論述有點不同意見和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正所謂「君子和而不同」,我倒樂見如此。過幾天我希望在「律」的形成與作用方面與你再交換意見。

你提的傳统戲劇與電視劇的例子,或許有相似之處,相畢竟到詩以外去了。我以為不妨考慮一下現代詩、樂、舞一體的藝術形式的發展與現代文人詩、文本詩之問的關係;現代流行歌曲﹝余光中說那是當前「最大眾化的詩歌」﹞與宋詞、元曲的關係等等。

這兩天我較忙,暫復如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2 6:18:1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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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一定要有形成詩的特有形體與要素

——此言触及了根本问题:这形体与要素其实就是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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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语言意蕴的大容量,应该是诗歌语言不可改变共性的追求。

——这只是一个特点,不能涵盖全部的。

同是五律,《登鹳鹊楼》可以说是特大容量,而只是抒发“一己之情”的题材,写得好同样可以脍炙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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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富于诗意的散文是好散文,但是怎么也不是诗;

而富于散文格调的诗,是不是诗不敢断言,但是怎么也不能说是好诗。

赋算是富于散文特点的文体了,也还具有某些诗的特点,但是仍然成为了一种单独的文体而存在——这,也许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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