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性复兴
- -----在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
关于格律体新诗的主题发言
万龙生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诗友：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就格律体新诗这个主题，作一次发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抛砖引玉，着重谈格律体新诗在新时期的复兴。
小进入正题之前，先简单谈一下命名的问题。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还在新诗的初创时期，格律就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建立新诗的格律，是几代中国诗人和理论家的梦想，也是他们矢志不渝地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是继传统诗词之后，一种崭新的诗体从无到有，不断成长、发展的过程。但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何其芳才将其命名为“现代格律诗”，随后一些研究者又曾分别将其称之为“新格律诗”，“白话新体诗”等等，她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去年，在“东方诗风论坛”诗友的合肥聚会中，大家提议将其称之为“格律体新诗”，后来又编印了一本《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他们觉得，这个名称最能体现其文体特征与归属，比较合理。在中国新诗研究所已经完成的课题《新诗诗体研究》中，采用了这个名称。我以为，一种诗体，有一个科学的名称，意义重大。便于称说，便于识别，便于发展。格律体新诗，有别于正在复兴的当代诗词，有别于自由体新诗，其独特性就非常显著了，其在诗歌家族中也就名正言顺，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立身之基。希望这一名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格律体新诗在艰难条件下不绝如缕地曲折前进的历史堪称悲壮。事实证明，她有着无着强大的生命力，简直令人叹为奇迹。推究起来，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新诗的产生，在诗体上只有对于传统的彻底决裂，破坏而没有建设，违背了诗歌体裁演进的客观规律，早期便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诟病，这种认识转化为一些诗人、理论家试图救弊补天的自觉而持续的努力；中国诗歌长久的格律传统的惯性力量不能不对新诗造成影响，推动了新诗格律的探索；
民族阅读习惯、欣赏心理成为对新诗格律形成的强大外在要求；外国诗歌格律形式的影响与启迪，对于格律体新诗的成型有所帮助；自由诗长期一统天下的畸形局面，建设何其芳所言的偏枯状态，必然带来抵制与反抗；目前，新诗的总体不良状况，使新诗格律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促进了格律体新诗进一步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因。
——关于目前新诗状况，我曾在一次讲座中作过如下描绘：
多元无序，诸侯割据；
没有准则，批评失语；
内外交困，众叛亲离；
自怜自恋，自怨自艾；
茫然四顾，英雄末路；
临渊履冰，面临危机；
能否存活，屡遭质疑。
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初试锋芒。1926年5月15日，闻一多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建立新诗格律的主张得到广泛响应，开启了格律体新诗的第一阶段，并导致了新诗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格律诗流派——新月诗派的产生。其标志性成就是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和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因为后来新月派被打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一直受到批判，所以其在新诗史上应有的地位得不到承认，使其在建立新诗格律方面的宝贵遗产长期被湮没，未能得到继承发展。
二、五、六十年代的卷土重来：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次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格律体新诗历史上的第二篇纲领性文献——何其芳的《关于现代格律诗》。格律体新诗的第二个阶段也由此开始。这一巨献使他成为格律体新诗第二阶段的旗手。其影响是产生了半格律的代表性诗风，创作成就若以格律的纯熟程度而论，当以闻捷的诗集《花环》为最高。惜乎何其芳的理论触犯了与1958年大跃进伴生的“新民歌”，而使他提倡的“现代格律诗”遭受“池鱼”之灾，被打如禁宫，因而终止了发展的良好契机。
三、新时期的重振旗鼓，渐入佳境，正处在历史性的复兴过程之中。这正是今天所要讲到的主要内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没有诗歌”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新时期的开始，带来了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被冷落的格律体新诗也迎来了她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她复苏的开始，是一段酝酿与预热的时期。
根据现有资料，最早旧话重提的是对于格律体新诗始终不能忘情的卞之琳先生。1978年12月，他在自己的诗选，以格律体新诗为主的《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的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在1979年3月写的《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的长文中，他把格律体新诗的创建作为一多先生“没有完成的开端”，认为“多谈谈这些开端也就是纪念他青春长在”；并且他又借此机会详谈了他对于格律体新诗的看法，还委婉地批评了当时诗歌创作“只要求自由”的倾向。（《纪念闻一多文集》，三联书店，1980）此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他还应《文学评论》之约，写过《答读者》（该刊1980第一期），其中谈到，“去年年底《诗刊》《光明日报》，还有东北的什么学术刊物（据知系《社会科学战线》——万按）上，也有过讨论”，使他“对读者的这种热切要求感到意外”。由此可见，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一些诗歌界、理论界和一些读者也是不能忘情的。
无独有偶，也是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何其芳的遗作《何其芳诗稿》，与《雕虫纪历》一道，成为格律体新诗第三个发展时期报春的两只燕子。
对格律体新诗的关切，也侧面反映在第一个格律诗派——新月诗派命运的转折。本来，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甚至反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等等帽子戴得稳稳当当的，铁板钉钉，殊不知坚冰终于打破：1981年和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徐志摩诗集》和《徐志摩选集》，都是由卞之琳作序，对这位饱受诟病的诗人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徐氏一向被视为新月诗派的领袖，所以这实际上是为新月诗派“平反”的先声。而新月诗派名誉的恢复，又意味着格律体新诗命运的改变。
钱光培、向远看来心明如镜，但是在1982年还只敢用“《晨报副刊.诗刊》之群”作为新月诗派的代称（《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吴奔星先生则在1980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重评“新月派”的论文了。稍后的1981年，也许因为是“拿来”，顾虑小些吧，上海书店重印发行了那本有如“出土文物”的《新月诗选》，这是“新月”整体重现诗空的开始。1989年，在陈梦家的《新月诗选》问世38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蓝棣之编选的《新月派诗选》，还是那18位诗人，入选诗篇却达200余首；蓝棣之的长序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对新月诗派的地位与价值给予了正确的评价。同年，吴欢章主编的《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按照时间先后，新月诗派排列第四，只是把卞之琳划入了现代派，因而所收诗人减少了一位。此外，新月派重要诗人朱湘、陈梦家、饶孟侃、林徽因、于赓虞的诗集要纷纷重新出版。同时，对新月诗派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绩，发表了许多论文，对其功过做出了与昔日完全不同的论述。这对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无疑有所鼓舞,增添了动力。
与发生上述变化同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直至80年代中期，中国诗坛汹涌着“朦胧诗”和“归来者”两股潮流，在形式上都是自由诗占居绝对优势，格律体新诗远离主流。其后，“诗态”的演变就更加匪夷所思，新诗朝散文化、无韵化的方向一路狂奔，使自己远离时代，背离读者，格律体新诗就更是被挤到了边缘的边缘。但是，兴许是因为中国有着太长久太深厚的格律诗传统，历代诗人们用各种格律样式写出了世代流传的无数优秀诗作，对格律的需要成为民族的诗歌美学基因，也因为自由诗始终不能如“胡琴”转变为本土的民族“乐器”那样，在中国牢牢扎根，所以尽管外部条件很差，建立新诗格律的理想却怎么也不会泯灭，理论的研究与诗体的试验并没有停止，仍然在艰难而顽强地前行，一直坚持到今天，终于在新旧世纪之交，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回顾格律体新诗20多年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如下的事实：
（一）理论研究的突破
这首先体现在研究力量的壮大。论文的发表，文集和专著的出版数量都超过了前两个阶段。不妨列举几种著作：
卞之琳：《人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
许可：《现代格律诗鼓吹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
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
万龙生：〈〈诗路之思〉〉（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雅园出版公司，2000）；
周仲器、周渡：〈〈中国新格律诗研究〉〉（雅园出版公司，2005）；
孙逐明：《汉语新诗格律概论》（《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中华文化出版社，2005）......
那么，在理论研究上究竟取得了什么突出的成果呢？
首先，在文体命名上，过去有“现代格律诗”、“白话新体诗”、“新格律诗”等多种提法，去年首先由“东方诗风”诗歌论坛提出了“格律体新诗”的概念，得到了许多同道的认可，以吕进为首的〈〈新诗诗体研究〉〉课题组已经采用，该书将于明年出版。如果此名得以通用，将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便利。
其他的重要成果有：“无限可操作性”的提出与论证，对于破除格律体新诗是硬切的“豆腐干”的误解与成见，以及克服一部分格律诗作者自身的错误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由邹绛开始，尔后由万龙生、程文、孙逐明等逐步完善的分类研究，是在已有的品类丰富的作品基础上，勾勒了格律体新诗的总体框架，即把格律体新诗按照各自的节奏规律，划分为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再加上目前已经比较通行的固定诗体：四行诗，八行诗和十四行诗，这样，就组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这些诗体运用起来，的确变化无穷，真正能做到闻一多当年所设想的“相体裁衣”，体现了“无限可操作性”。对此，《新诗格律研究》（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课题，已经结题，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设专章作了详尽的论述。（5）有研究者还进一步把整齐式、参差式就其形式特征分别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词对应起来，把四行诗、八行诗、十四行诗就其容量分别与古代近体诗中的绝句、五律、七律对应起来，使格律体新诗在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找到了契合点，找到了源头。
唐是（+水旁）和江锡铨两位诗评家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自由“于”“格律”的矛盾运动，其此消彼长的状态，得出建立格律体新诗的合理性于必要性结论。（分别见于前者的《新诗的自由化于格律化运动》，《心意度集》，三联书店，1989；后者的《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随想》，《中外诗歌研究》1998年第3期）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其深入与细化的程度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比如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学林出版社，2001）第三部分《形式论》中，对格律体新诗作了纵向的宏观的“史”的研究；陈本益采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参照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来考察格律体新诗的节奏，写出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许霆、鲁德俊对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移植、“驯化”历史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几代中国诗人十四行诗的创作成就，雄辩地纠正了这种外来诗体“不适合中国”的谬见；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关系，对译诗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的剖析，是这一时期触及的崭新课题；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所作的的分类研究，细致到穷尽了各种字数的诗行包含的顿数的所有可能性；他们还提出了同一首整齐式作品中，每个诗行必须顿数与字数都相等的“完全限步”说；在诗人论领域，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何其芳、卞之琳的研究比较盛行，其中不少涉及他们的格律体新诗的理论与创作，远彼过去深入；对其他重要格律诗人如邹绛、屠岸、黄淮、丁芒、万龙生的评论也时有出现。凡此种种，充分证明了格律体新诗的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可喜进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一大亮点。同卞之琳一样，不少研究者如邹绛、丁芒、黄淮、万龙生、程文，同时也是诗人，把理论用于创作，而创作又启发了理论思考。而有待印理论专著《新诗格律问题》的丁鲁，则是诗歌翻译家，为译诗而进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对两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关于把“的”“地”后靠，以消解四字顿的办法，就是胡乔木与卞之琳在创作基础上互相探讨，琢磨出来的。
理论家同时充任选家，也是一大优点，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大有裨益。有好几个成功的范例不容忽视：许霆、鲁德俊在撰著《十四行体在中国》的同时，就编选了《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与之互相印证。屠岸的序言和编者的后记学术性很强，对阅读具有指导意义。此前，钱光培也编选了一本《中国十四行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每首作品都附有简短评析。前有长序，后有附录（中国十四行诗人谈十四行诗），也是选、论结合的优秀选本。
格律体新诗的宏观性选本迄今已达4种。
1985年，一东一西，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填补空白的格律体新诗选本：邹绛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重庆出版社）和周仲器、钱仓水编选的《中国新格律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邹绛的长篇代序《浅谈现代格律诗及其发展》是本阶段的重要学术论文，首次把格律体新诗分为五类，并且照此编排，具有开创意义。后者的骆寒超序同样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言简意赅地回顾了格律体新诗的历史，阐述了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其格律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指出就是句法、章法和韵法三大块，而以前二者为要。这两个选本当时都颇受读者青睐，在发行上取得了佳绩。
程文、程雪峰为了配合其专著，配套编选了《中国新格律诗大观》（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并根据他们的研究心得，进行比之邹绛更为详细的分类方式编排入选作品。不但对每一类别均有分析介绍，对有的入选诗作也进行了格律个案简析。
周仲器、丁元、黄淮、思宇也于2005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新格律诗选萃》，由吉林大学出版。此书入选作品系以诗人生年先后为序，书前冠以周仲器长序《新格律诗探索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可以看出格律体新诗肇始至今的发展脉络。这同样不仅仅是一种欣赏性读本，也是与研究密切结合的产物。
以上四个大型选本，比较充分、准确地展示了近百年来格律体新诗的创作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创作实绩向世人宣告了格律体新诗存在的基础，并且预示了她的美好发展前景。在进入对本阶段创作的论述之前，需要指出，这四个选本，无一例外，都包含了本阶段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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