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致”论一直是联律界争论的焦点。对仗的工对和宽对、正格和变格的与“两个一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
现分别讨论。
一、“两个一致”与“工宽”的关系
有些朋友有一误会，以为工对与两个一致有必然联系，尤其是“词性一致”是工对成立的大前提。
我的好朋友周先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写信批评我的《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说：“恕我直言，您的这篇论文有失偏颇。您说得一些例子，都是宽对，并不是工对。工对一定是‘词性一致’和‘结构对应’的。所以说，论文的标题要改一改。譬如《宽对的发展空间》。”
周先生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其根源来自于王力先生。《诗词格律概要?第四节 对仗》里说：“对偶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实际上，名词对可以细分为若干类，同类名词相对被认为是工整的对偶，简称 ‘工对’。”
“同类名词相对被认为是工整的对偶，简称 ‘工对’”一语就是“工对必须词性一致”的源头。
王力先生这段话是有问题的。所谓“实际上，名词对可以细分为若干类”就是指的古人“同门类相对”的“字类”，而“字类”并非是“名词”〔词类〕的细分；字类和词类的分类目的、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与语法学里的词类有很大的区别。具体可以参看王力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和拙文《再论
“字类”与“词类”的区别——对仗理论研究之二》 以及《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
实际上，虽然“两个一致”可以或者说容易产生“工对”，可两者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两个一致”并非工对的必要条件，完全可有可无；而“字类一致”才是工对的充必条件。
词性一致句型也一致的宽对多的是，当它们的字类不同门的时候，例如：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杜甫《月夜》〕
它们的句型相同，词性一致，但是缺乏相对应的字类，仍然不工。
相反，句型不同或是词性不同或是两者都一致，却完全可以构成工对，只要能作到“字类相同”即可。试举例说明：
１、句型不同的工对：
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
两个〔定语〕黄鹂〔谓语〕鸣〔谓语〕翠柳〔补语，省略了介词“于”〕，
一行〔定语〕白鹭〔谓语〕上〔谓语〕青天〔宾语〕。
虽然句法结构不同，却是典型的工对；除了“柳”和“天”字类不同为邻对之外，其余均为同门类的字：“两个”和“一行”表数量，“黄、白、翠、青”表颜色，“鸣”和“上”表动作。工整程度十分高。
②风骚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出句是一个完整的单句，其成分关系为“风〔主〕骚〔谓〕北院〔定〕花〔宾〕千片〔倒装定语〕”，意思是“风骚动了北院的千片花”。对句是个复句，成分有缺省。前四字是一个单句“月〔主〕上〔谓〕东楼〔宾〕”，后面的“酒一樽”前面省略了主语和谓语。全句的大意是“月亮升上了东楼，〔我品尝着〕一杯酒。”
此联成分结构不同，除“花、酒”门类不同为邻对之外，其余字字工对：“风、月”为天文，“骚、上”表动作，“北、东”表方位，“院、楼”为宫室，“千片、一樽”为数量。工整程度也十分高。
２、词性不同的工对。如：
①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杜甫《登岳阳楼》〕
“亲朋”为名词“老病”为形容词，然而都属于“同〔近〕义字连用”；“孤”为形容词，“一”为数词，然而都属于“数目字”。故仍为工对。
②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
“天地”为名词，“有无”为动词，但都为“反义字连用”，故仍为工对。
３、句型和词性都不同的工对
①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名联的第一句：
下笔千〔数词〕言〔名词〕〔千言为定中结构〕
出门一〔副词〕笑〔动词〕〔一笑为状中结构〕
千言与一笑词性和结构都不同。然而“千”和“一”俱为“数目字”，“言”和“笑”为“人事门”〔注解〕，故为典型的工对。
有人以词性不同为由，否认它们字类相同。姑且假定此说成立，仍然不影响其工对的性质。对仗有借对之法，副词“一”借数词之“一”与“千”相对，名词“言”借动词“言笑”之“言”与“笑”相对。〔要知道类似的情况，必然可以用“借对”解释的，毫无例外。绕一个大圈，仍然回到了同样的结论，有必要吗？〕
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里面的“无”为动词，“边”为名词，“不”为副词，“尽”为动词，“无边”为动宾结构，“不尽”为状中结构。尽管这样，“无”和“不”都表否定，“边”和“尽”都有边界的含义，它们两两意义相对，故仍为工对。
由此可见，工对与否，与词性和语法结构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完全取决于字类是否相同。“工对一定是‘词性一致’和‘结构对应’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
一、两个一致与正变的关系
对仗句有正格变格之说。何为正格？何为变格？它们有无高下之分？
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里说道：：“语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即同句型的句子）相为对仗，这是正格。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诗词的对仗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只要求字面相对，而不要求句型相同。”
以此类推，“词性一致”的对仗应当是正格，而“字面相对，词性不一致”的是变格。
所谓“字面相对”即“字类一致”。也就是说：
“结构一致”的对仗为正格，“结构不一致，仅仅是字类一致”的是变格；
“词性一致”的对仗为正格，“词性不一致，仅仅是字类一致”的是变格。
如果这种正变之别，仅仅是统计学上的评价，以多数派为正，少数派为变，当然无话可说。若把正格看成是对仗最正确的的正轨为优，把变格看成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变异为劣，也是一种误解。
因为修辞是管语言说得好不好的问题，而对仗的修辞好坏，在形式上完全取决与工宽。既然“两个一致”与“工宽”无必然联系，也就等价于“正格、变格”与“工宽”无必然联系；这就意味着“正格”“变格”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分布的多寡之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变格的工对才是对仗中最难得且最富于表现力的形式。
我们知道，语法学总是要求语法正常，各种成分搭配得当。修辞格却往往反过来利用“不正常”的语法和成分“搭配不当”来加强表现能力。夸张、移情、通感就是其中的代表。例如“白发三千丈”，就有“主谓搭配不当”之嫌，然而正是这种“主谓搭配不当”才达到了夸张的修辞效果。
唐钺在《修辞格》里强调：“凡语文中因为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的语气而用变格的语法，这种地方叫做修辞格〔又称语格〕。”以变格与否来定义辞格是否妥当是另外的话题，这段话也足以说明变格修辞手法的重要性。
变格的工对不也是这种所谓“不正常”的而效果鲜明的修辞手段么？
作为现代人，适当运用现代语法常识来把握对仗修辞，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超越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我们理应重视“正格”对仗句的研究和写作，更应加深“变格”对仗句的研究和使用。若一味把句法结构一致和词性一致当成了对联的主要法度，促使对联的创作变得循规蹈矩，缺乏生气；不敢使用变格手法，创作不出“诗家语”，就会离诗学越来越远了。
〔注解〕见王力《汉语诗律学》１５８页和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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