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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创作片论

   《重庆文化》改版,加重了对于各种艺术作品的评论。本期集中选载了重庆8位歌词名家的作品,堪称集粹,要我来评说一番。我一向对诗与歌词都很关注,很乐意借此机会,结合这些作品来谈谈对歌词发展的意见。我的任务应该不是“评功摆好”,而是更愿意秉笔直书,更多地谈一些自己意识到的存在的问题。这样也许对于重庆歌词今后的发展更有好处。fficeffice" />

                           

中国诗歌古代的发展规律是每一种诗歌都产生于民间,与音乐交融在一起,流传于世。然后,文人介入,作为文学的诗得到完和提高,等翅膀长硬了又离音乐而独立如此周而复始,诗体越来越丰富。也有许多最初可唱的歌词,因为曲谱的失传而成为“徒诗”,即仅仅能读的诗。反正诗与歌词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一身而二任”者很多。

但是“五四”以后的新诗就不同了。它并未与哪种歌曲具有“血缘关系”,一般认为其渊源是西方自由诗,一开始就与音乐拉开了距离。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不能没有歌曲,于是与诗大异其趣的歌词就应运而生。

                          

有一个说法,似乎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可,即重庆是中国新诗的重镇。那么歌词呢?可能还不曾拥有这样的地位。陆正兰新近出版的新著《歌词学》提出了歌词的崭新的两分法,即将歌词及其所“投身”的歌曲,就分为“成功流传”和“未成功流传”两类,实际是“实践检验法”,以成败论“英雄”,摆脱了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确实使用起来很便当。若是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重庆的歌词经谱曲后“成功流行”恐怕不算多。

当然,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来支撑这个观点,而且,流行还有个时间长短与范围大小的问题。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如同《小白杨》这样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久唱不衰的作品实在不多。

                          

那么,具体到这次精选的8家作品,究竟如何呢?我就不揣冒昧,避谈“流行”,以词论词,姑妄言之吧。

吕进先生在评论重庆新诗时指出,诗歌从来就有两个基本关怀:生命关怀和生存关怀。而重庆诗人注意到二者的结合。他们寻求着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和谐我们同样可以以此考察歌词创作。重庆的词家很在意生存意识,即社会意识。他们往往是“应命”而作,即刻意配合什么中心,反映什么主题。如这批作品中写三峡的就最多。这在过去是留下了深刻教训的:一旦那中心任务过去,与其相关的歌曲(当然包含歌词)也就寿终正寝;如果是配合中心运动,而那运动本身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那么,为其推波逐浪的歌曲(含歌词)哪怕当时再红极一事,也只能遭到淘汰的命运。当然,如果这种使命意识与国家、民族的大方向完全一致,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这样的配合也恰好符合作者的心愿,触动了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就能够产生较好甚至优秀的作品。以这样的观点来考察,我不能不遗憾地说,这样的作品在重庆并不算多。8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成功流传”的歌曲,也少见重庆词家的创造。能够比美产生在重庆的端木蕻良的《嘉陵江上》这样的经典尤其少见。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概念的演绎与图解。这种作品走的是主题先行的老路。不论其苦心寻找的形象是多么生动,各段的对称是多么规则,都无法真正激发作曲家的灵感,进而创作好的曲子,更难以使歌者和听众感动。也许作者的本意是高歌主旋律,但是由于缺乏真切的体验,生活的滋润,情绪不可能饱满,往往流于枯燥、空泛。甚至于还有“宣讲”什么之嫌,此为词家之大忌也。

                           

表现生命意识、人生体验是重庆词人的一个创作亮点。这样的作品往往是“我要写”,而不是“要我写”。二者的效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词不同于诗,但是也得有诗意的闪光。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往往富于文采,深厚蕴藉,与诗靠得比较近,脱离曲子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较大。这一点最为突出的词人要数培贵了吧。如果说《青春行》是青春的赞歌,《去远方》是对理想的追求,《好多年》和《我的梦很长很长》就更加个人化,是词家对流逝的岁月的吟唱,也是一种人们普遍的情绪,因而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共鸣。他如梁上泉《小白杨》所写边防军人对于故乡的怀念,昌达《总爱回头》写往昔、家乡的依恋,王光池《牵手看夕阳》写老年夫妻一往情深的情怀,赵晓瑜《尘缘》写恋人分手后的复杂心绪,莫不如此。

                             

与这样的作品同样具有较高价值的,是一些吸取了民歌养分,生活气息浓厚的作品,以及植根历史传统,又可以观照现实的作品。这样的例子,前者可以举出《黄杨扁担闪悠悠》(梁上泉)、《大河涨水浪沙洲》(陆棨)、《拉纤人的歌》(昌达)、《三峡魂》(王光池)等,后者可以举出《凌汤圆》(昌达)、《神女赋》(春秋)、《琵琶行》(赵晓瑜)等。

                           

当然,生命意识其实是与生存意识很难截然分开的,在具体作品中,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最好的是二者能够有机地结合,那往往就能够成为歌词的精品,经典,传世之作。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重庆的《小白杨》也应该算是成功的典范。记得有一次,我和上泉先生一起在万盛吃饭,席间来了一位歌手,主人叫点歌,我们当然点唱《小白杨》。当歌手知道词作者就在座中,他连称“荣幸”,立即免费高歌。这样的奇遇,这种来自民间的“奖赏”,对于词家真是太难得了。在部队,上泉先生也是因为这首歌词而享有殊荣,不久前,他还应邀前往新疆边防部队做客哩!   

                           

诗贵新,词亦贵新。这“新”,是词人对生活的新发现,或者表现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或者处理题材的新手法。在这40余首作品中,富有新意的作品也有一些。梁上泉的《峨眉酒家》就写了四川人到边疆安家创业,王光池的《一根棒棒求生活》就写了重庆特有的“棒棒军”,王致铨的《围棋》是通过棋理来表现人生的哲理。

                          

词贵精短单纯。尤其是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出现了多段体逐渐向独段体发展的趋势。如果以宋词作比,似乎出现了“长调”向“小令”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一些成功流行的歌曲,其歌词往往就那么几句,反复咏唱,可以使听众如痴似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世界上传唱最广的歌曲歌曲之一,《祝你生日快乐》,就只有一句歌词。重庆的词家们大多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趋势,仍然喜欢像诗人那样做“抒情状”,作品内容过实过满,生怕其中的东西少了,而不注重提炼之功。当然,精短之作也有一点,但是确实太少了。

歌词中画龙点睛的警句是很重要的,重庆词家对此也缺乏必要的重视。其表现就是作品中过目难忘的精彩句子难觅。

我的想法是,重庆词家还需要在作品的减肥瘦身,精练出彩上下功夫。

近读千夫长的长篇现实小说《长调》,群众一首“长调”也就4行,不妨录之于下,以供吟赏:

    失去母亲的驼羔

    被饿得不停地哭泣

    比饿更难受的是

    失去母亲的孤独伤悲

                          

毋庸讳言,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是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时期,而是生活在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年代。所以歌曲的召唤、鼓舞作用已经不那么强烈,从文化生活的角度来看,如今进入了一个大众娱乐时代,歌曲的流行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消费色彩。歌曲的教化作用随之而淡化,词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担当什么的义务,也随之淡化。红红火火的群众歌咏运动已经不再时兴,因为群众唱歌全凭自己的兴趣,而不需要别人去运动他们。

在这样的情势下,既不能为了“流行”而去迎合、追随低俗,又不能依然故我,兀自闭门造车,而无视世态的变化。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词家们写什么,怎样写,都需要进行新的思考,并大胆实践,来破解这道难题。

                          

过去我们一向认为:“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歌词亦复如是:它是歌曲创作的起点和基础,至关重要。这样的认识现在也不能说就错了,但是却只是局部的真理。陆正兰《歌词学》在导论里开宗明义就论述了歌曲流行的无个基本环节:歌词,音乐,表演,传播和传唱。然后她就指出:“歌曲既然是多阶段流传的多媒体符合艺术,歌词的产生就不能不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我们的词人大多只是把词作完成,就很少再考虑后面的环节;或者说,在创作的时候除了作曲恐怕并没有再考虑其他环节,除了是不是适合作曲以外,就不曾想到还有后面的环节,遑论还要受其制约。

其实,歌词天然是为作曲而写,而作曲又天然是为后面三个环节而作。现在,仅仅在《词刊》发表而没有作曲家问津的歌词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同样,仅仅在《歌曲》发表,而没有歌手、歌唱家青睐的歌曲也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歌众”也难得从那里选歌来唱)。我们重庆,如果没有优秀的作曲家、歌手、歌唱家,.词家们的劳动往往会被埋没,心血也就浪费掉。所以,从事歌词创作也就得有不计成败得失的决心,对于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歌词创作的词家朋友,我心中充满敬意。

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插曲有词曲家的用武之地,这些作品中就有主题歌。但是,可惜重庆目前的文化产业尚待发展,目前他们的机会不多。

据说,如今一些大的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往往要请词家和作曲家写厂歌、公司歌,这种“量身定制”的活儿,值得接受,既有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效益,也给自己带了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十一

中国古代,歌曲的乐曲大多失传,而使得的歌词得以流传。今天,事态却恰恰相反:歌词固然还是歌曲创作的起点和基础,但是,“行者”一离开起点,就把起点越抛越远了;地基一旦打好,楼体上升,它就被深埋地底。这就是说,歌词随着歌曲流传的一个个环节的“前行”而不断被淡化。与作曲家、歌手、传媒相比,词家不能不成为无名英雄,甚至“弱势群体”!一首歌越是走红,词家越是被淹没在歌手的光辉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词家们不能不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陆正兰还指出,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歌词甚至不断被淡化,被忽略,因为音乐的旋律比之歌词,在一首歌曲中,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大家都有“哼歌”的体验,这时候,歌曲已经只剩下音乐的成分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来标新立异,提出“歌词无用”论,更别说“歌词取消”论了。也不是蓄意向词家们泼冷水,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我都认识,有的是我的前辈,有的是我的朋友呢。只是希望词家们能够认清形势,摆正位置,冷静面对现实,从而甘当人梯,情愿为他人作嫁衣裳,从而心态平和,潜心创作,在高尚的精神劳动中自寻其乐,自得其乐。在这样的状态下,是完全能够创作出歌词的佳品,再经过另外四个环节而流传的。

实话实说,直言不讳,冒犯之处,敬请海涵。当然,若有不同意见,更希望能够批评指正。最后以两句大家熟悉的毛泽东词半阕作为对歌词界的朋友们的良好祝愿:

    俏也不争春,

    只把线春来报。

    到山花浪漫时,

    她在丛中笑。

                              9.8渝州悠见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诗酒自娱在2008-9-10 20:53:14的发言:

   中国诗歌古代的发展规律是每一种诗歌都产生于民间,与音乐交融在一起,流传于世。然后,文人介入,作为文学的诗得到完和提高,等翅膀长硬了又离音乐而独立如此周而复始,诗体越来越丰富。也有许多最初可唱的歌词,因为曲谱的失传而成为“徒诗”,即仅仅能读的诗。反正诗与歌词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一身而二任”者很多。fficeffice" />

但是“五四”以后的新诗就不同了。它并未与哪种歌曲具有“血缘关系”,一般认为其渊源是西方自由诗,一开始就与音乐拉开了距离。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不能没有歌曲,于是与诗大异其趣的歌词就应运而生<!--EndFragment-->

以上一段话说得好!

QUOTE:
 

诗酒兄好文章。我将好好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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