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在北京出版的《诗国》创刊号意欲整合当代诗歌创作,实行两个"并重"的方针,即创作与理论并重,新诗与诗词并重.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诗国》还旗帜鲜明地"倡导诗词现代化,新诗民族化".我认为,这"两化"抓住了当代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牵住了"牛鼻子",对于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此我举双手拥护,愿意为之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所以借此机会,谈谈这个"两化"问题.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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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个关键概念的"正名"
为了论述的方便,先阐明两个相关的观点:
第一,对几个关键概念的"正名":
先说"新诗".虽然从"五四"以来,快100年了,一直把以白话为语言载体的,不讲任何"规矩"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称为"新诗",其实这种称谓并不确切.因为"新诗"的说法古已有之,是指诗人新作的诗篇."新诗改罢自长吟","新诗不落语言间","新诗吟得百余篇","新诗似锦唯缄恨"等句即可证明. 那么,刚刚吟毕的一首绝律之类不是也可以称之为"新诗"吗?何况，“新诗”的地位虽然曾经一度“惟我独尊”，但是对它的非议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些“顽固”的老先生甚至对其采取鄙薄的态度，至今拒不承认其“诗籍”呢*。
再说"旧诗","旧体诗"，“旧体诗词”这些惯用的指称现代诗词作品的称谓，因为是与“新诗”对举而存在的，而“新诗”又一贯被目为“主流”诗体，那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贬义了。再说，一位“新诗”作者过去的作品不是应可以叫做“旧诗”吗？
以上的剖析说明，这几个概念都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对“新诗”我今天没有别的办法，无奈只能约定俗成，或者以讹传讹，仍然这样叫吧；而“旧诗”、“旧体诗”、“旧体诗词”倒是统统可以废除了，迳称“诗词”，用以概括涵盖“曲”在内的所有中国传统诗歌样式，是完全可行的。有一位年轻学者、诗词家，叫徐晋如的，建议仿照“国画”、“国乐”将其称为“国诗”，我以为很好，但是若要确认、通用，还须待以时日。
第二，“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各位，这倒不是我的创见，而是原《诗刊》副主编、现《中华诗词》副主编、《诗国》主编，著名诗歌理论家丁国成先生在《诗国》创刊号发表的论文的题目。过去，就是吃了熊心豹胆，谁也不敢出此狂言，因为众所周知，这个“主体论”可是尽人皆知的“最高指示”呀！如果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表这一指示的1958年，新诗是名副其实的主体，那么50年后，诗界现状早已“面目全非”了。因为“旧诗”这个被宣判为“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因而“不宜在青年年提倡”的体裁，在这一指示发布20年后，就已经从垂死的绝境奇迹般复活，在中华大地蔚为大观了。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样式在对新诗叫阵与挑战之后，雄辩地显示了她的生机活力，收复了在几千年诗国的大片失地，完全取得了堪与新诗并驾齐驱的地位。
在这样两点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两化”问题了。
二 诗词的现代化
诗词的复兴无疑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毫不为过。其盛况有目共睹，不必以数字来说明问题，谁也无法作出精密准确的统计。我只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究原因：
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几千年光辉的诗歌传统，产生了许多伟大、优秀的诗人，存留下来无数闪光的诗歌的瑰宝，尽管有可能暂时被遮蔽，但是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必然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顽强地发挥其影响，从而得到传承和发展。
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能够为后人所学习，所掌握，所运用，从而成为表达内心体验的方式，成为人们互相交流的良器，成为展露才华的渠道，成为有益于人们精神生活的美好家园。一句话，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无庸讳言，诗词曾经饱受打压，命交华盖；然而即便如此，在“无四”以后，她仍然显示了对于现代题材的适应能力，还是产生了不少佳作，一部《20世纪诗词选》完全可以证明此言不虚。
另一方面，新诗在30年来不仅在艺术上背离民族传统，极度西化，而且其表现的内容往往光怪陆离，填塞着许多非诗的东西，这样就不但缩小了自己的作者队伍，而且从与广大读者背道而迟，“为丛驱雀”，把他们推送到诗词的怀抱。此为诗词之幸，抑或诗之不幸乎？
不过，诗词发展到现在，在许多方面也还不尽如人意，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准，更不能无愧于前人所达到的高度。而诗词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现代化。
这个任务提出的依据是诗词创作的现状。这里就不讲30年来诗词创作的成就了，只谈我认识、理解到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曰泥古，二曰应制，三曰改革。
当代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问题是泥古，即食古不化的现象。我看就无须举例了，反正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在古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是没有出息的，注定行之不远。当然，要学习诗词创作，不从我们丰富的古典诗词遗产汲取丰富的养料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古人的作品经过了时间的汰选，遗留下来的经典常常令我们叹为观止，崇拜不已。所以初学一般从模仿入手，这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正是学习诗词创作的必由途径，不二法门。然而，古人的作品毕竟是产生于彼时彼地，我们只能学习其内在精神，创作技法，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跳出其窠臼，让前人的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自力、自主地用以反映此时此地人们的生活，抒发自己从生活中获取的感悟，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学古人而似之，虽则置诸前人集中几可乱真亦不可取，并不能显示其高明。当今的社会生活既有丰富的内容，又面临深刻的变革，正可以为我们的诗人提供无限的创作题材，为我们挥洒才情展现了广阔的天地。这才是“源”，无源之水必涸也。可能弄到后来，自己也觉得索然无趣，如不改弦易辙，就只好弃诗词而他图了。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我把它归结为“应制”，实际上是指诗词创作中所谓的“老干体”，“节日诗”，泛政治化。看起来配合中心而写作已经很现代化了：比如建党多少周年，国庆多少周年，“X大”召开，“神七”上天，北京奥运，古代有吗？然而，为这样一些节日，一些事件而写诗，实质上就相当于古代大臣们奉皇上之命而写“应制诗”，或曰它们是“应制诗”的“现代版”。不说这是古代诗歌中的糟粕，起码也是“次货”。虽然你不是奉谁之命而作，却是遵循一种惯性，遵照“为政治服务”的过时观念而写作。我相信写这些作品的同志，都有饱满的热情，真实的愿望，但是很难有诗人自己的独特感受和高超的表达，千篇一律，枯燥乏味，那是很难避免的。这样的作品，作者当然有创作的自由，但是拿出来发表，却没有什么意义。这里我想就“老干体”带说几句：许多老干部退休以后，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雅好诗词，并且他们往往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容易掌握格律，能够加入诗词创作队伍，何况他们还那利用自己的影响为诗词活动创造条件，本来是好事。不过由于他们长期厕身官场，对诗意的感悟可能比较迟钝，而对于政治则过于敏感，热中于那样一些题材也可以理解。不过，我是很希望他们能够拓宽题材和思路，写出生活气息更浓，具有更高品位的作品来。实际上，笼统地说“老干体”并不确切，因为有的老干部写诗并不是这样的，如四川省诗词学会几位老会长，我们重庆的姚益强先生就是优秀的老诗人；反之，若干年轻一点的朋友的创作也不能说就没有泛政治化的倾向。
第三个问题是诗词的改革。这可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恐怕要多费些唇舌来阐述。我算是在这里姑妄言之，列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考察中国诗歌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变革的历史。撇开内容的层面，只就形式而言，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品类的增加和语言、声韵的变化上。古典诗歌的各种品类我们是“照单全收”，和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当代诗词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语言和声韵上。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渐变的，诗歌的语言必然随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这个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与新诗相比，其语言载体应有区别：新诗使用白话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而当代诗词应该使用什么语言呢？显然不能用白话，因为即使保留了句式的特征，那也与民歌没有差异了。但是也不宜使用古代那样的文言，因为毕竟与人们的口语相去太远。所以我主张今日之诗词宜用浅近的文言，尽量忌讳深奥的文言词语和生僻典故。其实，就是古代的诗人，也有许多明白如话的佳作，今天读起来并没有什么理解上的障碍。如“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一行白鹭上青天”、“好水好山看不足”之类，不胜枚举。甚至唐代还有号称“白话诗人”的王梵志呢。至于元曲，则更是十分接近口语了。使用浅近的文言，既可以保持古典诗歌的特色，也有利于反映今天的生活，有利于读者的接受、欣赏，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作为语言的风格，诗人们也不妨各有追求，悉听尊便。
说到声韵的改革，意见分歧比较大。一是坚持用古韵，即诗遵平水，词照词韵，还是用今韵，即按照《新华字典》的语音划分韵部？二是讲究平仄时，是保留入声，还是废弃入声？现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各行其是，人们习称“双轨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权宜之计。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二者在使用时要做到“泾渭分明”，不能混杂不清。
依我之见，已经惯用古韵的诗人，如果不愿意改变，不妨照用不误；而初学诗词者，因为起码具有初中文化，汉语拼音比较熟悉，亦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等工具书便于使用，用今韵不是非常便当吗？事实上，因为语音的变化，有的古诗以今音读之，就没有韵感。所以连大诗人艾青也闹出笑话，竟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不压韵！那么，用古韵写今诗，读今音，有时候不是也会失去压韵应有的作用吗？而词韵较之诗韵更为宽泛的事实，不也正好说明古代诗歌的用韵也是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吗？那么，我们今天作诗填词为什么又不可以采用已经变化了的语音的韵部划分呢？《中华诗词》杂志曾经公布过一种按照今音分类的韵书，受到广泛的欢迎，说明使用今韵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老诗人尹贤编著了一本《新韵诗词曲选评》，他在《增订本序》中说：“我和许多诗友相信，再过50年，100年或200年，写诗词必然是以新韵为主。”对此，我也是深信不疑的。这个选本收集的不少作品，都堪称佳作，以事实证明了新韵的使用会妨碍诗意表达的疑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还有一个入声字问题。现代汉语中，除了少数方言外，大部分地区在发音时都不再保留入声。也就是说，那些古入声字原来的声音已经“死”了，你已经读不出它的本音。那些入声字已经分派到现代汉语的四个声部中去了。那么，你坚持在当代诗词中保留入声字的原有“地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所以，我认为在当代诗词创作中，以今音的一、二声为平声，三、四声为仄声，按照近体诗的平仄规律行事，是完全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也切实可行的。
这些意见，早在好几年前，我就写入《诗词改革刍议》一文，在《中华诗词》发表。如今诗坛的现状已经证明，这是符合发展趋势的。
三 新诗的民族化
新诗从提开始就是舶来品，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诗文化的根基。据考，外国的自由诗由美国的惠特曼于18世纪30年代创始，然后传至全世界。在中国，是在1916年，由《新青年》杂志开始发表不讲任何规则，即没有诗的文体规范的自由诗，被胡适称为“新诗”。在此以前，中国诗界是格律诗的一统天下。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就是以为只有近体诗即绝句、律诗才是格律诗。其实不然！所有的中国古典诗歌都是格律诗，各种诗体之间，只有格律宽严之别，而不存在有无之分。这就是说，新诗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营养不良，除了使用汉字以外，一直没有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在广大群众中没有根基。如果说，毛泽东对于“旧诗”作出了错误的论断，那么他1965年说因为新诗“不能成形”，所以“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则是符合事实的科学判断。到今天，又是40年过去了，新诗的现状又是怎样呢？经过再度西化，它已经在背离民族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我曾经在一次关于新诗的讲座中，对于新诗的现状作过这样的描述：
多元无序，诸侯割据（多元好，无序应该是暂时状态或过渡时期）；
没有准则，批评失语（几年前《诗刊》还在开展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不了了之；没有大家认可的标准，正常的批评就不可能进行）；
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内部的无原则纷争与外界的指摘不断，读者的背弃与诗人的改行都很明显）；
顾影自怜，自怨自艾；
茫然四顾，英雄末路；
临渊履冰，面临危机；
能否存活，屡遭质疑（“诗亡论”不时敲起警钟，鲁迅甚至在写于新诗诞生后的第七年的《诗歌之敌》中就曾说：新诗却已奄奄一息！）
我分析产生以上危机的原因是——
A.内容：
混乱低俗，以丑为美，以臭为香，嗜痂成癖
露阴癖成灾，下半身招摇过市
“垃圾”居然成派，蚊蝇乱飞
佛头着粪，乱反一气
鬼画桃符，满口呓语
B.形式：
极端散文化，连分行这唯一得外在标志都遭到有些人的废黜；
放逐音韵，摈弃节奏，以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面目可憎，望而生畏；
丧失自我，失去自身的文体特征，也就失去在文学家园的安身立命之地。
可怕的后果——
诗人们如果一味地自绝于读众，无异实行慢性自戕，自杀。长此以往，吾恐诗将不诗矣！
与诗词不同，新诗的症结在在于背弃民族传统，丧失生存根基，历经百年之久，还没能里立足于中华大地，植根于人民心中，简直是病入膏肓。在这样的情势下，吕进和骆寒超两位有远见卓识的诗评家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其核心就是改善自由诗，建立格律诗。简言之，就是要改变当下自由诗完全不讲法度，等同于分行散文，失去诗的文体规范，亦即失去在文学领地安身立命的土地的状况；同时，要在从闻一多开始，几代诗人为之奋斗的已有成果基础上，建立新诗的格律，最终促成格律体新诗的形成。这是一个大题目，大目标，新时期以来，已经走出漫长的隧道，取得长足的进步，见到光明的前景。这里无法详述，总之，我可以断言，格律体新诗一旦建立起来，新诗就将恢复音乐性，找回诗之为诗的那些要素，重新回到中国悠久、优秀的诗文化传统的怀抱，那么她就有望凤凰涅槃，得到新生。否则，还像目前这样执迷不悟，一味瞎闯，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
在论述了这个“两化”问题之后，有必要指出，现代化之于诗词，民族化之于新诗，都不过是它们在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些与各种诗歌创作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诗与时代、诗与生活、诗与读者的关系，诗人的自身素质，诗歌发展的外部条件等等，并非就不重要了，不需要重视了。特此说明，以免误解。
四 21世纪的诗歌版图
我今年写过一篇文章，作为我主编的“东方诗丛”的总序，题目是《21世纪的中国诗歌版图这是我对本世纪现在诗歌发展走向的一种预测，现在也简单谈一下。
我以为“两化”既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不信春风唤不回，中国的诗歌是会走上这样的道路的。期以时日，我相信，至迟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诗坛会呈现这样的局面：总体上划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两大块，而格律诗又分为诗词和格律体新诗两部分。在新诗中，自由体和格律体之间，还存在着准格律体和半格律体这样是中间地带；而在诗词中，遵循既有格律规范的“正宗”应是主流，但只要不妄称律绝，妄加词牌，只要有足够的诗质，还是应该允许早已有人在尝试的所谓“新古诗”的存在。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准诗词”吧。这样，在形式上诗歌就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的理想。如果再加上不同风格、流派的诗歌共存、竞争，那就会重新出现一个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让我们都来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奋斗吧！
*浙江王留芳《今四声十家诗词选.代跋》指出，“诗”是西语POETRYD误译，其本义应该是“短章嘉句”的意思。因此他认为应该把现在所说的“新诗”还原为“短章嘉句”，或者就另外将其命名为“又+寺”，读YOU音。
